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泾渭分明，中国政治研究者较少地做出建立比较政治理论的尝试，而比较政治研究者则较少地关注来自于中国政治研究的理论与经验。原因在于，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案例似乎过于独特。然而，尽管的确有其特殊性，但中国也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共享着相似的发展中背景。因此，中国政治研究的理论潜力可能被低估了。本文旨在跨越研究领域间的边界、弥合研究领域间的鸿沟，讨论中国政治研究的比较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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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研究可以为比较政治理论做出何种贡献？本文将重点讨论从中国政治研究中建构比较政治理论的方式。文章聚焦于已足以获得丰富成果的两项研究议程——比较政治发展和发展中背景下的政治行为，讨论了相关中国研究具有怎样的比较政治理论潜力，并对中国政治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Lily L. Tsai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系
Tsai, L. L. (2017). Bringing in China: Insights for Build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0(3), 29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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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Lily L. Tsai
出于两个原因，本文关注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的关联。第一，研究中国的学者常常发现，要从中国的案例中概括出一般理论，并使其他研究者能够将它们应用到中国以外的案例中，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第二，比较政治研究者经常怀疑，以中国案例来建构他们可以运用的理论是否可行和可欲，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过于独特。然而，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研究者使用越来越多样化的前沿方法，更深入地对中国的内部治理机制和策略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研究。事实证明，中国的个体、社区和政府官员并不总是以完全独特的方式行事，中国政府用于治理的策略和技术与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政府都相似（Levitsky & Way, 2010）。运用中国案例为比较理论做出贡献的关键是，把比较政治中的老问题分解成有关整个相关过程多个组成部分的多个问题。虽然在体系层面上，对某个主要问题的回答可能只适用于中国的情况，但从中国案例中发展出来的用于解释组成部分变化的理论可能适用于许多经历相似变化的国家。与许多研究问题一样，中国在背景特征上的巨大次国家差异——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经济发展、中心—边缘关系——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发展比较理论的宝贵机会，包括解释政权何时与为何采用不同的策略，以及个人和组织何时与为何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些策略。本文并不旨在评估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也没有考察中国政治研究的具体趋势。事实上，本文只关注两项议程——政治发展和发展中背景下的政治行为，而并没有考察中国研究对政治学做出贡献的其他领域，例如大量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此外，本文并没有考察采用比较政治既有理论来增强我们对中国理解的文章。这些研究有时将他们的论点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X理论。它们通常强调的是中国的独特之处，而不是阐明原始理论的某些方面并提高其解释力。本文也不讨论那些为来自比较政治既有理论的假设提供严格证据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验证现有的理论确实可以推广到中国案例之中，而基于中国案例建构比较理论。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通过统计部分顶级期刊文章的被引数据，来说明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和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相对隔绝的研究现状；第二和第三部分别讨论了，中国政治研究的既有成果可以怎样为政治发展和发展的政治行为两个研究领域贡献比较政治理论；在第四部分，文章指出了中国政治研究中出现的新兴研究问题，这些问题具有建立比较政治理论的巨大潜力；文章最后讨论了有益于中国研究者建构比较政治理论的具体方式。
二、将中国带进比较政治：我们应该走多远
对于建立中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的联系，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本文以Web of Science中所记录的引用信息来衡量两个研究领域间的距离。文章统计了2006年—2015年间发表于顶级学科期刊、顶级比较政治期刊和顶级政治行为期刊上的，在题目、摘要或关键词中包含“中国”一词的文章的被引情况。本文总共收集到55篇关于中国政治的论文，它们的被引情况如图1所示。图1中，每个柱形的高度代表一篇文章的总被引量，柱形中的深灰色部分代表该文章被非中国研究的文章所引用的次数（或“非中国引用”，non-China citations）。如果一篇文章的非中国引用次数超过了总被引量的一半，那么柱形中的深灰色部分将会被替换为黑色。柱形图从左到右按照非中国引用的比例高低排列，最左侧代表文章的非中国引用比例最小，最右侧则相反。有6篇文章没有被引，但它们都发表于近两年间。![]()
这些数据表明，非中国研究者要么根本不阅读关于中国的文章，要么认为这些文章对他们自己的研究足够有用而频繁进行引用，即便这些文章发表在学科期刊上。在本文所统计的55篇关于中国的论文中，只有12篇文章的非中国引用数量超过了中国引用数量，占比仅22%。而从柱形的高度可以看出，这些文章的被引总次数相对较少。这表明，非中国研究者并不怎么参考中国研究的成果。那么我们应该期待中国研究与非中国研究有多大程度的联系呢？衡量中国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之间差距的一种方法是，以来自于其他可比较国家的研究成果为参照。当对印度研究、俄罗斯研究和巴西研究的文章进行同样的分析时，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非常不同的模式。对于至少有一次被引量的中国研究论文，非本国引用占比的中位数为22%，而对于印度研究论文，这一数字为75%，对于俄罗斯研究论文为71%，对于巴西研究论文为67%。同时，不仅印度研究、俄罗斯研究和巴西研究的文章比中国研究的文章更有可能被非该国研究者所引用，而且，主要被非该国研究者所引用的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研究，比主要被该国研究者所引用的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研究更有可能拥有更多的总被引次数。中国研究则相反。为何学者们没能更多地利用来自中国的研究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中国研究的文章往往不是为了让其他政治科学家能够直接利用它而设计的——或者没有像有设计那样呈现出来。比较政治理论的发展以一系列任务为基础，比如，确定范围条件（scope conditions），发展能够在不同的背景下进行测量的概念，以及以在其他案例中可以直接追踪和运用的方式说明因果过程。然而，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忽视了这些任务。说明范围条件，是非中国读者决定是否阅读我们的作品时所需要知道的第一条信息。中国学者已经越来越多地在文章中澄清理论的范围条件。但是，我们仍然很少说明这些范围条件所适用的其他具体经验案例，并提供数据来表明我们的范围条件确实适用于这些案例。更不常见的是，对不同经验背景下的概念等效性（conceptual equivalence）问题进行详细讨论——以确保我们是在用苹果比较苹果。以地方选举投票为例，中国的村民投票与美国的总统投票有着很大差异，因此不太可能有相同的原因或后果。然而，即便在两国有着极大差异的经验背景下，也有可能认为存在概念上的等价物。例如，在美国选举地方学校董事会成员与在中国选举村官其实类似，因为被选上的人都有一定的权力来决定与普通人有关的资源分配和政策实施，而且选举结果并不取决于党派关系，而是取决于地方精英的动员。又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中，关于非关税壁垒的理论可以适用于中国和非中国的多种背景，但构成非关税壁垒的具体形式在不同的背景下存在差异（Kim, 2016）。总之，比较政治研究者可能需要进一步认识中国政治，以了解橘子在何时实际上可以是苹果（Locke & Thelen, 1995）。本着这种精神，后文将指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些特定研究领域，在这些研究领域内，中国研究和非中国研究可能拥有共享的概念和范围条件。此外，文章还会讨论中国研究怎样能够在这些领域建立比较政治理论。随着比较政治学者的关注点从民主转型转向政治制度和政治韧性，中国案例成为了建构理论的重要试验场。既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权巩固的轨迹是非线性的，我们就需要建立更精细的理论来解释制度和策略是如何、以及为何随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变化的。本节讨论了中国研究中的两项议题，它们可以为有关政治制度和政治韧性的比较理论做出贡献。（一）非西式政体中的政治制度
比较政治学者已经关注到非西式政体中的政治制度——如选举制度和立法机构——在增强政治韧性方面的作用。这类文献认为，这些政治制度通过分配资源和提供信息，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委托—代理问题（Brownlee, 2007; Gandhi, 2008; Simpser, 2013）。一方面，中国研究为其中许多观点提供了经验支持（Truex, 2014; Hou, 2015; Manion, 2017）。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的另一批研究表明，比较政治研究者应该扩大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论化范围——从选举制度和立法机构到媒体和互联网（Stockmann & Gallagher, 2011; Lorentzen, 2014）。（二）革命与殖民主义历史的国家能力的遗产
从对中国的研究中得到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国家的影响力（the reach of the state）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对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政治韧性不仅取决于政治制度和政治策略，还取决于一个政权所继承和建立的国家机器。拥有强大国家机器的政权可以有效地组织人民，调节社会关系，并在其领土范围内分配资源。然而，如果国家官僚机构的覆盖范围是不平衡的，政权就会缺乏进行更广泛的资源分发的可靠手段，那么政治韧性就会内在地受限。正如Soifer（2008）所指出的那样，同中国一样，许多国家的国家基础权力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明显的次国家差异。Goodwin（2001: 27）观察到，如果一国的强制能力能够延伸到整个领土范围，那么革命就不太可能发生。同样，Kalyvas（2006）指出，能够对人口实行直接常规控制的官僚机构，比依靠地方代理人间接实现控制的政治组织稳定得多。最近和过去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都表明，将国家建构、国家治理和政权巩固的研究议程结合起来，以理解国家机构和身份的次国家差异对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影响，可能会有很多值得探究的地方。比如，Perry（2007）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战时策略，是怎样逐渐演变为解放战争后的政权巩固策略的过程。
在过去的10年里，关注发展的学者和实践者都已经开始超越对发展政策和发展成果的关注，转向理解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的政治行为和过程，因为它们有助于减轻持续的贫困和不平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学家也越来越关注公民采取的各种政治行动，以及他们向当局要求更大问责性的方式。中国研究在建立关于发展中国家比较政治行为的新研究议程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学者早就认识到参与的非选举形式之重要性。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已经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治行为进行了广泛的理论化——而这些条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很常见。在梳理中国政治行为的特定研究议题之前，有必要更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些总体见解。第一，为什么要关注非选举形式的政治参与？中国研究者早就发现，普通人除了投票之外，还有很多方式能够影响政府当局的决策和行为。而发展中国家政治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将关注点从投票扩大到各种非选举的参与形式。事实上，对于那些寻求影响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府绩效的公民来说，非选举形式的行动可能会更有效，也更贴近他们的日常生活。最近的一些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和中东等地政治参与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些研究开始调查公民要求官僚和地方服务提供者对绩效负责的行为，而不是公民要求民选官员在决策过程中代表他们的政策偏好的行动（Humphreys & Weinstein, 2009; McGee & Gaventa, 2011）。这些让当局对政绩和公共服务负责的做法通常是通过选举以外的方式进行的——社区会议，请愿，个人联系，通过传统和宗教精英传递的公民反馈，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和日常抵抗。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经验而非理论贡献，主要侧重于检验从发达国家的投票行为、政治参与和民主问责研究中引入的假设。比较政治学者最好从中国研究中寻找如何将这些政治参与的非选举形式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想法。中国研究领域存在大量对选举和非选举形式的政治行为的研究。Shi（1997）为这些研究奠定了许多基础，他对28种公民行为进行了分类，并指出这些行为对政府官员和政治当局的决策能够产生真实的影响。大量关于村庄选举、信访和官员个人接触的研究也已经积累起来（O 'Brien & Li, 1995, 2008）。最近，还有学者对通过法律制度和在线论坛发生的新形式的参与行为进行了分析（Woo & Gallagher, 2011; Truex, 2017）。第二，中国政治的许多研究谈及了，将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对政治行为之影响理论化的重要性，而这一想法正在渐渐为研究其他国家的学者所意识到。在过去十年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公民参与的许多研究都依赖于经济制度主义的委托—代理理论。这一系列研究通常是经验性的和实验性的，它们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提供有关政府绩效的信息是否会促使公民要求更好治理。研究者们一直认为，公民缺乏关于政府绩效质量的足够信息，而这种信息不对称是公民参与和政府问责的主要障碍。然而，关于信息提供之影响的证据仍然有很大的差异。发展学者们的一个困惑是，面对腐败和公共服务提供中的问题，为什么公民没有采取更多的行动。中国研究使我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答案，即，在塑造公民参与方面，政治风险和政府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可能比缺乏政府绩效信息重要得多。非洲、东南亚和中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往往面临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政治行为。例如，2008年非洲晴雨表调查的数据显示，大多数受访者都担心在竞选期间成为政治恐吓或暴力的受害者，三分之一的人表示“非常”或“有点”担心。同样，在最近两轮阿拉伯晴雨表调查（2010—2011年和2012—2014年）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无法毫无畏惧地批评政府。在中国研究的基础上，本节的后面部分讨论了近期中国研究能够贡献比较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行为研究的两个议题：对于法律和正式制度的策略运用、中介和非正式制度对塑造政治行为的作用。（一）对于法律和正式制度的策略运用
来自中国的各种研究表明，公民和非政府行为体可以发展出各种具有创造性的策略，以向政府施加压力、影响决策。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政治行为，但非中国的学者则通常忽视了这些研究。例如，O’Brien和Li（2005）展示了公民在信访、沟通和采取法律行动来要求政府执行其政策时，如何策略性地地参考现有的法律和政策以实现自己的目标。L. L. Tsai（2015）发现，公民个体会通过有原则的违法（principled lawbreaking），或选择性不服从那些他们认为不合适的政策和决定，来作为表达意见并向当局提供建设性政策反馈的一种方式。鉴于公民参与确实能导致政府作出回应，因此了解决定公民是否采取行动的因素非常重要。这些来自中国的研究还表明，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参与所需的成本和资源都较高。除了时间、金钱和公民技能之外，发展中国家的个人还需要那些能够使他们接触决策者、获得有关政府政策和程序信息等的资源。例如，Guo（2007）指出，社会组织和国家赞助组织中的成员身份，能够通过提供接触政府的渠道和提供关于如何行动的信息来促进公民参与。L. L. Tsai和Xu（2015）的研究表明，拥有政治关系的个人，具有更多的政治知识和接触政府决策者的机会，更有可能向政府投诉绩效问题。中国研究也可以帮助比较政治研究者将政府对发展中国家公民参与的回应理论化。例如，Meng，Pan和Yang（2017）表明，当政府官员认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时，他们不太可能报告他们接受公民在互联网上表达的建议。最后，这些中国研究警醒我们，我们不应该假设公民要求政府回应的行为就表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对抗关系，相反，这些行为可能有助于政治韧性。例如，Truex（2017）发现，当随机接触到国家立法机构的新的在线参与门户时，公民（至少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更低、在政治上更边缘化的公民）对政权的满意度和对政府回应性的感知都会提高。这些发现表明，正如亨廷顿（2006）所假设的那样，公民参与的这些渠道可以为政治动员提供解压阀。（二）中介和非正式制度对塑造政治行为的作用
中国研究也促使比较政治研究对非正式制度与地方精英、经纪人、中间机构以及新兴的活动家和领导人在地方治理和发展中的作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Baldwin, 2013, 2014；Baldwin & Myukiyehe, 2015）。研究者们日益认识到，这些行为者在维持和稳定政治制度、向公民提供服务、以及有时代表公民利益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的一项重要研究侧重于庇护主义和贿选，关注庇护者、经纪人和选民之间的动态关系（Stokes et al., 2013）。然而，地方精英和社区领袖除了为政党牵线搭桥外，还采取多种形式，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在公民和政府之间进行互动。例如，Krishna（2011）和Kruks-Wisner（2011）描述了帮助印度村民获得政府福利计划的地方中介机构的作用。Singerman（1995）描述了在埃及城市，个人如何利用同时作为私人资源和公共资源的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网络，来满足其社区获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共同需求。中国研究有助于这一领域的理论建构，因为它们表明，中介机构和非正式制度既可以使公民及其社区领导人确保地方政府提供社区所需的公共服务，同时也可以增强政治稳定。例如，Xu和Yao（2015）注意到，当地方领导来自村里最大的两个姓氏群体之一时，他们能够克服集体行动问题，并引导村民更多地遵从对村庄公共产品的出资。中国研究也指出了地方精英作为信息来源或意见领袖的重要性（Huckfeldt & Sprague, 1995）——他们能够影响公民对政府的重要态度和信念。例如，政治谣言在任何地方都很重要（Berinsky, 2012；Weitz-Shapiro & Winters, 2015），但在治理透明度更低、公开信息渠道更少的发展中背景下，受直接的个人经历和情感影响的熟人小道消息，对于填补信息空白和解释无法解释的事情更加重要（Ball, 1987；Ball & Vincent, 1998）。Zhu、Lu和Shi（2012）追踪了“小道消息”或非正式信息来源影响公民腐败认知的过程。了解这种影响十分关键，因为谣言往往会夸大问题的普遍性。通过小道消息传播的谣言也可能是或被认为是负面新闻的重要来源，官方不希望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些消息，但这些传播渠道无法受到政府的有效监管和审查。
在上文指出的议题之外，本部分将讨论可以利用中国研究来促进发展中国家治理与政治行为理论的尚未被发掘的领域。（一）低成本治理（Governance “on the cheap”）
一个潜在的机会是通过中国的案例来识别和概念化“低成本治理”的策略——政治领导人将国家的影响力扩大到地方官员和公民之上，而不必投资于建设用以信息传递和监督的正式官僚机构。中国的低成本治理方式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演化而来的。在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必须赢得农民的支持，并以非常有限的资源和人员建立国家机构。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群众运动策略、战略不可预测性、中央指令的模糊性、“地方自力更生”和非正式的公共财政。这些策略或许也能够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实现稳定均衡的过程（Andrews, Pritchett, & Woolcock, 2013）。例如，中国的一个策略是将国家职能外包给非国家和准国家行为者（L. L. Tsai，2007a）。中国、坦桑尼亚以及肯尼亚等其他国家一直在推动地方自治的政策和规范（Barr, 1998；Narayan & Cassidy, 2001），在这种情况下，村庄基本上被期望自筹资金以提供公共产品和福利，并因此受到政治领导人的赞扬。这些策略对政治稳定和政府问责性都有重要影响。它们不仅节省了国家的时间和金钱，还可以让公民不再期望国家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如果公民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区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他们可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迫使国家来提供这些产品。公民的自给自足和政治脱离（political disengagement）可能带来稳定的均衡，并且这是一种缺乏高度问责性的均衡。中国的案例也例证了低成本治理能够有效实现治理目标，而无需建立起昂贵的监测机构。其中一个策略是将法律和政策的有意模糊与制裁相结合（Oi，1989）。对法律和政策的有意模糊，结合上允许地方试验和有原则的规则破坏之规范和制度，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灵活性和关于基层状况的政策反馈（L. L. Tsai, 2015）。在发展中背景下，较为模糊的法律和政策，加上诸如“临时”、试验性法律、试点或“示范点”等制度（Heilmann，2008），在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和反馈以使他们能够修改法律，并使法律得以更加有效和更加适合地方情况的同时，也给予了官员和公民隐含或明确的变通甚至违反法律的许可（L. L. Tsai, 2015）。相似地，中国通过对预算外资金的利用能够有效地激励地方官员追求领导层的发展目标，而无需官僚机构的密切监督（Oi, 1999; Wong, 1997）。
（二）作为重要政治行为的自愿服从
中国研究可以为比较政治研究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最近兴起的关于发展中背景下公民自愿服从的研究。公民的合作对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很重要，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需要追求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脆弱国家。这也是我们理解政治稳定和政治合法性的核心。现有的基于民主理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公民自愿服从理论关注的是政府的程序正义（Dahl, 1956; Tilly，1990）。当公民相信当局使用公平的程序来提出和执行要求，并将公民的意见纳入政策过程时，他们更有可能遵从（Murphy, Tyler & Curtis, 2009）。但是，几乎所有这些理论文献都是基于早期欧洲国家的经验。而最近关于发展中背景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程序正义和自愿遵守税收之间几乎没有联系（Paler, 2013; Broms, 2015）。那么，在发展中背景下，什么能鼓励人们自愿遵从政府的要求呢？中国研究提供了许多有趣的调查发现。例如，相关研究表明，国家可以培育新的社会和文化规范，改变公民的偏好，并将个人选择重新定义为对公共利益的贡献（Greenhalgh & Winckler，2005）。自愿服从也可能产生于公民和地方国家代理人或“街头官僚”之间的互惠和契约关系（Read，2012）。对程序正义的一个替代可能是惩罚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K. S. Tsai, 2013）。公民更有可能自愿服从惩罚地方官员渎职的当局，因为这种惩罚表明当局是公正的。（三）政治行为的制度理论
政治行为研究领域通常关注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的在个体层面的决定因素。然而，中国案例表明，政治学家需要更仔细地研究制度差异对这些个体层面结果的影响。如果我们要理解风险和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个人参与，我们就必须考察制度安排如何导致不同程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随着比较政治学者更加关注国家能力、政策实施和制度执行以及发展中背景下地方公共财政的次国家差异，政治行为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将这些制度的变化如何影响公民对政府绩效的看法、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公民参与理论化。
中国，以其规模和次国家政治机构的巨大差异，成为建构和检验有关这些问题的新理论之宝贵试验场。例如，在中国，资助和组织地方公共项目的不同制度安排似乎影响了地方官员如对公民服从的看法。在农村地区，生活在自上而下的官僚机构更强大的地区的个人，似乎更有可能自下而上地参与村庄选举和投诉公共产品的提供。
中国的案例还表明，地方不仅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类型上会存在差异，而且在制度稳定性和执行上也可能有所不同。在制度更稳定、更有可能得到执行的地区，不确定性和风险对政治参与的障碍可能比有类似制度但制度不稳定或没有得到一贯执行的地区要小。这种差异为比较研究提出了有趣的问题。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区，政治暴力问题严重、制度频繁变化，这些地区的公民更有可能脱离政治。
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将讨论，进行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可以怎样建立中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的联系。首要任务是确保中国政治研究者继续获得和发展深入的理论知识和基于田野的区域专业知识。随着更多的数据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取，更高的数据可获得性使更好的测量策略成为可能，并有助于因果推断，这是促进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然而，这些数据很少被用来明确或严格说明确定的因果关系可能成立的范围条件，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花在阅读中国政治研究的早期理论文献上的时间相对较少，而这些文献为理解这些范围条件提供了分析框架。根据对过去10年间发表于顶刊的中国政治研究论文的统计，随着每一年过去，我们引用1999年以前的学术论文的可能性降低了约9%。也许1999年以前的理论和政治现象已经不再重要了。但我不这么认为。除非我们对中国政治有着基于早期研究的深入细致了解，否则我们就有可能使用宝贵的数据来研究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权力和资源的关键斗争没有什么关系。此外，掌握有关中国政治的先前知识对于比较理论的构建是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与以前有关中国的理论研究进行比较，我们才能理解哪些范围条件被认为对特定类型的结果是重要的，以及这些范围条件是否以及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作为比较政治研究者，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这些范围条件是如何在中国产生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理解它们是如何在中国产生的，我们就无法知道它们是否可能存在或产生于其他地方。区域专业知识和基于田野的知识对于确保我们选择变量和测量策略时的概念等效性也很重要。一个人必须对情景和情景中的行为者有深入的了解，才能知道一个特定的测量策略是否确实在测量它打算测量的概念，以及这个概念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是否意味着同样的事情。此外，我们需要利用我们在该区域的专业知识来说明测量的效度，并且当我们说来自中国的发现可以推广到其他情景时，也需要说明我们是在将苹果和苹果进行比较。如果无法明确且令人信服地提出这些论点，其他政治学家就不太可能接受来自中国的研究。我们的第二个任务是从其他经验背景中获取更多的应用知识，以便我们能够积极地将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并贡献出我们知道将适用于不止于中国案例的理论。如果不清楚我们的论点所概括的经验案例，也不清楚关于其他案例的充足经验细节——以告诉其他人这些案例与中国案例具有相同的范围条件，我们就不能有效地为比较政治的理论辩论做出贡献。为了评估相同的范围条件是否成立，或者相同的测量在中国情境和其他情境是否意味着相同的事情，我们还需要了解其他情景。实现这些抱负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与非中国研究者就相同的理论问题进行更多的合作。中国学者和非中国学者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普遍，这无疑是经验研究的一个富有成效的发展。然而，中国研究者与致力于政治发展和政治行为的非中国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仍然不常见，尽管这种合作在过去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总之，为了弥合中国政治研究和比较政治理论建构之间的现有差距，中国研究者必须超越前沿的实证方法。我们必须真正了解有关中国政治的大量早期理论研究，并与非中国研究者积极合作，以确定存在于中国以外的政治现象的共同问题。只有通过回顾和超越，我们才能确保来之不易的关于中国的发现能够充分贡献知识。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Political理论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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