被判了六次死刑的人

2024年12月，保定监狱。

妻子李杰透过玻璃看到瘦得变形的原伟东，输液管垂在轮椅旁

眼珠黄得发亮。

他对妻子说，我想你了。

23年，原伟东被河北高院六次判处死刑，

一次又一次的重审中，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如今，癌症晚期，他提出的唯一愿望是回家。

“证据全被警方丢了，恰恰说明他无罪。”

河北的天空下，这样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微弱。

河北廊坊，1995年11月29日，一个寒冷的夜晚。胜芳镇的一间民房内，杨长林一家四口遭遇袭击，三人身亡，仅杨长林的妻子张金萍幸存。

她的陈述如同剧本反复修改。起初，她说自己在进院门时就被击晕；六年后，她又被警方带走做了新的笔录，改口称“装死眯着眼”目睹了一切。

案发后，据《现场勘验笔录》记载，警方现场提取了包括洋镐、菜刀、尼龙绳和一块黄色日产石英手表在内的重要物证。

然而，案子迟迟未破。

五年后，2000年12月22日，同镇再次发生一起灭门案。刘德成一家三口被杀，住在对门的原伟东被警方锁定为嫌疑人。

十年后，河北高院承认，这是一场冤假错案。六人被无罪释放，但在此之前，四人已经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

农业税票和通话记录可以证明我不在案发地，但这些从未被调查。

农业税票上清楚地写着原伟东案发当日身在东北。

当年，随着调查的深入，原伟东和汤凤武不仅被指控为这起新案件的凶手，还被认定为1995年杨长林灭门案的凶手。

物证呢？

在案件审理时，办案机关出具了一纸说明：

1995年的卷宗和所有关键物证已经丢失。

案件离奇，物证全无，嫌疑人原伟东的命运，自此被卷入一场无休止的程序漩涡。

2001年，原伟东在东北家中被抓捕，随后姚俊来、齐连强两人也被捕。

警方称二人为雇凶者，但半年后这两人：

交了4万元罚款，无罪释放。

理由是不配合调查。

雇主不配合调查，所以找不到原伟东的杀人动机。

这是河北警方的办案逻辑，也是原伟东案的荒诞核心。

2001年，灭门案幸存者张金萍被要求指认凶手。她说，四个人站在对面，只有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还剃了光头。

于是，指认完成了。

她指认了唯一戴着手铐脚镣的人。

此后，原伟东被判死刑，多次上诉，多次重审。

23年，羁押未解。

2002年，廊坊公安局刑事技术大队出具了一份说明：1995年现场提取的菜刀、钢镐，以及残缺掌纹样本：

均因装修、搬迁，证据遗失。

2014年，警方第二次说明出炉：

犯罪现场原始卷宗丢失。

说明落款的公安局刑警大队，仅用一句“已出具过说明”轻描淡写。

“程序合法，无刑讯逼供。”

这是霸州公安局2002年出具的证明。

然而，原伟东入所时的体检记录写明：

舌头被电伤，耳朵有外伤，腿部肿胀。

汤凤武的体检报告同样显示全身带伤。

多年后，杜国利，这位主办刑警，被曝出刑讯逼供，甚至自称：

国家发证的黑社会。

原伟东从被窝里被拖出来，双手被反绑，脚镣冷冰冰地扣上。

刑警杜国利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用枪顶着他的头。

没有法律手续，也没有说明原因。

那是2001年的一个深秋，河北的风很硬，吹得让人喘不过气。

几天后，杜国利坐在审讯室里，看着原伟东，说：“编，你得给我编出故事来。”

“不编？不说实话？收拾他！”

于是，电棍上场，电话线缠在原伟东的脚趾上，“测谎仪”摇得啪啪作响。杜国利的话语回荡在屋里：“打着你说也得说。”

原伟东不是唯一的目标。他的妻子李杰也被带进了同一个看守所。在那里，她遇到了所谓的“十八层地狱”。

李杰看着杜国利，语气坚定：案发当天，原伟东正在大队交农业税，他不可能杀人。

她提出去镇政府调取农业税票以证清白，杜国利却没有理会，反而将李杰扣押，指控她涉嫌“包庇罪”。

如果当初杜国利愿意去调取税票和通话记录，这场冤案也许根本不会发生。

一只老虎凳，几根电话线，两支电棍，构成了她的刑讯场。警察轮番上阵，把电棍塞进她的裤裆，又用铁棒敲击她的脊背：

“你说不说？天上的星星有几颗？不许说不知道。”

她无言以对，每次答不上，迎来的就是一场更猛烈的电击。

提上裤子扫黄，脱了裤子嫖娼。

这是刑警杜国利的原话。

杜国利问李杰：“脚上的电话厉害，还是手上的电话厉害？”

她咬断了自己的头发，嘴唇肿到一起，满嘴都是血。

河北廊坊，1995年灭门案侦办期间，刑警杜国利和他的同事们在审讯室里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测谎仪：

旧式转盘电话。

他们把电话线缠绕在嫌疑人的手指、脚踝和耳朵上，

用力摇动电话，电流通过皮肤，传到骨头，再到内脏。

有人形容：

就像肠子被拽了出来。

当时的审讯室，声音复杂而有序。

电话转盘的咔哒声，电流穿过身体时的劈啪声，夹杂着警察的怒吼与倒计时。

“10下，20下，30下……摇到你开口为止！”

“我不相信撬不开你的嘴。”

李杰被电到晕厥，又被泼水唤醒。

她试图反抗，用牙齿咬住衣领，却换来更猛烈的电击。

杜国利摇完电话，拿起电棍往她的嘴里杵，说，今天你要是交代不了，就把你丈夫弄过来：

让你丈夫看着你受刑。

她是原伟东的妻子，而原伟东是这起灭门案的主要嫌疑人。

公安机关没有找到物证，案发现场的卷宗早已因搬迁丢失。

1995年案发后，原伟东从家中被带走。他在审讯室里呆了10多天。

警察给他上刑，将电话线缠绕在他的脚趾上，通电。他们称之为高科技，用来测试嫌疑人的谎言。

原伟东的手被电得全是窟窿，关节裸露。

电棒电得他说不出话，嘴里全是伤，警方送走他的时候：

连看守所都不愿意收他。

妻子李杰在老虎凳上被绑了18天，双手反铐，无法活动。

她来例假，没有卫生巾。

警察让一个男同事跟着她去厕所：

扔给她一张旧报纸。

“这就是你该用的东西，”他说。

当李杰的头一次次撞向暖气片，血溅得满墙都是时，杜国利看着她：

你刚从战场回来啊，烈士！

原伟东的家人并非唯一的受害者。几名女性被刑讯逼供，仅因为她们的丈夫是嫌疑人。她们在老虎凳上熬过日夜，交出数万罚款才得以释放。

一位受害者回忆：月经期间，他们不给卫生巾，只扔来一张旧报纸。报纸染红了，她的心也彻底冷了。

“不许哭，”杜国利说：

哭也没人听得见。

与原伟东等人同时被捕的另案嫌疑人刘赐喆，甚至：

被电击致死。

2002年，两起灭门案的七名嫌疑人一同受审。

庭上，他们纷纷翻供，每个人都要求当庭验伤。

法官低头看了看案卷，又扫了一眼检察官递来的“刑讯逼供不存在”的说明。

没有任何录像，没有物证，也没有验伤结果。

只有办案警察自己签署的承诺书。

不要再讨论刑讯了，讲案情。

从那一刻起，案件便注定了方向。

“卷宗丢失，可以补充一份说明。”

在法庭上，公诉方重复这句话时，大家都沉默了。

他们知道，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背后，是整个司法程序的失控。

原伟东和其他几名被告人被五次判处死刑，三次上诉成功。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撤销判决的裁定书中明确提到：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09年，河北高院改判原伟东、汤凤武死缓。然而，物证依然“找不到”。案件真相，埋在了这批物证的失踪中。

2013年，最高法指令再审，案件回到廊坊中院。这是这个案子被河北高院推到廊坊中院的第四次重审。

2020年，案件再次被中止审理。

四次死刑，三次发回重审。

2003年，廊坊中院一审判处原伟东死刑。河北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这一循环，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一再重复。

2009年，河北高院的合议庭得出结论：全案事实不清。

然而，案件仍在拖延。最高检的回应是：“不存在超期羁押。” 

23年没有生效判决，没有释放，这算不上“超期羁押”，

那么，什么才是？

审判程序的荒谬被推向极致：

2013年，最高法指令河北高院重新审理，并明确指出非法取证的证据必须排除。

然而，即便如此，廊坊中院仍以排除后的更加不足的证据，再次判处原伟东死缓。

原伟东的辩护律师问公诉人：“你们连案发现场的证据都没有，怎么证明他是凶手？”

公诉人沉默片刻，回答，案件依赖证人证言和被告供述。

而原伟东称，这些供述是在酷刑下获得的。

而幸存者张金萍做证言的时候，突然被带走，消失了几天几夜，指认原伟东时，只有原戴着脚镣与手铐。

2002年的勘验笔录中，记录案发现场提取了大量物证：茶缸、恐吓信、残缺的掌纹，还有血迹。

所有物证，连同原伟东的生物信息：

均未比对出一致结果。

换句话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原伟东与案件相关。

办案机关为何仍坚持认定？

没有答案。

河北廊坊，安静如初。

“这个案子是你做的也是你做的，不是你做的也得是你做的，冤也要把你冤死。”

刑警杜国利的话，在法庭上被律师当庭质证。然而，这位“国家发证的黑社会”，依然顺利完成了他的破案。

2023年6月，河北高院再审。

这场审判，是原伟东用胃癌晚期病情换来的。

开庭的日子，廊坊中院外，冷风掠过。

原伟东坚持要到庭，为无罪的希望争取最后机会，这是他开庭前的最后一句话。

然而，当天早上，法庭却让辩护律师到一个小房间商量——劝原伟东放弃出庭。

律师回到休息室，征求原伟东及家属意见，结果显而易见：不同意视频开庭。

但合议庭的决定比拒绝更直接：

对原伟东中止审理，对同案嫌疑人汤凤武继续开庭。

法警们抬走了原伟东的姐姐。目击者说：

就像杀猪一样。

六七个法警把汤凤武从候审室拖到法庭，用拘束绳绑在椅子上，手铐和脚镣格外刺眼。

信号中断，旁听室一片沉默。

“他不配合庭审。”法官说。

汤凤武哭诉：“我被刑讯逼供，塑料袋抹芥末油套头，喝辣椒水，几天几夜不让睡觉。”

他的声音沙哑，法庭里却没有一丝动静。

当年警察跟他说：

“小武子，是你也是你，不是你也是你，冤也要把你冤死。”

法警和法官走到他面前，低声劝他冷静，“有话开庭时说。”

于是，庭审继续。

公诉人在举证时，唯一可用的物证是幸存者张金萍的辨认录像。

辩护律师要求播放，但法官拒绝。

几位法官三次商议，拒绝播放，甚至中止庭审：

录像始终未能在法庭公开。

律师申请公诉人和合议庭成员回避，被当庭驳回。

汤凤武的愤怒，定格在当庭解聘律师的瞬间。

法庭外，几十名律师、媒体和家属聚集等待旁听。法庭内，法官宣布不允许原伟东出庭，只能通过视频出席。

家属提出直播庭审，让全国人民见证，却被拒绝。

原伟东的胃癌已发展到晚期，肿瘤疯长至11厘米。他的唯一请求是，先宣判无罪，再接受治疗。

然而，漫长的拖延与失控的审判程序，像是无形的刀，将他的生命一寸寸割裂。

“1995年的卷宗和物证丢失得干干净净。”这是二十多年间唯一的清晰事实。

2024年6月，河北高院第五次二审开庭。庭前会议纪要中，法院的重点是：

庭审安全稳控。

合议笔录明白写道：

全案事实不清。

然而，最终结果却仍然是：

维持原判。

“没有杀人动机，没有杀人目的，我为什么被判死刑五次？”

这是原伟东在庭上的疑问，也是所有关注此案的人无法释怀的问题。

“我们将在庭后提交法律监督，要向法院提意见。”

这是出庭检察员在法庭上当庭的表态。

他们对一份录音证据的提交感到不满，并迅速做出了反应。

这份证据记录了被告袁卫东姐姐与一位关键人物的通话内容。

检方的理由是，旁听人员不能作为证人提供证据。

然而，辩护律师指出，这通电话发生在庭审之前，逻辑上与旁听无关，

更重要的是，通话内容的核心并非袁卫东姐姐的陈述，而是电话另一端的内容。

录音不过是作为视听资料呈现的一种证据形式。

“物证丢了，案卷丢了，辨认记录和生物比对信息，你说丢了。”

这是法庭记录中让人震撼的一部分。

1995年的命案侦查卷宗早已遗失，2001年的判决也充满疑点。

如今，证人证言矛盾百出，物证缺失，却依然试图通过零口供的状态推动审判。

当被告的两份关键供述被刑讯逼供的质疑一一击破，法庭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

如果无法证明供述的合法性，案件将何去何从？

下午出庭的一位证人带来了另一份材料。他提到，公安曾向他展示了一幅彩色画像。

这与案卷中保存的黑白画像完全不同。

证人断言，现场曾有多幅画像被制作和展示，而仅存的一幅，是唯一被保留的。

证人的话语让人不禁联想到更多的隐秘。

法庭上，辩护律师提出，公安是否隐匿了关键证据？是否故意遗漏了不利于指控的材料？

另一位证人回忆起自己的经历。他被公安抓捕后，不断遭受刑讯逼供。电击、殴打、威胁，让他在恐惧中放弃了所有的辩解。

“杀人我没有干，抢劫的事，我认了。” 

他说，当年他只希望能尽快离开看守所。

哪怕是认下十年的抢劫罪名，也不敢再提起上诉。

这种无奈在法庭上被还原，证人对刑讯逼供的描述让现场的气氛更加压抑。

有人感到愤怒，有人却依然面无表情。

原伟东的辩护律师语气克制却铿锵地说道，河北省高院必须传唤廊坊市霸州公安局的所有办案人员，他们需要对案件中丢失的案卷、矛盾的证据链以及隐匿的关键材料做出解释。

他直言，这起案件如果不被彻查，将是：

河北司法的一次历史性错误。

然而，法庭另一侧的检察官们面无表情地翻着手中的卷宗，没有任何回应。

有律师分析，卷宗可能并没有丢失，而是被：

侦查机关选择性隐匿。

他指出，这些卷宗被特意隐藏，目的在于掩盖案件中的严重失职和程序违法。

然而，面对如此明确的指控，河北省检察院并未做出正面回应，而是拒绝讨论这一问题，理由是：

审判阶段不涉及侦查细节。

另一位辩护律师再次强调，法庭上的任何证据都必须来源清晰。

然而，检方提供的两份关键笔录，不仅取证人缺席，甚至连被告人的签名也只出现在最后一页：

复印件是从哪里来的？

2024年，原伟东已被羁押超过22年。

他的双手残疾，身上仍留着十多处电击伤痕。

“我没有杀人，但我知道，我很难再走出这个看守所。”

一份2001年的入所体检表上，详细记录了原伟东的伤情：“舌头有电伤，腿肿，耳朵有外伤。”

这些痕迹不仅没有引起追责，反而被当作合法程序的一部分被掩盖。公安局甚至在说明中明确写道：

全体办案人员严格依法，没有刑讯逼供。

至于杜国利，这位发明“高科技测谎仪”的审讯专家，已经升任当地网警大队队长。

死水般的案件与命运，吞噬了一个无辜之人的人生。

而真相，依然遥不可及。

2001年到2024年，河北省高级法院审了22年，延长审限34次。

每次家属问结果，得到的回复都是，“再等等，稍微再等等，会很快。”

23年的时间里，原伟东经历了六次死刑判决。

2020年，法院承认所有的口供来自刑讯逼供，依法排除。然而，没有证据的他，依然是杀人犯。

他的姐姐原淑娟问：

“没有口供，没有动机，甚至连案发现场的物证都丢了，为什么还判他有罪？”

2024年10月17日，原伟东因为胃癌晚期做了胆管手术。十天后，他仍然被绑在病床上，戴着脚镣。

家属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理由是：

他随时可能去世。

法院的答复是，“等一等，再等等，会很快。”

这答复跟二十年前差不多。

从案发至今，河北省廊坊的这起灭门案成为了一场权力游戏。

参与案件的警察、法官，没有谁能站出来为真相负责。

他们隐匿了证据，用暴力制造口供，再用沉默消解质疑。

原伟东的生命耗尽，真相仍然远去。

8437天，原伟东依然被囚禁在看守所。

这天，他在病房的玻璃窗后，对着姐姐露出了一个虚弱的微笑：

姐，我想吃一个苹果。

原伟东案不仅夺走了他的自由，也毁掉了他的家庭。

母亲金亚芹为了儿子喊冤，在石家庄高院门口磕头至死；

父亲原振福为查农业税票被拘留一个半月，最终因癌症去世；

弟弟原伟刚在最高法信访大厅喊冤，割（）自（），获刑两年；

另一位弟弟原伟明因为喊冤时挣脱阻拦，涉嫌“袭警”被判八个月他的儿子，6岁时被贴上“杀人犯儿子”的标签，初中没读完就辍学。

“我们一家人从未停止喊冤。”

23年过去，原家四散，亲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案件却依然毫无进展。

他们的喊冤信积累成山，却如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