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的差异化如何塑造经济发展？|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历史上国家建设成败各异，其成功取决于国家能力各维度随时间的演变。早期对强制能力（执法和资源汲取能力）的投资在诸多历史实例（如古代希腊、罗马和中华帝国）中凸显其重要性，然而国家在公共产品提供等功能的动态演变在文献中未被充分理解。

法国大革命发起的行政改革为研究国家建设动态及其经济影响提供了契机，尤其是1790年法国首届制宪议会对王国行政组织的改革，其在部分新省份首府选择上的特点，引发了对地方行政变化如何影响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的思考，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利用1790年改革中部分人工省份首府选择的独特特征，通过对比最终成为首府的城市与未被选中的候选城市，将此视为自然实验，以探究地方行政变化的影响。同时，进行一系列平衡检查，对比首府与候选城市在改革前的多种特征（如人口、地理、行政职能等），验证这些城市在初始状态下的可比性，为因果推断提供依据。

本文将国家能力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汲取能力，即国家从公民那里获取财政或物质贡献的能力。第二类是执行能力 —— 通过监狱和其他执法机构控制人口的能力。第三类是生产能力，即国家提供地方和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其中汲取能力和执行能力概念化为公共产品生产的投入，并将这些投入的组合称为国家的强制性能力。 

总体而言，首先，本文首次系统记录了在法国大革命这一行政改革背景下，国家能力投资在短、中、长期的动态演变过程，为理解国家建设的长期影响提供了实证依据。其次，明确了国家能力建设中对政策努力更为敏感的关键维度，如早期对强制能力的投资对后续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国家建设的有效路径和关键因素。最后，借助独特的历史实验设计，构建新颖的识别策略，利用首府选择的准随机分配，解决了因果推断的难题，为后续研究类似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丰富了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视角。

大革命前，法国的行政区划复杂，由多个继承自罗马和中世纪的司法管辖区组成，职能分配混乱。1790年2月，法国的第一届制宪会议彻底改革了国家行政体系，创建了新的行政单位—省，以简化行政区划并集中地方行政功能。改革中，一些新建的“人工”省份中没有明显的候选城市作为首府，因此在确定首府时面临地方精英的激烈竞争和游说。最终，制宪会议采取了在多个城市间轮换首府职能的解决方案，或通过当地选举来决定首府。这种轮换制度很快于1791年9月被废除，首府城市的位置被固定下来。拿破仑在1800年后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改革，通过任命公务员和创建地方国家机构，使新的地方行政中心得以巩固并延续至今。

（一）模型设定

城市：考虑两个城市 c（首府城市）和 r（候选城市），存在两个时期 t ϵ{1,2}。在每个时期，城市j（j = c,r）具有多个特征变量，包括地方公共物品水平、私人产品 、强制能力、税收收入、人口  和工资，同时存在全球公共物品  可供两个城市使用。两个城市在初期除了c获得强制能力正向冲击外，其他方面可比。

公共和私人物品：假设私人产品按照线性函数 生产，其中城市j在时期t的生产力为 。这意味着地方公共物品（如学校、基础设施、医院）能提高城市的生产力，参数  衡量这种影响的强度。假设私人部门是竞争性的，工人工资等于其边际劳动产品，即。公共物品由税收收入生产，分配为 用于地方公共物品，用于全球公共物品， 用于建立强制能力。

强制能力和税收。提高税收需要强制能力，税收收入，，强制能力生产函数为， ，首府城市在时期 1 开始前获得强制能力冲击C。

偏好：有两类主体，中央政府和大量公民N。假设总人口无增长，公民i在城市j的效用函数为，在预算约束（以私人产品为计价单位）下最大化效用， 是服从 I 型极值分布的个人偏好冲击。公民在每个时期可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自由选择居住城市，但存在有限理性，即基于当前条件做出迁移决策，尽管他们在未来会面临不同条件（如税收、公共物品等）。假设中央政府最大化公民加权对数间接效用之和，从而选择税率和税收分配以最大化 。

时期：在每个时期，事件发生顺序如下：(1)政府宣布税收以及税收收入分配；(2)提高税收，实现强制能力，生产公共和私人产品；(3)公民获得个人偏好冲击并做出居住地点选择。

（二）模型预测

在时期 1，

（a）首府的税收更高；

（b）如果首府强制能力的初始冲击不太大，首府的地方公共产品更少，私营部门生产率更低，工资更低；

（c）人口从首府迁移出去。

在时期 2，

（a）首府与其它候选城市的强制能力差距扩大；

（b）首府的税收更高；

（c）首府提供更多地方公共产品，私营部门生产率更高，工资更高，人口迁移到首府。

推测：政府在两城市分配预算，强制能力预算份额相同，但首府税收和初始强制能力优势使其可支配预算高，导致两城市强制能力差距扩大；首府强制能力增强使其能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吸引人口和企业，实现长期经济和人口增长。

（一）样本构建

从1790年创建的83个法国省份入手，先排除围绕单一城市或省份构建且首府明确的43个省份，聚焦于剩余的人造省份。在这些人造省份中，进一步筛选出28个在省会选择上存在不确定性的省份，其中17个有明确候选城市列表（构成基线样本），11个没有明确列表（构成扩充样本）。最终得到包含17个省份50个候选城市的基线样本和25个省份69个候选城市的扩充样本，研究这些样本中候选城市在行政改革后的变化。

（二）数据来源

 旧行政职能和警察力量数据：基于Nordman 等人的研究和其他相关文献，获取旧制度下行政职能（主教辖区、辖区、财政收支处、分代表团）及警力分布信息，用于平衡检验，确保研究结果稳健性。

强制能力数据：为了衡量对地方强制能力的投资，本文收集了关于地籍（cadastre napoléonien）建立、1802 - 1815 年军事征兵、1839 年征收的商业税以及截至 1840 年法庭和监狱建筑建设的数据。

公共产品数据：首先，本文收集了1812年和1836年市级中学（地方资助学校和中央资助学校）的数据，以及医院建设投资的数据。其次，本文数字化了 Bucquet（1874）关于 1871 年地方福利办公室位置和特征的数据。最后，本文创建了一个关于19世纪中叶法国通信和交通网络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金融和工业发展数据：本文关于私营部门活动的数据包括 1839 - 1847 年工业活动、银行和整个19世纪专利注册的信息。

当代结果数据：本文使用法国统计局提供的2006-2015年社会数据，从当代公共和私营就业的衡量标准来评估改革在长期的经济影响。

（三）实证策略

本文的实证策略是在1790年1月-2月创建的人工省份中，将1800年后的首府与其他候选城市进行比较。假设在候选城市中选择最终首府的过程与城市的预先存在特征和趋势无关，这种策略使本文能够估计行政存在对首府自身的因果影响。该设置类似于分层随机化设计，其中层是省份，随机化单位是候选城市。

在每个省份内，假设每个候选城市成为首府的概率相同，等于 ，其中是省份j中的候选城市数量。本文的探索从简单的处理-对照比较开始：      

（1）

其中i表示候选城市，表示从1800年起的首府地位，表示省份固定效应。本文报告了通过两种不同方法获得的估计值。

首先，采用类似分层随机化设计，在每个省份内汇总处理和反事实结果，并使用自由度为K-1的配对t检验进行分析，基于此t统计量进行随机化推断。

其次，本文通过 OLS 参数化估计（1），并使用 Young（2022）的稳健方法，对处理进行 10,000 次排列，构建围绕α1的95%基于排列的随机化置信区间，来估计首府对周边城市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估计方程为：

  (2)

其中  是一个二进制变量，表示城市与首府候选城市的邻近关系，如果一个市镇最近的候选城市被选为首府，则等于1。样本包含位于候选城市周围（k=20）公里半径内的所有市镇，不包括候选城市本身。同时还额外纳入了一组改革前的地理、人口和行政控制变量。

最后，本文使用以下规范联合估计首府地位和邻近首府的影响：                             (3)

其中  是一个虚拟变量，对于所有候选城市等于1，用于捕捉与潜在首府地位及其在行政和市场潜力方面的相关性相关的内生性；因果识别的感兴趣参数（以为条件）是γ1 和γ2 。样本包括位于候选城市周围 20 公里半径内的所有市镇以及候选城市本身。

（四）识别检查

首先，解释部门选择与样本特征差异。对比样本中人工省份与其他省份，发现人工省份规模较大、人口密度较低、旧制度行政职能相似，但最大城市规模较小且城市规模差异较大，解释了首府选择不确定性原因，支持了研究设计中关于省份差异的假设。其次，通过平衡性检验验证策略有效性。对比首府与候选城市改革前特征，包括市场准入、城市潜力、人口、行政职能、经济潜力等多方面。经多种统计检验，发现两者在多数特征上无显著差异，仅少数如税收中心等存在微弱差异，表明改革前平衡性好，增强研究可信度。最后，分析首府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尽管首府在省内位置有时更居中，改革前质心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且其与市场准入相关性小。控制相关因素后主要结果不变，支持首府地位外生性，验证识别策略稳健性。

五、实证结果

（一）对汲取和执行能力的影响

征税。表4和表5的第一行显示，到1815年拿破仑时期结束时，首府拥有地籍的可能性比其他候选城市高出约38个百分点，到1830年，仍然显著更高（图2面板a）。从企业商业税角度，1839-1847年普查显示，首府企业人均商业税比其他候选城市多0.99-1.51法郎。影响幅度为25%，凸显首府更强税收汲取能力（面板b）。

征兵。征兵体现体现资源提取能力。表4和表5显示，这一制度导致首府的征兵人数更多，首府招募的人数比其他候选城市多出约15%（扩充样本中显著）。

执法能力。本文检验了改革对警察存在以及监狱和法庭建设和翻新的短期影响。到拿破仑末期时，首府城市警察部署与监狱法庭建设远超其他国家，这种执法能力的差距持续增长直到1840年（图2面板b），反映了革命后在国家能力早期建设中对执法机构的重视。

（二）对公共产品和经济增长的短期和中期影响

公共产品供给：表4和表5（A面板）显示，短期（至1815年）学校和医院建设成效弱于监狱法庭等强制能力建设成果。如1812年学校与1815年医院建设，首府与其他城市差异小且不显著。但中期（至1850年）财政能力提升使首府在地方公共产品投入增加，1836年有中学的可能性及1840年医院建设情况接近显著。

经济增长：同期，首府1839年工业企业数量略多，但1850年银行数量未增；专利注册数量1830年前与其他城市持平，此后攀升，1850年显著领先，显示经济增长红利随时间推移逐步显现。

（三）长期的公共产品和经济成果

公共产品供给改善：福利服务方面，使用 Bucquet（1874）的数据查看福利受益人的数量，发现首府大约高出50%。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首府更有可能拥有直接与巴黎通信的国家电报连接，并且到1870年建造火车站的比例高出35个百分点。

经济发展显著提升：生产能力提升使首府私人部门获益。1900年，首府居民专利注册量超其他候选城市两倍多，周边城市也受创新溢出影响（表7）。金融发展上，1900年首府银行数量明显更多。自1850年起，首府在创新与金融发展的优势充分显现。

（四）人口增长

尽管短期收益有限，但首府国家能力的逐步积累最终可能转化为城市增长。图2面板f报告了改革对人口的动态估计影响，表4和表5的C面板总结了长期影响。与经济结果一致，首府和其他候选城市之间的人口差异从19世纪 50 年代开始显现。到19世纪末，这种影响的程度变得显著：一战前夕，首府的人口比其1790年的候选城市多出40%以上。

图3和图4进一步证实此趋势。图 3表明首府在 19 世纪下半叶人口超过了候选城市。图4使用合成控制方法证实了这些结果（基线样本中的候选城市、地理控制变量、1793年和1800年的对数人口作为预测变量）。

从长远来看，首府更高的公共产品可用性，使这些城市对公民和企业更具吸引力，从而导致了行政改革的赢家和输家之间的长期差异。

（五）公务员因素

以1817年康塔尔省为例，在首府奥里亚克和其他候选城市圣弗卢尔，公务员占城市人口比例均为0.8%，说明短期内公务员占比小，对人口增长的直接影响微弱。长期来看，公务员及其家庭在1886年约占首府与候选城市人口差异的三分之一（表9第6列）。去除公务员因素后，首府地位对人口影响仍显著（表4和表5的C面板），表明公务员仅部分解释人口增长差异。

（六）当代就业

在表4和表5的D面板中，使用1999年的市政人口以及2006-2015年期间观察到的当代公共和私营就业措施作为因变量。改革两个多世纪后，首府公私部门工作岗位远超候选城市，公共部门就业的增加带动私营部门就业的增加。

（七）稳健性检验和替代规范

首先，加权方案分析。基于设计视角，采用多种加权方式处理数据，考虑不同处理概率差异，发现不同加权方案下结论与基线估计相似，效率未提升。其次，控制变量与聚类方法检验。添加地理、人口、行政职能等多类控制变量，用双重选择LASSO程序筛选变量，采用按部门聚类标准误差，所得结果与基线一致。最后，不同样本和估计策略的稳健性检验。对扩充样本进行类似主样本的分析，报告相关估计结果。对首府周边不同半径范围的市镇进行稳健性检查，采用与基线方程相同策略，报告变量影响、误差、置信区间和p值等。

法国大革命期间，首届宪制议会重塑了行政体系，新首府的选定引发了激烈的地方竞争。本文表明革命者对改革影响的预期是正确的：对国家能力的不同投资深刻塑造了随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从长远来看，被选为新地方首府的城市最终超过了其他城市，并且这些首府也推动了其周边地区的更快增长。在改革后的直接影响下，居住在新首府内部或附近的公民更多地受到国家强制能力投资的影响，包括通过税收和军事征兵获取财政和物质资源的能力。

通过构建空间均衡模型，本文表明国家能力投资具有动态和再分配效应。在国家建设开始带来经济红利之前，必须首先对国家的汲取和执行能力进行投资。然后这些投资在长期塑造了收入和人口的空间分布。在法国的案例中，尽管19世纪经历了多次政治动荡，但地方对国家能力的投资得到了回报，并最终为现代国家的崛起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