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反移民民粹主义的发展历程中，瑞士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样本。1999 年 6 月瑞士与欧盟签署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与政治涟漪。
协议实施后，大量欧盟公民，尤其是来自邻国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民众，纷纷踏上瑞士这片土地，或定居生活，或跨境工作。数据显示，通过双重差分（DID）设计研究发现，边境地区的移民劳工数量显著增长，平均增幅达到 14%。然而，令人瞩目的是，这股移民潮引发了当地政治风向的巨大转变 —— 反移民政党的支持率一路飙升，增幅高达 32%。
这一反常现象促使人们深入探寻背后的原因。通常而言，文化差异、经济竞争以及安全隐患被视作反移民情绪滋生的主要土壤。但在瑞士的情境中，这些因素却难以立足。从文化维度审视，邻国移民与瑞士本土居民在语言、种族和宗教等关键文化标识上存在诸多共性，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经济领域的调研数据有力地证明，移民并未对瑞士本地人的就业岗位和薪资水平造成明显冲击，本地居民的主观经济感受也未因移民潮而产生负面波动；安全方面，无论是公开的舆论氛围，还是民众的实际态度，都未将移民与突出的安全问题紧密相连。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瑞士反移民情绪的高涨呢？研究将目光投向了政治精英群体。瑞士人民党（SVP）等反移民势力，在缺乏传统反移民借口的情况下，别出心裁地炮制出 “密度压力” 这一概念。他们将移民数量的自然增长夸大为对城市空间、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乃至休闲场所等各个方面的沉重压力，借此巧妙地煽动民众内心的反移民情绪。这种通过精心编织新叙事来操控公众舆论的手段，在其他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也时有出现，如英国脱欧运动中政客们渲染的移民 “危机”，以及特朗普竞选时宣称的 “国家已满员” 等言论，均是利用模糊且具有煽动性的概念来左右民众对移民的态度。
这一研究成果宛如一把钥匙，为我们开启了理解瑞士移民政治现象的新大门。它深刻揭示了在看似平静的社会表象下，政治精英的言论和策略能够对公众情绪产生超乎想象的影响力，甚至足以颠覆一个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舆论走向和政治格局。
瑞士的边境开放进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1999 年，瑞士与欧盟签署《人员自由流动协议》，2002 年协议生效，但瑞士劳动力市场的全面开放延迟至 2004 年。
在 1995 - 1999 年的改革前阶段，跨境劳工和移民面临重重限制，包括优先满足本地求职者、冗长的准入程序以及严格的年度配额。2000 - 2003 年的过渡阶段，因协议生效，一些限制有所放宽，边境地区跨境劳工数量出现增长趋势。到 2004 年的自由流动阶段，跨境劳工在边境地区获得平等劳动力市场准入，常住移民的优先要求也被取消。
瑞士作为一个多语言、多元文化的小国，其边境开放背景具有特殊性。邻国移民与当地居民在文化和语言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且瑞士有严格的公民身份获取规则和部分私有化的福利制度。然而，反移民政党却通过煽动对伊斯兰教的恐惧等手段，如 2009 年发起禁建宣礼塔公投，来营造对移民的负面氛围，使得边境开放这一原本看似 “友好” 的举措，陷入复杂的社会舆论和政治环境之中，为后续移民问题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本文在研究瑞士边境开放问题时运用了多方面数据：
A.地理与移民数据
基于开源路径规划引擎测量市镇到边境的旅行时间，将市中心距边境不到 15 分钟的 523 个市镇与 15 - 30 分钟的 470 个市镇对比，依据 2012 或 2019 年瑞士市镇分类设定边境临近度二元指标，明确研究地理范围。
结合瑞士联邦统计局 1991 - 2018 年常住移民和瑞士人口数据以及 1996 - 2016 年跨境劳工数据，以 1998 年瑞士公民数量为基，计算 “移民劳工与瑞士公民比例”，精准反映移民态势。
注：左图展示了距离边境不到 15 分钟的处理组市镇（深绿色）以及距离边境 15 - 30 分钟的对照组市镇（浅绿色）。右图描绘了 1996 年至 2016 年间移民劳工占比的增长情况。
B.政治与选举数据
改革阶段指标通过创建 “过渡阶段（2000 - 2003 年）” 和 “自由流动阶段（2004 年及以后）” 两个二元指标，清晰界定改革进程的不同阶段，为后续分析提供时间维度的分类基础。
选举后果指标以联邦选举中的 “反移民政党支持率” 为核心，数据涵盖 1991 年至 2019 年，涉及瑞士人民党等多个具有反移民倾向的政党。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瑞士联邦统计局，全面反映了边境开放在选举层面的影响态势。
C.社会经济数据
用 1999 年起的瑞士家庭面板（预处理 1 年数据）和 1996 年起每次公民投票后的 VOX 调查数据，标准化并排除无效回答，衡量社会对边境开放的态度。
依据瑞士联邦统计局 1994 - 2010 年瑞士收入结构调查数据，构建瑞士工人 “就业” 和 “小时工资” 指标，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
D. 交通与精英言论数据：
利用瑞士联邦道路局 1997 - 2015 年道路交通计数站数据，计算 “交通量”，按坐标或市镇关联分配区域，体现交通压力与 “密度压力”。
编制 1992 - 2021 年提契诺州议会法案数据集，经抓取、匹配、关键词搜索和手动审查，确定 267 项与移民相关法案，作为精英反移民言论代理变量，探究政治精英态度行为。
为评估边境开放的影响，本文运用了具有市镇和年份固定效应的线性面板回归，构建了包含关键变量的模型。模型设定中，有两个重要的预测变量：“边境临近度 × 过渡阶段” 和 “边境临近度 × 自由流动阶段”。其中，“边境临近度 × 过渡阶段” 用于估算过渡阶段部分开放边境所产生的影响（用 ρ 表示）；“边境临近度 × 自由流动阶段” 则是重点关注量（用 γ 表示），通过对比边境临近（<15 分钟）的市镇与 15 - 30 分钟的对照市镇，来确定开放边境的实际效应。
通过控制市镇固定效应（δi）和年份固定效应（λt），模型充分考虑了市镇内随时间恒定的各类混杂变量，以及市镇间恒定的随时间变化的混杂因素。除非另有特殊说明，计算时将标准误差将聚类到市镇层面，以解释市镇内随时间变化的干扰情况，同时纳入人口权重。具体模型如下：
借助此模型，能分别评估过渡阶段和自由流动阶段边境临近市镇的平均处理效应，进而估计自由化对移民劳工在人口中的占比、反移民政党的得票率等结果指标的作用。
此外，本文还用另一种设定加以补充。在这个设定中，除了将过渡阶段前的最后一年作为基线外，用 “边境临近度” 与其他所有年份 / 选举的二元指标的交互项来替换之前的两个预测变量，从而衡量特定年份或选举的影响。这一设定的优势在于，一方面能够检验边境开放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市镇的结果轨迹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此验证平行趋势假设，判断是否存在未被测量的随时间变化的混杂因素；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用如下模型来估计影响显现所需的时长及其持续性：
（一）对外国人的影响
瑞士与欧盟开放边境对外国人数量产生了显著影响。从图 2 来看，A 组显示边境开放后，边境附近市镇移民劳工与瑞士人口比例发生变化。预处理阶段趋势相近，过渡时期边境市镇移民劳工比例已开始有差异性增长，自由流动阶段这种趋势更明显，平均增长 14%，末期提高 10.5 个百分点，比基线增加 23%。B 组表明各语言区域外国人口相对规模均上升，且多数增长来自与当地居民语言相同、宗教和种族特征相似的邻国公民，意味着瑞士因文化差异产生的反移民情绪不太可能很强，尤其移民集中在边境地区。其中，意大利语和法语区域同一语言国家的外国人比例增长较为突出，德语区域的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图2：开放边境对外国人数量的影响
（二）对反移民投票的影响
研究表明，瑞士边境市镇在边境开放自由化后，对反移民政党的投票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自由化前，反移民政党在对照组市镇平均得票约 25%。自由流动阶段，两类市镇对其投票均上升，边境市镇增速更快，研究期间的最后一次选举中，两类市镇中该政党平均得票约 30%。
早期选举中，边境与对照市镇的反移民政党支持率无显著差异，过渡阶段边境市镇支持率虽有上升但不显著。自由化后，后续四次选举中，边境市镇与对照市镇的反移民投票差异比基线选举高出 4 至 6 个百分点，且在统计上显著。
经基线双重差分设定估计，自由化使边境市镇反移民选票增加超 6 个百分点，较改革前增长 32%，过渡时期也有小幅增加。考虑多种因素后，结果稳健，还排除了空间依赖性问题。
此外，瑞士公投中的反移民投票在自由流动阶段增加，但与移民无关的安慰剂公投中边境与对照市镇无显著差异。总之，瑞士边境开放自由化明显提升了边境市镇对反移民政党的支持率。
图3：边境开放对反移民投票的影响
在探寻边境自由化致使反移民政党投票上升的缘由时，传统的经济、文化、安全威胁等因素难以给出有力解释。关于公众舆论形成的研究显示，政治精英与公众相互作用，精英能借助新叙事左右公众态度，在移民大量涌入地区更是如此。
霍普金斯的 “政治化地区” 假说指出，移民的突然涌入和国家对移民威胁言论的渲染，会助长反移民情绪，为精英传播反移民言论创造机会。尽管部分研究表明公众对移民的态度相对平稳，但受移民影响较大的群体，其态度较易改变。
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瑞士政治精英就围绕 “过度外国化”“人口过剩” 等理念煽动反移民情绪。边境开放后，“密度压力” 这一说法兴起，将各类社会问题归责于外国人，力主限制移民。在涉及反移民政党的报道中，有关 “密度压力” 等言论在自由流动期显著增多，后虽有起伏，但传统威胁的相关言论也未被舍弃。
为查证 “密度压力” 言论的真实性，研究以交通拥堵为切入点，运用双重差分策略（DID）展开剖析。该策略通过对比处理组（距边境 0 - 15 分钟的市镇）和对照组（距边境 15 - 30 分钟的市镇）在边境自由化前后的差异，评估其对交通拥堵等指标的影响。利用 1997 - 2015 年联邦公路局道路交通计数站的详尽数据，对交通流量加以分析。
图 4呈现了分析结果。A 组展示了交通流量随时间的变化态势，在过渡与自由流动阶段，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对照市镇的流量增幅与处理组相近甚至更大。B 组的事件研究估计和 C 组的双重差分估计均印证了这一点。
研究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一是剔除高速公路计数站的交通流量，以排除长途交通的干扰；二是构建交通拥堵指数，即一小时内计数站双向流量差值与日平均流量的比值。最终显示检验结果与之前一致，都表明边境自由化后，边境地区交通流量未出现异常增加。这有力地证明，反移民政党鼓吹的 “密度压力” 言论，与边境市镇实际生活质量状况不符，并未反映真实变化。
若不是因为交通拥堵加剧，密度压力叙事为何在边境地区选民中更能引起共鸣？有两种互补的解释，以下结合相关图表内容进行阐述。
其一，精英们可能会超越国家层面的言论，有策略地在能引起选民共鸣的地方强化自身立场。研究聚焦提契诺州的议会法案，用其衡量立法者立场，该方法具有直接、基于行为且地理细分精细的优点。选择提契诺州有两个原因：一是能获取其 1997 年（与欧盟签订双边协议前）以来的议会法案数据，二是边境开放对该州移民影响大，其边境市镇是反移民言论的主要目标。
图 5展示了 1992 - 2021 年间与移民相关法案在不同区域的占比情况。经人工审查，此期间有 267 项与移民相关的独特法案，多强调密度压力相关问题。对法案发起者进行编码并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改革前和过渡阶段，对照组市镇与移民相关法案占比稳定；边境市镇在过渡末期开始上升，自由流动阶段差异更明显。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两条线的走势逐渐分化，双重差分估计表明，在自由流动时期，与移民相关的法案占比差异增加超过 1 个百分点（置信区间 0.4 - 1.8），且这种影响主要由极右翼政党驱动。
图5：边境开放对提契诺州与移民相关的议会法案的影响。
其二，密度压力可能在更多接触外国人的选民中更易引起共鸣，这符合 “政治化地区” 假设。提契诺州的边境开放是此假设的典型案例。为提供间接证据，将该假设与扎勒的态度改变 RAS 模型相结合。RAS 模型认为政治意识低的人不易接收信息，高的人虽易接收但不易被说服，中等意识的人最易改变态度。因此预测居住在提契诺州边境市镇且政治意识中等的公民对移民增加与密度压力言论的相互作用反应最强烈。
文中通过相关问题将受访者分为低、中、高政治意识组，并衡量其对移民的态度。结果发现，在过渡和自由流动阶段，低和高政治意识受访者在反对给予外国人平等机会方面无显著影响，而处理组中政治意识中等的公民更可能反对。但不同政治意识亚组间差异不显著，这一证据仅具有提示性，相关结果在图 6 中呈现。
图6：边境开放对 “相较于外国人，赞成给予瑞士人更多机会” 这一倾向的影响此外，还有一种可能，邻国移民带来了反移民言论。为检验这种可能性，对比瑞士各语言区主要报纸与邻国报纸的报道，发现瑞士的德语和法语报纸中与过度拥挤相关的移民报道比例高于德国或法国报纸，意大利报纸相关报道较少，表明移民不太可能从原籍国引入这种言论。
本研究通过对瑞士边境市镇的双重差分分析，发现瑞士与欧盟开放边境后，边境市镇移民工人数量增加，反移民政党支持率上升，但传统的经济、文化和安全因素难以解释这一现象。在理论探讨上，本文提出政治精英的作用至关重要。精英们宣扬的如 “人口过剩”“密度压力” 等叙事，在反移民态度形成中扮演关键角色。以提契诺州为例，尽管实际交通拥堵等指标未显示边境地区压力增大，但精英言论仍在当地产生影响。
一方面，代表边境市镇的政治家更倾向提出反移民立法，表明精英在移民流入显著地区强化反移民立场；另一方面，政治意识中等的边境选民更易受此类言论影响，进而反对给予外国人平等机会，说明反移民言论在接触移民且易被说服的群体中更易引起共鸣。
然而，本研究存在局限性。例如，无法涵盖所有反移民情绪的潜在原因，难以区分地方和国家层面精英言论的作用，以及难以精确界定相关叙事引发恐惧的具体类型等。尽管如此，本研究仍推进了反移民情绪驱动因素的理论研究，揭示出在传统因素缺失时，政治精英可通过特定叙事塑造反移民态度，这为理解全球范围内反移民现象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欧盟及相关国家在制定边境政策时，考虑政治精英言论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警示政策制定者需关注精英言论可能引发的反移民情绪波动及其潜在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