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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广州白云区一所小学内，一场校园冲突成为二十年后“涉黑标志性案件”的核心。冲突的起因是江永忠因为儿子在学校被欺负，与对方家长发生了口角。村民的回忆中，江永忠只是“讲了几句道理”。然而，警方的笔录却记录着两种版本：“他打了那个同学的手掌。”稍后，又改成了“他打了那个同学的脸”。
情绪升级，冲突扩大。学校的保安拦下了江永忠，用钢叉顶住他的胸口，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江永忠头上的伤疤，如今仍清晰可见。村民听闻消息赶来支援，混乱中，有人挥拳，有人试图拉开。这场事件后来被省公安厅过问。调查结论显示：双方都有受伤，村民的反应是临时起意，事件以调解和解撤案。
然而，二十年后，这起早已平息的纠纷却成为江永忠、颜俭赞一家被控“涉黑”的核心证据 。一审判决书中写道：
“颜俭赞为树立个人权威，组织数十人打砸学校。”
而据案件当事人陈述，颜俭赞并未在场，甚至毫不知情。唯一的“参与者”，是他的弟弟颜俭根，“只是看到有人聚集，路过学校门口看了一眼。”
公诉人在庭审中强调：“这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犯罪团伙。”这起黑社会案件中“团伙成员”的构成，包括：颜俭赞的妻子、弟弟、弟媳和
当时年仅十岁的儿子。
另一段被指控为“关键证据”的情节，则来自2015年的一次停车纠纷。颜俭根（颜俭赞的弟弟）因停车问题与某公司员工发生争执，双方被带入派出所。“一审判决书说，这次纠纷是颜俭赞通过‘斡旋’处理，显示了其黑社会头目的地位。”辩护律师在庭上指出，“可这只是家人之间的普通帮忙，如何变成了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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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6日，广州中院，颜俭赞等人的庭审进入第三天，笔录是控方指控的核心证据。辩护律师翻开文件：“颜俭赞签字的这份笔录，所有供述是否真实？”公诉人回答：“当然真实。他本人已经供认不讳。”
然而，辩护律师紧接着指出，这些供述的形成过程：“颜俭赞在侦查阶段经历了长达13天的疲劳审讯 。”笔录也存在多处问题：“不同被告人的供述内容大段重复
“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
审讯的第一天，侦查人员刘侃递上一份笔录，冷冷地说道：
“你签也得签，不签我们也能用。”
颜俭赞拒绝签字，审讯在深夜继续。“你不签，家人也得跟着倒霉。”侦查员补充道。
这句话让颜俭赞沉默。他知道，自己的家庭已经被卷入案件之中 。接下来的几天，审讯时间被拉长到十几个小时。“他们不让我睡觉，问题一直重复。”颜俭赞在庭上回忆道：“我分不清白天还是晚上。”
颜俭根的手腕与脚踝上至今留有伤痕，非法使用戒具被解释为“只是稍微紧了点”；何翠勤因心脏病发作多次被救护车拉走，却仍被要求在病床上签署笔录。另一位被告人描述了：“他们让我站了一整夜，说不签就继续站着。”侦查员的策略非常明确：通过身体的疲惫和精神压力，获取他们需要的供述 。13天后，颜俭赞终于在一份笔录上签了字。在庭审中，公诉人对此回应：
“关键在于供述的内容，而不是获取方式。”
这一观点引发了辩护方的强烈质疑：“如果获取的过程非法，这样的内容还能代表事实吗？”日夜颠倒的审讯，疲劳轰炸，精神的摧残。“不让睡觉，用矿泉水瓶敲桌子。” 颜俭根在庭上诉说着，这些笔录被逐字逐句复制进一审判决书，成为案件中最重要的“证据”。然而，辩护律师表示，这些“证据”更像是侦查人员拼凑出来的“故事”。
公诉人史玉申说：“我们拥有确凿的证据，包括被告本人的供述，以及其他证人的笔录。”辩护律师反驳：“这些笔录是刑讯逼供的产物，许多地方直接复制粘贴。请问，这样的笔录，能否代表事实？”审判长沉默了一会儿，挥了挥手：
“继续下一个环节，不要纠缠这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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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案件中的“铁证”之一，一份关于“猪肉配送权争夺”的证言被提出。证人声称，颜俭赞等人“抢走了生意”。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位证人本身从事的正是地下私宰业务，根本没有合法资格提供代宰服务。律师指出：“这不是证言，这是一场表演。”
案件涉及的大量录音录像，部分因“设备故障”缺失。例如，颜俭赞的首次供述录音正是其中之一。律师提出调取，但法庭认为“调取程序尚不充分”。这些缺失的片段，正是公诉方认定“供述一致”的关键：
“如果这些录音能证明清白，为什么会刚好缺失？”
辩护律师质问，但并未得到回应。与此同时，另一段录音中，出现了侦查员的提示性语言：“你可以承认这一点，对你有好处。”这句话被律师认为是典型的诱供。
辩护律师：“你们如何证明供述一致没有人为干预？”
检察官：“笔录显示供述一致，这就足够证明。”
律师讽刺道：“是啊，连错别字都一致。”
侦查过程中，事实与编造的界限似乎变得模糊。村庄的琐事被刻意放大，普通人的举动被重新定义。这些情节，构成了案件的“黑社会”剧本。
案件中另一“暴力事件”涉及停车纠纷。当时颜俭根因停车问题与他人发生争执，双方扭打后被带至派出所。颜俭赞随后去派出所保释弟弟，竟被记录为“斡旋处理涉黑事务，显示黑社会头目地位”。公诉人回应：
“我们关注的是事实，不是动机。”
“可这个事实是如何构成的呢？”辩护律师接着问，“凭借刑讯逼供后的笔录？”庭审进行到下午，辩护律师再次谈及笔录中的矛盾：“多位被告的供述内容几乎一致，甚至连句式和标点符号都一样。这显然是侦查员直接编写的结果。”公诉人说：
“笔录只是证据的一部分，不影响案件整体事实。”
“事实？”辩护律师扬了扬手中的笔录，“如果连证据都是假的，事实又从何而来？”
供述笔录是公诉方的最后依赖。所有被告都在侦查阶段承认了部分“犯罪行为”，而这些供述的合法性成为辩护方的主要攻击点。“这些供述不是他们真实的想法，而是侦查员通过刑讯逼供写好的剧本。”
根据公诉人的说法，颜俭赞一家被定义为“黑社会组织”，理由是“长期控制地方经济，通过暴力维护权威”。辩护律师则在庭审中强调：“从案卷中可以找到的所谓犯罪事实仅包括两起轻微纠纷：一场20年前的校内冲突和一起停车争执 。” 公诉人的解释是：
“黑社会犯罪，不一定依赖暴力和利益。只要有组织行为，足以定罪。”
辩护律师提出异议：“如果没有确凿的犯罪事实，这样的逻辑会让任何家庭成为潜在的‘犯罪团伙’。”
面对律师对笔录真实性的质疑，公诉方的回应总是耐人寻味：“笔录内容已经过核实，并不存在刑讯逼供。”颜俭赞情绪激动，站起身来大声喊道：“你们随便怎么判，但这都是假的！”法警试图让他坐下，而审判长则冷冷回应：
“情绪化只能说明你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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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院第三法庭，一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法庭，却承载着这场声势浩大的“涉黑”案件。原本案件审理需公开，但家属旁听人数被限制为每位被告两人，还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 “这明显是变相的不公开审理。”一位家属低声说道。
庭审伊始，审判长黄坚便强调了“专业性”。他说：“我是30年的老法官，我做事自有程序。”随后宣布：
律师发言时间被限制在一分钟内。
一位辩护律师：“..关于证据的合法性，我需要解释——”
“时间到了。”审判长打断，敲下法槌，语气冷硬：“发言超时，下次注意。”
“一分钟能说什么？”另一位律师抗议道。审判长冷笑着回应：“这就是规则。”随后，敲下警告处分的法槌声又一次响起。
律师要求调取笔录与同步录音对比，证明供述存在被篡改的可能。然而法庭却以“程序不充分”为由驳回申请。关键录像缺失，公诉方却解释为“设备问题”。“为什么偏偏是关键时刻的录像消失？”律师追问，审判长则快速转移话题：
“继续下一个环节。”
庭审进行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环节时，律师多次提出刑讯逼供的线索。审判长的耐心似乎到了极限。他对一位律师连敲五次法槌后，命令法警将律师逐出法庭：“不服从法庭安排，就没资格继续发言。”庭审现场一片混乱。另一位辩护律师站起反对：“我们只是履行职责，您不能如此滥用职权。”审判长冷冷地回应：
“你也想试试被警告吗？”
当天的庭审结束时，数名辩护律师已被驱逐。旁听席上议论纷纷，审判长却毫不在意，宣布：“庭审按程序进行，一切符合规范。”
颜俭赞试图陈述自己在侦查阶段遭遇的刑讯逼供，他情绪激动，话语被审判长黄坚数次打断。最终，他站起大声喊道：“我要说真相！”审判长毫不留情地命令法警：
“让他安静。”
场内陷入一片死寂。
后来，在简短的休庭时段，颜俭赞的律师说：“如果连他说话的权利都没有，这场审判还有什么意义？”
没有人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