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文章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精英组织与国家构建的关系，结合历史数据与社会网络分析，系统分析了魏、蜀、吴三国在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不同命运。作者以原创的历史数据库为基础，通过混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探讨了精英吸纳与精英网络对国家能力的影响。这不仅深化了对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理解，也为现代政治学理论提供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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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衰的精英基础——精英吸纳、精英网络与魏、蜀、吴三国国家构建的不同命运
摘要：
作者简介：
黄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文献来源：
《复旦政治学评论》2023年第2期
本文作者：黄晨
本文旨在回答一个社会科学中公认重要却又有待探索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员结构才能造就强大的国家？因为无论是战争、经济还是国际环境在“制造国家”，它们都必须通过影响政治精英来塑造国家机器。而中国不仅是国家理论的重要来源，历史上更是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经验资料：无论是古代的秦始皇、唐太宗，还是现代的毛泽东、邓小平，显然都对如何发掘精英、对待精英留下了具体的经验。我们理应从这些尚未充分开采的历史富矿中，发展出既有本土解释力又有普遍适用性的历史社会科学理论。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中的国家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其经验主要来源于17世纪以来的西方民族国家历史。而中国虽然拥有更漫长的国家史和更丰富的经验，现有的研究却远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发挥世界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经验的明显错位：国内外社会科学界在提炼理论时，很少关注中国20世纪以前的历史经验；而历史学界虽然为中国历代的国家构建积累了丰富的事实性描述，但很少进行理论化和比较性的检验，以解决社会科学界的需要。针对这样的学术现状，我们自然需要分别检讨社会科学学和历史学两个领域的相关文献。
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社会科学界依次出现了三波国家构建研究的浪潮。第一波以西达·斯考切波1979年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为标志，可称为“找回国家”浪潮。但他们是以国家为自变量来解释其他的政治现象，尚未触及国家构建的过程。第二波以查尔斯·蒂利1990年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为标志，可称为“国家形成”浪潮，因为他的名言“战争制造国家，国家也制造战争”推动学界将国家当作因变量。在此后的二十余年中，大部分国家构建和兴衰研究都没有超出蒂利范式，只不过大家聚焦的自变量不同，关注的国家也越来越多样。随着2000年以后蒂利范式影响到中国研究领域，不仅当代中国的国家构建成为研究热点，蔡泳、许田波和赵鼎新等华人学者还将视野上溯到中国与西欧最相似的春秋战国时期，揭示了早期战争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弗朗西斯·福山等非中国研究学者也开始将中国视为世界上国家构建的先行者。
然而，本文为什么认为出现了第三波研究呢？因为蒂利范式聚焦的是战争、经济、国际环境等国家之外的自变量，而把国家本身看作一个整体，亦即尚未真正打开国家的“黑箱”。传统的宏观研究更无法回答，为什么面对完全相似的外部环境，有的国家能力强，而有的国家却衰亡了？其实蒂利晚年已经开始反思宏观研究的问题，提倡以中观层面的机制研究取代宏观层面的大理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大理论能解释政治现象的全过程。在2010年以来的实证著作里，学者们也纷纷开始“拆散国家”，考察这一黑箱内部的“组成部件”和“装部件的人”——政治精英。正如理查德·拉克曼所强调的，精英斗争是国家构建的核心机制：“只有当精英及其组织能力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机构中时，国家才能建立起来。
尽管不同领域的学者分别使用“统治者”、“派系”和“政治联盟”等不同概念来描述政治精英，精英本身已成为解释国家构建与兴衰的核心中介。在精英网络分析专家约翰·帕杰特的影响下，一批学者聚焦近代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精英互动。丽萨·布雷德斯和埃瑞克·钱尼通过比较中世纪西欧与中东统治者与政治精英的关系，回答了为什么西欧能形成稳定的国家统治。而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欧历史进入主流视野，那些与西欧民族国家不同的组成部件和机制也在不断浮现。按马克·丁切科和王裕华的比较，虽然中国和西欧都经历过“战争制造国家”，但春秋战国以后的中国在精英退出机制、权力分配、威胁来源等各个方面都与西欧不同，因此亟需探索新的解释机制。
第三波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从精英到国家的问题背景，但它们还存在明显的缺陷。目前的理论既没有充分发掘中国历史经验，超越“西欧中心论”，也没有精确地给出精英吸纳和精英团结的具体机制，真正提供镜鉴。
首先，第二波和第三波研究已经聚焦于当代中国和春秋战国的国家构建，为什么还未真正超越西欧中心论呢？那些认为20世纪或者晚清以后才有国家构建的论著，往往将20世纪前的中国称为“帝国”、“王朝”而非近现代西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可称之为一种“当代中心论”。无论是主张当代国家源自西方冲击者，还是强调共产党建国的能动性者，都假定了西欧的民族国家才是现代国家形式，都假定了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断裂，似乎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是“平地起高楼”。实际上，很多国内学者已经指出，当代中国国家虽然在民族-国家关系方面比较新颖，但在官僚制、中央-地方关系、国家-社会关系等很多方面都与历史是延续而非断裂的。因此，即便英国、法国、美国的国家构建理论始自近代，我们对中国国家构建的解释也必须深入到古代，以拓展国家理论的深度与广度。
而前述以赵鼎新和许田波为代表的学者，的确将国家理论拓展到了古代，但也只能将其称之为一种“春秋战国中心论”。因为春秋战国与近代西欧的相似性，使得他们基本只关注中国这一次国家构建，认为后面的两千年没有太大变化，也没有太多可资借鉴的现代性因素：“在19世纪西方到来以前，没有任何力量在根本意义上动摇过儒法政治制度。”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和国家竞争层出不穷，国家构建也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是秦汉王朝崩解后又进入了魏晋南北朝的漫长分裂阶段，这与罗马帝国崩解后的中世纪西欧极为相似，但恰在这一阶段后，西欧逐渐走向分裂而有限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国却再次建构起统一而强力的国家。新一轮的分化，恰恰证明了春秋战国以后历次国家构建的重要性，因此也有世界史学者呼吁大家重视中西“近代大分流”之前“更早的大分流”。更进一步，如果我们用“儒法国家”这种宏观概念来分析这两千年，那么确如赵鼎新所言，很多朝代没有整体性的改变；但如果我们打开国家的黑箱，考察儒法国家构建的中层部件及其缔造的不同国家能力，就会发现它们的形成时间不同，衰亡原因不同，现代性的含量也不同，一些部件甚至直接被现代中国国家所沿用。
另一个缺陷是，第三波研究的故事很多而实证性不高，可以说是找到了国家这一黑箱里的“零件”，却没完全揭示“制造零件”的手段和过程。例如，安德烈亚斯·威默证明了跨族群的组织能帮助国家整合公民，却回答不了怎样才能让这些组织听国家的而不是各自为政；拉克曼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这些组织的精英必须完成“国家化”，但又没有回答到底何种手段才能将他们“国家化”。
实证性不高的根源在于很多论著对精英与国家能力等关键概念缺乏精确的定义和检验。威默曾强调：此前的作品总在描述“指向现代化的抽象力量”，而今后需要“精确地识别和确定国家整合的发生过程”；此前的作品常常“收集说明性的例子来支持广泛的理论主张”，而今后需要“更高的分析精度和方法论的严谨性”。但他的著作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建构》前半部的比较案例横跨中国与俄罗斯、博茨瓦纳与索马里等情况迥异的国家，难以控制变量；后半部对世界各国进行计量检验，又难以说明其与前面定性叙事的关系。因此，选择合适的案例和实证方法是未来研究需要解决的另一件事。
总之，针对现有文献“非中国中心论”和实证性不够这两个问题，本文需要选择什么样的历史案例就呼之欲出了：第一，它需要是春秋战国以后、当代中国崛起以前的重要变革时期，以超越“当代中心论”和“春秋战国中心论”的局限；第二，它最好是一组可以控制变量的比较案例，以避免个案研究和纯粹量化研究的一些局限；第三，历史学领域对本案例提供了一定的材料积累，却又没有完成严格的解释，这就适合政治学家进一步去开拓。这样看来，春秋战国以后第二次长期战争与“大分流”的三国时期，正是满足这些条件的最佳案例之一。
前面提到，历史学领域对这些重大变革时期都是有研究积累的。那么本文的国家研究是否会与历史学家的解读重复，又如何超越这些解读？与三国故事家喻户晓的地位不相称的是，历史学界对这一分裂时期的关注度远不如对汉、唐、明、清等大一统王朝那样高，三国史研究也没有独立的学会。朱子彦甚至认为，三国史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一支学术队伍。因此，目前高质量的历史学成果是有限的，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研究是20世纪上、中叶流行的“大历史”式兴衰解读。陈寅恪的名篇《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运用阶级理论，强调曹氏与司马氏背后不同的阶级决定了魏晋的兴衰，最终导致了改朝换代。受其影响，万绳楠、唐长孺、王仲荦等魏晋史专家基本都以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为线索来解释三国的变迁。之所以称为“大历史”，是因为它们揭示了阶级、经济等宏观因素的重要性，但也面临无法解释国家内部差异的困境。
第二类研究是20世纪末至今流行的“碎片化”式解读。这类研究占据了历史学作品的多数，基本都在以考证弥补上一代研究的不足。上一代史学大家中的另类——吕思勉已表现出这种倾向，著作基本都按国家兴衰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来编排。田余庆、朱子彦等学者更进一步，对三国主要统治者的性格、决策、思想，以及官渡之战、刘备入蜀、司马氏代魏等不同形式的精英斗争都做了更详细的梳理。马植杰的三国史则在何兹全的基础上，对三国的官职、思想、经济地理和民族治理都做了详细介绍。这些中微观层面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最多的史料参考。
第三类研究则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台湾地区，毛汉光最早倡导用统计观察中古时期的精英，新一代学者则用更详细的数据展现了吴国官员的地域和派系。仇鹿鸣则运用精英集团分析来描述司马氏是如何取代曹氏的。虽然这类作品数量最少，重点也止于揭示历史过程，但它们在跨学科方法上提供了最大的启发。
三类历史学研究为我们发展社会科学理论提供了足够的史料和史实基础。但由于学科特点所限，它们在问题和方法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正是因为有这些不足，才说明政治学者介入历史案例是必要的。
就研究问题而言，历史学界从三国案例中提出的问题和答案解读基本都是碎片化的，远不如大一统王朝研究中那么系统。魏晋史专家韩昇专门指出，很多强盛王朝的制度都能追溯到前一个短暂的、分裂的时期，但历史学界过于轻视短暂时期，导致只有碎片化的事件史和人物史。进一步说，如果只是想了解历史过程“是什么”，做描述性研究，事件史和人物史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许可以满足要求；但如果社会科学家想问历史背后的“为什么”，做因果性研究，那么就必须设定不一样的研究问题——例如本文挖掘的、案例背后的精英规律。
就研究方法而言，前两类历史研究大多是通过统治者身边的少数人物——即非代表性的个案或者小样本——来推断整个国家的整体特征，这会面临以偏概全的困境。例如，关于魏国精英的成分，万绳楠曾有一个经典的结论：曹氏依靠庶族为主的“谯沛集团”，而司马氏依靠士族为主的“汝颖集团”。但毛汉光运用计量方法后发现，曹氏在兴盛时吸收了其他力量，司马氏篡权后也并未完全排除“谯沛集团”。三国史界的这一公案足以说明，通过政治科学的定性、定量方法来弥补传统历史学之短处，极为必要。那么，本文将采用何种方法来继承并超越现有成果呢？
鉴于社会科学文献与历史学文献各自的优劣，最合适的选择自然是发挥社会科学的方法优势，以及历史学的史料优势。具体而言，本文将依次在方法论、数据来源、因变量的测量和对其他变量的控制等方面对传统研究进行修正。这样既能让接下来的解释建立在坚实历史基础之上，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历史政治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方案。
对理论文献和案例文献的回顾反映了一种方法上的困境：仅仅依靠传统历史学的个案考证，会以偏概全；而仅仅依靠现代政治科学特别是计量方法，又会面临裁剪历史的批评。因此，本文主张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结合，以兼得二者之长。在第三代的国家研究中，只有威默严格践行了这种混合方法，但本文与其仍有重要的不同。如前所述，威默的《国家建构》将精确的案例研究和大样本的计量检验分开实行，这两种方法在本质上并没有“混合”起来。而本文让计量方法服务于三个案例内部的检验，而非乐观地去“检验全世界”。因此，本文的核心方法是定性的、控制变量的比较案例研究，在其内部再运用定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社会网络分析。
比较案例的设计必须保证分析对象之间的可比性，因为只有对象可比，尽可能地控制干扰变量，研究者才能证明是其关注的自变量发挥了作用——这也是前文认为很多国家构建研究实证性不高的原因。而三国这一组案例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三国从统一的东汉王朝几乎同时分裂而来，在相似的战争压力下相互竞争，但是三国的国家能力又随着时间推进而此消彼长。因此，对相同时空下的魏蜀吴进行比较，可以避免过去流行的“没有时间的横向比较”和“固定时间的纵向比较”两种缺憾，因为其可比性要远高于斯考切波笔下不同时期法国、中国和俄国的可比性，也远高于许田波笔下春秋战国时期与近代欧洲的可比性。另一方面，得益于刘备政权极具戏剧性的地理流动和政治变迁，蜀国前期和后期的表现是不同的，这形成了一个巧妙的“半负面案例”。这样，魏蜀吴三国分别代表了精英吸纳和精英团结的正面、半负面和负面案例，这种分类也有利于本文对所提机制的解释力进行检验。
案例设计之后，研究者对案例本身的分析，是否直接运用史料、加以叙述就足够了？前述大部分国家理论和历史研究都是这么做的，本文也将继承传统的叙述方法。但正如上一节指出的，基于个案或小样本的叙述代表不了该国的总体情况。因此本文混合了两种计量方法，服务于三个案例内部的描述，以保证案例研究更深刻、更坚实。
本文在整合史料、衡量国家建构时，使用最多的是描述性统计方法。如何让统计方法更好地反映历史而非裁剪历史呢？20世纪下半叶计量史学的发展为我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何炳棣、许倬云、毛汉光等历史学名家的前期工作后，如何统计国家的军队和户籍、哪些精英能被判定为“士族”等核心的操作问题都有了相对公认的标准。但正如包弼德所言，传统计量史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视性有待提高。而本文既通过数据库建设将汉晋之间众多碎片化的信息整合起来，也运用R语言绘制了更精确可视的图表。
作为社会学研究中新兴的重要方法，社会网络分析能帮助我们识别精英聚合为国家的具体过程。虽然在历史学界的精英研究中，类似于网络分析的方法由来已久，但主要依托文字描述，在解释范围上比较有限。例如，仇鹿鸣绘制的两张魏国的网络图，仅限于司马懿与王淩两个人的交往范围。而本文的网络分析不仅囊括了三国所有政治精英，而且将君主和他们之间的“任命”“出征”“结党”等不同关系加以量化，因此能够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
前述这些方法是否成功，还取决于数据是否可靠。本文的数据来源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由于核心解释变量是在各级政府或者军队内部担任各级职务的政治精英，因此官修史书仍然是目前最可靠的数据来源。本文以《三国志》和《晋书》两部官修史书为主，以《后汉书》以及《华阳国志》《襄阳耆旧记》等地方志性质的史料的记载为辅，将文言文的非结构化数据转换成结构化数据，建立了包含汉末晋初之际一共1419名政治精英的数据库。其中，魏国655人、蜀国254人、吴国510人，本文不仅收录了这些精英人物的出身、籍贯、历任官职以及下场等信息，还包括了这些精英人物的亲缘关系、社会交往关系以及被政权吸纳的地理位置——这也正是本数据库的创新之处。
其次，由于被解释的因变量是国家能力，而在经济数据非常稀少的中古战争年代，最容易测量的国家能力的是军事能力和动员能力。因此，本文借助正史和《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对三国时期的战争与叛乱的记录，建立了包含72起武装冲突在内的第二个数据库。鉴于目前学界的中国历史数据库集中在唐代以后，本文建立的三国时期的两个数据库显然具有较高的原创性。
比较三国的国家构建，首先需要确认本文试图解释的现象是否成立，即三国国家构建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国家能力——是否是魏强、蜀次而吴弱。在常人的印象当中，魏国最强并没有太大争议。早在三国正式建国之前，作为当事人的诸葛亮就指出了刘备与曹操之间的差距：“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诸葛亮传》）在现代学界，王仲荦等史学家也如此评价：“中原经过五六十年相对安定的局面，实力已超过吴、蜀两国。”但质疑也是存在的，例如：魏国建国三十年后权力重心就转移至司马懿家族，这是不是国家能力弱、不稳定的表现呢？至于吴、蜀的强弱就更有争议了，例如：吴国的版图和人口都比蜀国大，凭什么说它国家能力最弱呢？
在古代尤其是中古以前国家有效数据稀少的情况下，哪些指标才能辨别国家能力，需要严格地界定。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界常见的两种测量方式——观察统治者是否稳定、比较国家能力的总量——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要澄清的是，社会科学中所说的国家建构和国家能力指的都是“国家机器”的强弱与稳定，而非“一人一姓”是否更换。例如，在现代民主国家中，领导人更替是常事，但除非更替得太频繁，一般不会有学者认为这削弱了国家能力。古代国家也可以做出这种区分：既有王朝覆灭这种国家机器随姓氏更替而崩塌的情况，也有田氏代齐、武则天代唐这种不影响国家能力的例子。而司马氏代魏正是后一种情况，他们虽然取代了曹氏的领导地位，但继承了国家机器及其能力。因此，严谨的历史学家如吕思勉，虽然批评魏国对权臣掉以轻心，但他多次强调这是“魏氏衰乱”“魏氏倾危”，而没有说是“魏国”。前面王仲荦之所以说“中原”在“五六十年”间都实力强大，也是包含了从曹魏建国直至西晋灭吴的这段历史。
其次需要澄清的是，国家构建与国家能力不能用总量性质的数据去衡量，因为重点是“能力”和“效率”。如果真的是人口、面积、军队、GDP等数据总量越高，国家能力就越强，那么一个发达小国的国家构建就永远比不上一个残破不堪的大国，鸦片战争时期英格兰的国家能力也应该不如数据总量惊人的清王朝——显然这是不正确的。吴、蜀之间的比较同理，虽然吴国地跨扬、荆、交三州，人口和军队一直多于蜀国，但其统治深入程度和军事动员能力却不一定更强。正如陈寅恪、张大可等史学家指出的，吴国相当一部分政治权力被地方宗族势力所分割，军队也多半是他们的私家部曲。
因此，本文从既有史料中挖掘出了两个相对有效的测量指标，实现了对因变量的操作化，也便于保证信度和效度。这两个指标分别是：战争获胜与叛乱比、军队人口比。
自蒂利以来，发动战争都被看作是国家能力的直接展现。本文更进一步，认为当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获胜次数较多，同时把国内的叛乱也控制在较低水平，我们才可以推断该国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因为战争获胜比越大，说明国家的军事能力越强；而战争叛乱比越大，说明国家的控制能力乃至维持政治合法性的能力越强。
本文的战争与叛乱数据库显示，从220年到265年，三国一共发生过72次被记录的战争或叛乱。我们将最终夺取对方城池或达成战略预期的战争记为“获胜”，将其余记为“非获胜”。最终发现：魏蜀吴三国分别发起了17次、16次和14次对外战争，并分别取得9次、4次和3次胜利，三国内部则分别发生了5次、7次和13次叛乱。由此算得战争获胜比与战争叛乱比如表1所示，魏、蜀、吴的表现差距明显：
在战争压力下，一国拥有的职业军队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该国的国家能力。因为国家要维持这一规模，必然要不断向社会中招募兵员并汲取税赋，此即国家的动员能力和汲取能力。
裴松之在《三国志》的引注中记载了蜀、吴两国投降时的数据，这些数据是蜀、吴君主公布的，代表了国家能直接掌控多少人口和军队。蜀国“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算得蜀汉灭亡时的军队人口比为9.43%。吴国“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三国志·三嗣主传》注引《晋阳秋》），可知东吴灭亡时的军队人口比为8.96%。而魏国景元四年（263年）“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通典·食货七》）。军队数据虽未明确记载，但258年司马昭平定诸葛诞叛乱时曾透露“今诸军可五十万”（《晋书·景帝文帝纪》），而诸葛诞方面“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三国志·王毌丘诸葛邓钟传》）。双方的数字基本符合当时的兵力分布情况，相加约为65万，其军队人口比高达13.18%。从表2中可以看出，三国动员军队的能力都比较强。但细致而言，魏国在军队、人口总量和比值上都具有优势，而蜀国虽然总量最少，但动员能力高于吴国。
基于现有史料的两个指标，虽然不能反映当时国家构建与能力的全貌，但已可以推断魏蜀吴三国的国家能力排名：魏国最强，蜀国次之，吴国居于末位。不过，在实现了对因变量的可操作化后，还要排除对因变量差异的不同解释，才能保证本文的解释机制不受其他变量的干扰。
根据已有共识的历史考证，由汉末诸侯壮大而来的魏、蜀、吴三国，除了资源总量不同外，它们国家构建的大部分关键条件都是相似的：统治时间均在40-50年；战争和叛乱的压力都持续存在；中央官制均继承了汉代的三公九卿制，只不过各国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不同；地方体制均因为汉末刺史坐大而形成了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换言之，用时间、战争和制度安排等变量均解释不了它们国家能力的差异。
但是，仍有两个变量需要进一步控制。因为很多试图解释魏强、蜀次、吴弱的学者，都将其当作三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它们也是可以被控制的变量。概括而言，传统史学家往往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认为君主统一意志的不同导致了国家能力的不同；而当代社会科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注经济社会基础，认为经济制度特别是魏国的屯田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见表3）。
王夫之早就说过孙权乐意“安处于江东”（《读通鉴论·卷十》）；后来也有史学家说“吴较为保守，所以其政治军事难以有大的作为”：他们都把孙氏统一意志的薄弱看作决定国家兴衰的原因。但在历史上，除了曹刘人所共知的争夺天下，鲁肃给孙权制订的战略“榻上策”同样是统一长江以南而后进攻北方（《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孙权也常常下诏“将与戮力，共定海内”（《三国志·吴主传》）。因此，三国的开国君主都有增强国家能力来统一天下的意志和举措，这不是造成三国差异的原因，而是一个可以控制的变量。此外，正如时殷弘指出的，统一的意图也未必会带来强国家，蜀汉后期反而因战略透支拖垮了自己。
经济基础显然也影响着任何国家的兴衰，不少学者据此认为魏国著名的屯田制改革是其胜过蜀、吴的“财政经济原因”。屯田制的贡献毋庸置疑，但在当时互相学习竞争的环境下，推行屯田制的并不止魏国一国：吴国的陆逊曾“抗疏请令诸将各广其田”（《晋书·食货志》）；蜀国更是直接在交战前线“分兵屯田”（《三国志·诸葛亮传》）。因此，屯田制度的推行也属于可以控制的变量。如果三国在屯田最终的效果和粮食产量上出现了差异，那么一定存在别的原因。
怎样吸纳精英、吸纳什么样的精英才能铸就魏国这样的强国家呢？抽象而言，当然是需要“选贤与能”或者韦伯所谓“理性化选拔”，同时避免血缘、地缘、名望、皇帝个人偏好等非能力因素的干扰。不过自秦朝速亡后，历代王朝就一直处于理性化选拔与传统习俗的角力之中。西汉行察举制，到了汉末，官僚和大族对选官的干扰已经造成了选官腐败、以名望取人、以宗族取人等问题。在群雄逐鹿的战争压力下，这样组成的政权显然不是最有军事和治理能力的。战争初期拥兵最多的袁术和袁绍兄弟，由于家门“四世三公”而吸纳了众多大族名士，却先后败给了曹操，就是著名的例子。因此，“选贤与能”只是一个抽象的方向，我们需要深入国家构建的现场，考察三个国家的具体做法。
曹操、刘备和孙坚父子的精英吸纳，大致都分为两步：在起兵之初，往往需要有一个核心的小团体，而这个小团体往往是围绕主公的血缘、地缘或者朋友交往关系构建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人格化、偶然性的特征；当势力扩大到数郡或者一州之地，亦即达到一个小国的程度，众多的将领、谋士和州郡官员就不可能全部仰仗一两个小团体，此时非人格化、制度化的选拔就变得重要起来。
就精英吸纳第一步而言，曹操之祖、父皆为中央高级官员，这帮助他在已经腐化的察举制下还能举孝廉入仕。同时，庞大的宗族势力为他提供了以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纯为代表的军事人才，最初起兵的军费也是卫兹等好友提供的（《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这个发家小集团即万绳楠所谓的“谯沛集团”。而刘备和孙坚并非官绅之子，都是通过捕盗贼、讨黄巾等战功才被基层政府发掘。他们并没有曹操那样的宗族资本，刘备与关羽、张飞等人，以及孙坚与程普、黄盖等人，都是在战争中结成核心集团的。因此，在起兵之初，曹操其实比刘、孙更依赖传统的血缘地缘势力。不过我们知道，三国正式建国已经是曹丕和孙权在位了，到了第二代君主时，三国君主尤其是孙权已经有了广泛的亲族势力——即正史中记载的同姓“宗室”和异姓“外戚”。如果我们全面考察所有被国家吸纳的精英人物，人格化的比重到底是否仍然是魏国更高呢？
从表4可以看出，在整个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吴国的宗室外戚势力十分庞大，占到了精英总数的近17%。而这些孙氏精英不仅所授军队远多于异姓精英，还一直担任豫章、江夏、广陵等最重要郡所的军政大权，这无疑是为了保证孙氏统治的绝对优势。但反过来说，吴国在精英吸纳的非人格化方面是进展最慢的。由于刘备是孤家寡人起家，除养子刘封外没有任何宗室外戚任职，张飞、麋竺等人也是先重用、后结亲。因此，蜀国最依赖于非人格化的吸纳，刘备的仁德之名也是由此而来。魏国的表现则介于蜀吴之间，看起来，曹氏既利用了血缘地缘的优势，又控制了他们在整个国家中的比例。那么，是否这样构建出的国家就比蜀国更强呢？这还要分析精英吸纳的下一步，即那些非人格化的吸纳，到底用的是何种阶层、何种能力的精英？
先看魏国。史家常常提到曹操著名的“求贤三令”，即210年的《求贤令》、214年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和217年的《举贤勿拘品行令》。其实，曹操发布“求贤三令”的时间已是赤壁之战后、魏国建国前，未必能揭示其前中期发展壮大的奥秘。就现存史料来看，曹操从官渡之战后就推出了制度化的选人措施，因为从那时起，曹操不仅开始统辖数州之地，更要思考如何对待从袁绍等处招揽的士族人才。自203年起，曹操亲下选拔人才之法令近20道。在最早的《论吏士行能令》中，曹操主张“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道德与军功两种选拔方式并重，自是对士族及背后的察举制传统有所妥协。
但随着曹魏势力的扩张，不仅要像“拔乐进、于禁于行陈之间”（《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那样扩大吸纳的阶层，还要照顾到西凉、幽燕等察举传统和儒家道德淡薄的地域。因此，到最后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曹操已经摒弃了阶层、道德、政治立场、宗族等诸多因素的重要性，认为“贱人”、“逆贼”、“污名”和“贪将”都不影响人才的治理能力。完全以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唯“才”与“术”是举，留下了一段精英吸纳的经典文献：“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刘备和孙坚父子的传世文字远不如三曹多，正史和《全三国文》中所见求才诏令也寥寥无几，以致我们无法看到他们体系化的思想和制度。不过史料记载各地人才归附刘备、推举刘备的事例，并不亚于曹操。刘备从荆州入益州后奠定了蜀国的基业，此时如同官渡之战后的曹操一样，面对着北方和荆州旧部组成的“东州集团”与益州士族组成的“西川集团”两类精英。虽然刘备以仁德立名，自称“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三国志·庞统法正传》注引《九州春秋》），给大众一种与曹操相反的印象。但到他在面对庞杂的人才和派系时，其实采取了和曹操一样唯才是举的策略，像法正这样的一流谋士即便“擅杀”（《三国志·庞统法正传》）也不影响刘备的重用。因此，陈寿如此总结刘备对两派人才不计出身、私德而“尽其器能”的举措：“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三国志·先主传》）
刘备逝后，诸葛亮大体继承了其精英吸纳策略，时人谓其“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三国志·霍王向张杨费传》）。因此，田余庆准确地指出，诸葛亮以法治蜀的主要功绩就是“用人”，而用人的核心就是“消除亲疏远近差别以安新旧人心”。
如果说魏国精英是“谯沛集团+汝颍集团”，蜀国精英是“东州集团+西川集团”，那么吴国精英就是以“顾、陆、朱、张”四大家族为主。几乎所有的史家都注意到了这一区别，然而，本文要强调的是，吴国大家族的阶层属性与前两者非常不同。吴郡的顾、陆、朱、张四族，以及稍小的会稽郡虞魏二族，都属于社会中上层，有自己的势力。他们要么像陆绩、虞翻一样出自太守之家（《三国志·虞陆张骆陆吾朱传》），要么像顾雍一样效力孙氏之前就已是地方官（《三国志·张顾诸葛步传》），至于陆逊、陆抗、顾邵等子孙辈就更是士族精英的再生产了。
吴国的精英吸纳如此偏重士族，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如史家所论，孙策作为袁术部曲攻下江东，又被地方精英刺杀，年少的孙权不得不吸取教训向地方势力让步；二是就政治学维度的国家构建而言，秦汉政府在江南的统治一直不如北方深入，留给吴国的历史遗产也不如北方。如此一来，吴国既要向士族精英授官授兵，又要给宗室更大的职权和军队来制衡外姓，两者相加使其精英构成严重偏向社会中上层。
当然，以上的定性分析重在揭示三国国家构建的具体过程和动机，还未检验全部精英的结构。尤其是考虑到魏国在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大族门阀和道德标准又开始复兴，其精英吸纳能力会不会再次变差呢？因此，表5对数据库中1419名政治精英的阶层进行了统计。部分精英出自古今史家公认的士族，而其他精英本文以影响最大的毛汉光的标准为基础，分别归入宗室、外戚、士族、小姓、平民、未记载等六类：
从表5中可以看出，魏、蜀两国都有约20%的精英出自平民阶层，均高于吴国。从何炳棣、许倬云以来社会流动研究的视角而言，魏、蜀对下层精英的吸纳如同近世的科举制和现代的教育体制一样，让国家能充分挖掘被掩埋的社会人才。这不仅对国家机器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智力支持，对个人而言也是最公平的办法——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国家在普罗大众心中的合法性。为什么曹操敢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先主传》）为什么陈寅恪说魏、蜀的政治制度胜过东汉、袁绍与孙吴？曹、刘二人都善于挖掘人才并以之动员社会，正是背后的政治学原因。
但是，魏、蜀两国的精英吸纳有没有差距呢？由于我们已经考察了三国在人格化上面的差异，在这里我们在排除了宗室、外戚以及未记载出身的精英后对上面的出身类型做进一步的归类：我们将高门士族归为“社会上层”；有地域影响或任小官的小姓归为“社会中层”；出自平民、其他归为“社会下层”。在这个柱状图中，可以更直观地看出魏国吸纳社会精英和社会力量的特点：
蜀国由于地处西南，加之刘备白手起家，缺乏宗室和全国性大族支持，因此极度依赖社会中、下层力量，中层占比达到50.35%。吴国恰好相反，向宗室和士族双重让步的吸纳策略使之极度依赖社会上层力量，上层占比达到49.57%，而对社会中、下层的动员最弱。相比之下，魏国对社会上、中、下层的吸纳最为均衡。这不仅仅是精英个人能力的问题，正如威默反复强调的，这些精英背后都有其网络和资源，“新统治者将依靠这些现有的网络招募政治领导人并动员民众的政治支持”。荀彧这样的士族领袖能举荐众多有家学渊源的谋士和政治家；许褚和李典等小姓首领能带来数千部曲钱粮；放牛娃出身的邓艾则熟知各地山川及屯田进兵之道。这都是各阶层精英进一步增强国家动员能力的典型案例。
以上主要探讨的是精英在社会阶层这个纵向维度上的分野，除此之外，精英的地理分布也能反映国家在横向维度上的吸纳能力。笔者统计了魏、蜀、吴三国最初吸纳这些政治精英的地点，然后分别投影到三国时期的地图上。同时，由于钟会、陆抗等“官二代”“官三代”都是随父效力、无需再次吸纳，因此下图只绘制了第一代精英。从图2中可以看出，魏国的吸纳地点均匀地遍布中原、华北地区。蜀国的吸纳轨迹基本等于刘备个人的转战轨迹，从北方到荆州再到益州，人才吸纳越来越多，但益州的吸纳集中在成都周边。吴国的对比更为鲜明，君主用人基本都发生在扬州北部的吴郡、会稽郡周边——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几大士族所在地。总之，横向维度的考察也验证了魏国吸纳最广泛、吴国吸纳最狭窄的结论。
到此，本节通过历史过程分析与描述性统计，给出了解释国家构建成败的第一条因果机制/路径：首先靠一个人格化的小集团起兵，然后需要非人格化的精英吸纳以克服小集团的缺陷，这种吸纳在阶层和地理上越均衡、越广泛，构建出来的国家能力越强。当然，有心者会注意到这条机制的最后一步还有些问题，即均衡、广泛的精英人才一定会构成一个强国家吗？难道他们不会造反或者破坏国家的稳定吗？这就需要考察下一个机制了。
如果说精英吸纳意味着国家是否“有能力”，那么精英网络则代表着这些被吸纳进体制的精英之间能否“形成合力”。不过当我们进入精英斗争的历史过程，会发现三国的精英网络既复杂，又随着不同统治者而发生变化。因此，本节将归纳不同时期精英网络的结构特征以及其代表政治精英形成合力的程度。
曹操的权势人所共知，他先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抑制了身边忠于汉献帝的精英群体。后来为了防止精英在立嗣问题上结党，曹操又打破了曹植周围的小团体，甚至处死了杨修等功臣，这也就为曹丕代汉奠定了最关键的基础。曹丕即位后，吸取了东汉因外戚乱政当政导致精英分裂和权力斗争的教训，下诏说：“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三国志·文帝纪》）曹叡更进一步，对曹爽、何晏、邓飏等人的小团体“皆抑黜之”（《三国志·诸夏侯曹传》），“破散邪党”（《三国志·程郭董刘蒋刘传》）。因此，裴松之才说曹睿是“一时明主，政自己出”（《三国志·张顾诸葛步传》裴注）。
司马懿和曹爽对峙时期是一个特殊阶段。虽然曹爽是魏国精英网络明面上的权力中心，但司马懿是传统士族的代表，并凭借抗蜀而掌控着关西军团——这意味着魏国的精英网络随时有分裂的倾向。然而，随着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剪除曹爽集团，又采用通婚、授职、不将肃清范围扩大化等多重手段，笼络朝中人心，魏国的精英网络又开始重归单中心结构。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更是行废立弑君之事。这虽然在道德极度恶劣，给司马氏带来了合法性危机，引发了淮南的叛乱，却彻底将魏国大权收归己有。
那么，如何检验魏国这些举措的效果、尤其是检验司马氏父子是否控制了所有精英呢？基于前述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将史书出现的“以······为（某官）”“从······征（某处）”和“（某人）共相表里”等三类描述，分别视为“任命”“出征”和“结党”三类精英之间的关系。笔者以社会网络有向图中不同节点之间箭头的指向方向代表这些关系，众多节点交汇的中心则代表做出这些行为的统治者，从而绘制出魏国不同时期的精英网络结构图。
从图3可以清晰地看出，除第三个阶段出现了曹爽和司马懿两个中心外，其余时期魏国的精英网络都是以单中心结构为主，其本质特征没有发生改变。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第五两个阶段，先后发动淮南三叛的王凌、文钦、毋丘俭以及诸葛诞等人与精英网络主体部分的联系都极为有限，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叛乱无法动摇国家上层。仇鹿鸣提出，晋代魏与一般的改朝换代不同，它不是推翻而是完整地继承了其精英网络，在此得到了完整的验证。而这一精英网络不仅保证了国家机器在总体上的稳定，也成为了最后西晋平吴、实现统一的基础。
如上节所述，刘备虽然用人手段比曹操温和，但最终目的是相似的。从河北起事到入川建国，沿途精英都由刘备亲擢亲任，因此，刘备一直是蜀汉政权精英网络的唯一中心。刘备遗诏以诸葛亮辅佐刘禅，因此，“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诸葛亮传》）。可以想见，蜀国在刘备、诸葛亮在世的两个阶段，一直有一个紧密团结的精英网络，这也是蜀国能与强大的魏国相抗衡的根本。
但随着诸葛亮的病逝，蜀国的精英网络开始走向分化。蒋琬和费祎先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的身份总领军政，显然是当时蜀国朝堂的中心。但与此同时，刘禅也在逐步任用亲信，打造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圈子。而随着姜维与费祎“共录尚书事”时出现严重的战略分歧，分别主张北伐和保境（《三国志·蒋琬费祎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蜀国的政治精英正式开始分裂。费祎对姜维的军事行动“常制裁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就是精英分裂损害军事能力的典例。费祎遇刺身亡后，姜维领兵在外，受到益州朝廷的猜疑，而在益州朝廷内部，刘禅也任由宦官黄皓干政。右大将军阎宇甚至与黄皓密谋，取姜维而代之（《三国志·蒋琬费祎姜维传》）。到这一阶段，学界所谓的“诸葛之成规”已彻底被打破，埋下了国家覆亡的内因。
图4检验了蜀国五个阶段精英网络明显转变：刘备在位和诸葛亮辅政时期，精英网络是绝对的单中心结构；从蒋琬辅政开始，蜀国的精英网络逐渐形成了多中心结构。而蜀国的军事能力和稳定程度正好随着精英多中心化的进度越来越弱，最后还出现了刘禅和益州文官群体决定开城投降，而姜维还在前线与魏国主力对峙这样戏剧性的现象。
再来看吴国。因为孙坚父子以孙氏宗室和士族大姓的联盟为建国基础，导致其精英团结的逻辑与魏蜀两国也大相径庭。不过在孙权统治前中期，江东的精英还是较为齐心：在军事上，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任主将都是“虽身在外，乃心于国”（《三国志·陆逊传》）；在内政上，孙邵、顾雍等丞相也是“随能所任，心无适莫”（《三国志·张顾诸葛步传））。吴国也因此能在魏、蜀的军事压力下鼎足而立。但到了孙权后期，东吴朝廷先后陷入吕壹、秦博弄权以及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之间的立储之争。裴松之在《三国志·吴主五子传》中注引《通语》描述道：“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拒、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谧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由此，东吴的精英网络中出现了多个小团体，并成为日后吴国内乱的根源。孙权的遗诏与刘备截然相反，命诸葛恪、孙弘、滕胤、吕据和孙峻等多达五位大臣辅佐幼主。而这五人从立储之争起，就有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先是孙弘被诸葛恪和孙峻联合诛杀，再是诸葛恪伐魏失败后被孙峻诱杀，孙峻与其弟孙綝先后专政，孙綝又逼死了滕胤和吕据。孙綝本来与司马氏一样，废孙亮立孙休，但其权力又远不及司马兄弟稳定，反被孙休联合大臣杀死——至此，孙权留下辅政的五位大臣或其家族均死于权力斗争。虽然吴国最后两任君主能够亲政，但也同刘禅一样放任宠臣和奸党。孙休的宠臣濮阳兴与张布“共相表里”，“邦内失望”（《三国志·诸葛滕二孙濮阳传》），也导致其死后太子再度被废。孙皓更是“肆行残暴”（《三国志·三嗣主传》），陆凯等大族领袖和丁奉等老臣试图废掉孙皓又未成功，以致朝中“政令多阙”（《三国志·陆抗传》）。
如图5所示，孙权后期以来的吴国的精英网络，长期存在着两个甚至多个权力中心。而这种多中心的结构不仅导致吴国内部政变频发，也使得君主与大臣之间、建业朝廷与荆州军队之间频繁内耗，叛乱次数远多于北伐，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早在西晋灭吴之前，名将邓艾就清楚地看到了吴国的软肋：“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三国志·王毌丘诸葛邓钟传》）
上面的比较虽然完整揭示了三国不同的精英网络结构，但对这些网络结构导致的精英内斗和国家能力的内耗仍然以列举个案为主，还需要更全面的检验。特别是在三国时代叱咤风云的武将，他们是政治精英中执掌军队者（以下简称“军事精英”）。他们是否卷入内斗，他们的下场是在内斗中牺牲还是在战场上“马革裹尸而还”，直接反映了内斗对国家军事能力的影响。因此笔者提取出数据库最后任职执掌军权的军事精英，分析他们之中有多少人被统治者杀死，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被统治者杀死的军事精英占军事精英的比例和占全体政治精英的比例，都以魏国最低，蜀国次之。但两国都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为两国能够发动大规模战争提供了人才基础。相比之下，吴国死于统治者之手的军事精英数量和比例都是魏国的3-4倍，如果考虑到那些未经统治者命令而互相戕害的武将，数据甚至会更高。这种对国家军事能力的巨大破坏，更充分地解释了吴国内部叛乱多、对外战争少、战争获胜更少的结果。
是否“有能力”，那么精英网络则代表着这些被吸纳进体制的精英之间能否“形成合力”。不过当我们进入精英斗争的历史过程，会发现三国的精英网络既复杂，又随着不同统治者而发生变化。因此，本节将归纳不同时期精英网络的结构特征以及其代表政治精英形成合力的程度。
到此，本节通过对三国之间的横向对比与三国内部精英互动的纵向对比，给出了解释国家构建成败的第二条因果机制/路径：被国家吸纳的政治精英会构成一个精英网络，如果这个精英网络的结构越接近单中心并能保持对军事精英的抵排斥率，那么精英越能团结对外，由此构建的国家能力就越强。反之，多中心的精英内斗将不断损耗国家能力特别是军事能力，引发军事竞争中的失败。
五、结语:资料、历史与理论
随着“历史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历史法学”等跨学科研究方向的兴起，用中国历史资源发展世界性理论的历史社会科学开始成为学界的共同目标。笔者之所以一方面整合现存的史料和历史学研究，一方面运用相对严格的社会科学实证方法，正是为了保证本文的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在资料基础、历史解释和理论形成上都有所贡献。
首先，历史社会科学必须以本土历史资料的丰富积累为前提，关于国家演进的资料更是重中之重。笔者依托目前可见的所有传世史料，在深度阅读的基础上人工建立了原创的三国政治精英和三国战争与叛乱数据库。这既可以最大程度地尊重原文语境，避免“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历史”的质疑，也将零散的历史资料变得完整化、结构化。未来笔者团队还会将其扩充为历代国家构建的大型数据库和史料库，为我们描绘更悠久的中国国家构建史和治理现代化经验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
其次，历史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本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给出可靠的因果解释。中国人谈论三国时，常常想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人谈论中国政治史时，常常想到“王朝循环怪圈”。这些模糊的描述恰好说明，我们即便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还是需要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努力，才能知道“为什么”。而本文得出的“精英吸纳均衡——精英网络单中心——强国家”这个“两步走”的机制，从传统国家最重要的统治者维度提供了一个因果解释。虽然历史是复杂的，任何一个维度都只能揭示冰山一隅，但如果学界能探索越来越多的可靠机制，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重大历史变革的真实逻辑。
最后，历史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形成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毕竟只有普遍的理论才能为更广阔的学术案例和当前的政治实践提供镜鉴。就精英吸纳而言，蜀国吸纳社会中下层的路线在理论上偏“左”，吴国倚靠社会上层的路线则偏“右”，而现代大国的政党几乎都尝试过超越左与右，尽可能多地吸纳精英，这正说明了均衡吸纳的重要性。就精英网络而言，古代王朝所批判的“士大夫党争”、西方民主国家力图避免的“否决型政体”和一党执政的国家需要杜绝的“派系主义”，也都在告诉我们精英网络单中心的重要性。因此，这两个规律不仅能解释传统中国，更是现代中国国家构建的本土法宝。从底层崛起的共产党之所以在国家能力上战胜资源雄厚的国民党，不正是因为它代表的阶层更广泛、精英的关系更团结吗？
从两千年前的国家构建到今日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经验之丰富、教训之复杂都是世间罕有的。笔者也相信，随着历史与现实的贯通，随着资料积累到理论解释的发展，中国经验必将为现代国家治理贡献更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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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