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难时势中保卫公民：1930年代美国和法国的公民权与移民遣返
摘要：
由于移民在迁入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不稳定地位，和与主流人群之间社会与政治联系的贫乏，他们在历史上通常更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袭扰。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期间，公民权成为两战间期两大主要迁入国——美国与法国——的外来移民是否能够享受社会保障权利的关键因素。本文主要研究公民权侵入特定社会与政治生活领域中的方式，而这些领域在之前与公民权并没有太多联系。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本文利用并补充了关于国家建设（state formation）与现代国族共同体建构（the making of modern national communities）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尤其关注一战后民族国家权力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扩张。法美两国均加强了对各自移民的管控，并加大了对社会救助项目的资助。相似地，迁出国也强化了向海外公民提供“远程保护”的力度，通常通过双边劳务协议或扩大化的领事支持得到实现。当国家开始以更强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意图，移民和非移民之间、迁出国和迁入国之间新的、也是更加强固的边界便形成了。其中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前所未有的移民遣返压力。与大多关于该主题的既有文献相反，本文同时强调了迁出和迁入国不断发展的国家权力，以及与之相应的对公民权的强调，而这正是移民遣返的主要动因。
学人简介：
Matthew J. Baltz，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发表时），现为巴克内尔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助理教授
文献来源：
Matthew J. Baltz
一、引言
美墨边境墙
学界对国家扩张、移民管控和公民权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四种视角。（1）第一，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视角，强调国家相关的制度建设对提升控制人口流动能力的作用。（2）第二，移民管制政策的视角，关注相关领域的法规演变。（3）第三，将国家视为一种作为新的社会封闭形式出现的机构，是一种人们在其中为国家成员资格和由国家分配的集体资源进行斗争的机构，例如福利国家内部移民和非移民的分化。（4）第四，强调迁出国的相关政策。
本文的理论意图在于，试图建构将国家建设的历史过程与公民权身份连接起来的理论。本文从Andreas Wimmer的理论中获得启发，他将现代国族共同体的建构视为“将民族主义原则与现代国家对内部居民进行吸纳与排斥的制度性实践连接起来的机制”（Wimmer，2002），这一机制有法制、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的五个维度，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共同体逐渐走向封闭。到了漫长的二十世纪末，民族国家模式的核心特征凸显出来：公民权法案划分了公民与移民之间的界限；民主和民族主义运动意在取代外国统治者，支持本民族国家的政府；征兵制度用国民军取代了雇佣兵。民族国家的边界“在针对移民的福利制度和国家管制的出现后达到了顶点”（Wimmer，2002），美国和法国在两战间期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尽管两国在封闭民族界限方面都没有达到Wimmer的理论中所指称的理想程度，但都经历了导致非公民状况恶化的国家权力扩张过程。
但Wimmer的理论并非不需要改进。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权力在社会援助领域内的扩张和对移民管控的加强导致的民族界限的封闭只在民族国家内部发生，但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同样会强化这一过程。具体说来，迁入国并不是在唯一在这些领域中扩展权力的主体，迁出国也在强化相应领域内的权力。他们的活动，即使是为了确保对公民的跨国保护，例如通过劳工条约谈判以确保移民平等获得社会援助，但却增强了国族作为移民是否将获得社会和法律权利以及相关保护的标准的作用。迁出国基础性权力的增强推动了针对本国公民的国族建构，这一建构甚至是跨越地理边界的。
在Wimmer的基础上，本文进而考虑了迁出国对海外公民“远程保护”的作用。远程保护是指国家对本国疆域之外的海外公民提供“保护”的国家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包括谈判国际条约，监督本土法规、协议和国际法的遵守情况，或为公民返回本国提供帮助。为了理解国家权力和公民身份在两战间期及之后如何影响移民的生活经历，我们需要一个同时关注迁出国和迁入国在多个领域中发生的结构演变的理论框架。毫无疑问，迁出国的行为已经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但到目前为止，该视角既没有应用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遣返经验，也没有与迁入国不断扩大的国家权力进行交互式分析。本文的理论视角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和法国的历史经验，同时贡献对直到今日仍在不断强化的国族认同和国族边界意识的进一步认识。
三、案例比较
美国
1.限制，排斥，驱逐
2. 社会援助与公共项目
3. 远程保护
法国
1. 远程保护
2.限制，排斥，驱逐
3.社会援助与公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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