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 比较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列宁式政党” ：列宁《怎么办？》新释 | 《社会》

《怎么办？》除序和结束语外，共有五章：第一章是教条主义和“批 评自由”；第二章是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第三章是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第四章是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 和革命家的组织；第五章是全俄政治报“计划”（列宁，2018a）。本节集中讨论该书前三章和第五章所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思想的灌输及其机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了理论斗争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提出工人自发产生不了无产阶级意识，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将群众思想的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的水平。那么，到底如何提高呢？考茨基 1901 年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修正》中提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非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转引自列宁，2018a：40）。考茨基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他 1888 年就无产阶级的理论斗争所提出来的一个关键概念——“灌输” （王学东，1988）。列宁（2018a：31）在书中非常认同考茨基的这个概念：“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那么，灌输的机制是如何具体构成的呢？列宁在这里结合俄国社会 的实际情况，改造和深化了普列汉诺夫关于宣传与鼓动的区分。普列汉 诺夫 1892 年在《俄国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一文中提出，“宣传员给一个或几个人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 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群人”（转引自列宁，2018a：67）。列宁对此说法作了进一步的扩展：“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 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 去’”（列宁，2018a：83）。理论、宣传、鼓动和组织这四个概念就构成了把最先进的革命理论灌输到最普通的革命群众那里去的四个环节。需要 注意的是，联系列宁的上下文，他所谓的“组织者”有其特定含义，指的其实是“号召者”，即号召群众在现场采取具体行动。尽管有这四个环节的差别，但列宁又认为理论属于宣传的上游，可以与宣传归并在一起；而号召（即组织）属于鼓动的下游，是鼓动“自然和必然的补充”，或起着纯粹执行性质的职能，可以与鼓动归并在一起。若非要在宣传和鼓动之外分出第三个方面或第三种职能是荒唐的。结果，列宁对灌输机制作了扩充后，在核心问题上仍回到了普列汉诺夫最初所作的宣传与鼓动的类型区分上，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宣传员“应当提供‘许多观念’， 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观念， 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因此，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要求宣传员具备的素质是不同于鼓动员的”（列宁，2018a：68）。列宁还比较了西欧与俄国进行灌输的条件差别。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充分利用开展宣传和鼓动的合法条件即议会活动和集会自由，而俄国却不具备这些条件。尽管列宁也提出还是要善于把愿意听社会民主党人讲话的工人召集起来开会、进行鼓动，但是，他更重视通过秘密渠道创办报纸来开展宣传的作用。“能够成为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现在，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为了培养出这种领导者，又只有通过经常不断地随时估计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估计各个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而进行抗议和斗争的一切尝试才能做得到”。“报纸不仅是 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 可以把报纸比做脚手架”。“这种报纸就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 （列宁，2018a：84、90、161-162、164、170）。由此，《火星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领袖长期流亡海外的情况下，起着关键的组织和宣传作用，既是革命的脚手架，又是革命的鼓风机。而列宁专门批判了马尔丁诺夫拔高倡导直接革命行动的“号召”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至于说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那么只要我们进行有力的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做到的”（列宁，2018a：72-73）。

《怎么办？》第四章是本文要重点分析的内容。列宁在该章首先批 判了在工人运动的组织中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的“手工业 方式”，他辛辣地讽刺“他们像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列宁认为，在“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 的局面下，迫切需要把组织当作一个专门的武器去铸造，“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他为此作出了一个响亮的断言：“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2018a：101、103、105、126 -127）他后来在《进一步，退两 步》中再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 别的武器”（列宁，2018b：231）。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的武器”才具有这样一种扭转乾坤的动力呢？列宁认为，关键在于将“政治斗争”的概念与“经济斗争”的概念区分开来，从而将革命家组织与工人组织区 分开来。这两种组织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鉴于此问题的重要 性，我们下面分三节来逐一展开论述。本节先讨论第一个方面的差别：工人组织是职业的组织，而“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至于能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是学生还是工人，这都一样”，“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列宁，2018a：112、122）。

我们首先来看看韦伯 1919 年在《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中对“职业政治家”（Berufspolitiker）的分析。在韦伯看来，近代政治发展已成为一种“经营”（Betrieb），要求在由近代政党发展出来的斗争方式方面做到训练有素。他提出了“以政治为业”的两种理想类型：一种是“靠”政治而生存，即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 饭；另一种是“为”政治而生存，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和他的天 职，或者因为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因为他意识到服务 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韦伯还分析了“经营”政治的两种基本方式：一种像行政官员那样不持政治立场，推动官僚机器运行；另一种像政治官员那样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其高度的道德性和卡里斯玛式的个人权威去推进自己的政治目标（韦伯，1998：58 -77）。所谓“靠”政治生存与行政官员之间， “为”政治而生存与政治官员之间，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对应关系，不过， 它们之间的确存在某些亲和性。韦伯所分析的政党主要限于西方国家在选票市场上，通过冷静的、“和平的”运动来谋取权力的职业政治组织，未讨论布尔什维克这样通过“密谋”和暴力夺取政权的职业政治组织（韦伯，1998：81-82）。

事实上，在韦伯之前，列宁就已在《怎么办？》中处理了韦伯未曾论 及的问题。列宁首先指出，在西方国家，政治组织与职业组织的区别是 十分明显的。也就是说，对政治专门“经营”的政党组织与职业工会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在专制制度统治下的俄国，由于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会同时被禁止，所以，它们的差别似乎也被消除了。但在他看来，恰恰是在 专制制度下，对建立旨在推翻专制政权的职业政治家组织的要求更甚。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更需要专门的经营；其次，社会主义革命在宪兵镇压的局面下必须保持高度的秘密性，因此革命家需要培养专门的生存技巧；再次，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稳定性，需要克服革命家的职业流动性，尤其是改变早期革命家主要由学生构成、而学生的寒暑假和毕业常常带来革命的潮汐涨落的现象。这一切都要求革命家组织具有高度的职业性和专业性（列宁， 2018a：112-122）。

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职业革命家也作出了类似韦伯那样的 辨析。所谓的“以革命为业”同样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靠”革命而生存，即不是在工厂内做 11 个小时的工来维系生计，而是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并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能够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同宪兵周旋至少几年之久。第二种是“为”革命而生存，也即领导工人超越经济斗争层面，超越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超越合法性的工作层面，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他们是由极少数富有天才，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的革命家组成的紧密团结在一起的领导核心。他们要将党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他们是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卓越者，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列宁，2018a：125 -127）。值得注意的是，韦伯对“以政治为业”的两种含义进行辨析时，是说在现实的政治家中虽然不可能将两者完全分开，但这两者还是有相当差 异的人群。而对列宁来说，“以革命为业”的这两种含义仅仅是功能上的辨析，他们完全是同一类人或同一批人。列宁把他关于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思想凝练在以下五个命题中：“（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 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列宁，2018a：124）。第一点强调了组织的稳定性才能保证革命的持久性，第二点强调了群众参与的广泛性更要求组 织的巩固性，第五点反过来强调了组织的巩固性才能促进群众参与的广泛性；而第三点直接点出了建立这种组织的要害在于“以革命为业”，这是最核心的命题；第四点表明组织成员对敌斗争的专业性是组 织得以巩固的保障。

在列宁此处的分析中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当职业革命家以革命为职业时，他们维持生活和开展工作的经费从何而来？列宁（2017c：1- 12）在 1906 年的《游击战争》中涉及了这个问题（参见金雁，2011：172 - 182）。

由于中共是在苏俄所控制的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和资助下成立并发展的，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为目标的。我们这里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共筹备建党时最重要 的两位领袖，但他们后来的职业道路有所不同。陈独秀自从 1921 年辞 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后，就走上了 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而李大钊从中共建党到 1924 年 10 月前一直都是 北京大学教授（唐宝林，2013：314-315；杨琥，2020：535）。尽管他在此期间为中共积极开展工作，是中共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但他在党内 的地位和影响力已不能与陈独秀等人相比。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与他到 1924 年底以前未成为职业革命家是不无关系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共早期革命实践中，职业革命家有两类：一类 是以革命为职业的革命家，另一类是有掩护职业的革命家。前者多限中 央和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后者则是白区广大的地下工作者。中共 六大召开后，为了强化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也为了使地下工作得到更好 的掩护，同时还为了减轻机关负担、破除“雇佣革命”观念，中共中央从 1928 年开始号召“党员职业化”：“只有每个同志（除开必须以革命为职业者外）取得或学习一种职业，打入社会的里面，特别打入工厂中去，埋 伏在群众中做群众的领导者，一个共产主义者真正‘以身许党’必须这样的做去”。“党只需要少数的革命职业家担负日常的党务，至于在群众中工作的党员，应当不离开社会的职业而为党工作，方能深入群众。然而有些同志，竟有一种雇佣劳动的观念，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做 事的现象，支部干事也要津贴，以求利益均沾，这是严重的错误”（中共 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00：232、241）。中共 对这两类职业革命家的界限的把握，是在中共革命实践基础上对列宁思想的丰富。

革命家组织与工人组织的第二个重要差别在于：前者是一个严选精干的组织，后者则是一个尽可能广泛的组织。不过，职业革命家组织并不像革命民粹派那样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面对革命工作中所面临的“没有人（指合适的领导者——引者注）而人又很多（指不满专制甚或反抗专制的人——引者注）”（列宁，2018a：128）的双重困境，这种组织必须既是精干的，又是广泛的。那么，到底如何才能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真正结合起来呢？列宁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较为详尽地提出了以下的操作办法：

首先，组织的核心成员即职业革命家必须严格筛选，做到少而精。组织发展的广泛化和专业化是以集中化为前提的。列宁提出，中央“委员尽量不要搞得太多（这些人的水平要比较高，对革命工作的专业要比较精通），但是也要有足够的人数，以便管理各方面的事务，保证进行充分的磋商，切实执行决议。如果委员人数相当多，经常集会有危险，那么 可以从委员会中再选出一个人数极少（例如 5 人或者更少）的专门指挥 小组，其中一定要有书记和最有实际指挥一切工作才干的人参加”。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两层架构，即委员层和常委层。他同 时指出，保持核心的领导地位，靠的不是权力，而是威信、毅力、比较丰 富的经验、比较渊博的学识以及比较卓越的才能（列宁，2013：5、9）。这实际上回答了在《怎么办？》中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职业革命家究竟是如何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

其次，对组织的成员特别是核心成员实行分工。他强调“委员会成员的人数应当减少；尽量委托其中每一个人担任一定的专门的需要汇报的负责工作；建立专门的、精干的指挥中心；建立善于执行任务的代办员网”。“建立秘密组织的全部艺术应在于利用一切力量，‘让每个人都有事可做’，同时保持对整个运动的领导”。而“各方面的革命工作需 要具备各种才能的人，有时完全不适于做组织工作的人，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鼓动员；有时不善于从事需要严守秘密的工作的人，竟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员”（列宁，2013：16、9）。这就诠释了他在《怎么办？》中所说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紧密团结”的含义：分工明确，各司其责，取长补短，相互配合。

再次，建立差序的组织圈层。列宁提出：“如果说对运动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的领导方面需要尽量集中的话，那么党中央（因而也就是全党）在对运动的了解方面，在对党负责方面，则需要 尽量分散。……这种分散是实行革命集中的必要条件和必要修正。…… 这种分散无非是分工的另一面，这种分工已经被公认为我国运动中一种最迫切的实际需要”。“领导运动的应该是数量尽量少、类型尽量同 一、由富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小组。参加运动的应该是无产阶级各阶层（以及人民中的其他阶级）中数量尽量多、类型尽量多种多样的小组”（列宁，2013：14-15）。那么，在核心之外到底还有哪些类型的组织呢？列宁划分了三种基本的小组：区小组，即书刊投递员小组；区小组下设的宣传员小组；工厂小组。“书刊投递员小组须要严守秘密和军事纪律；宣传员小组虽然也要保密，但是军事纪律就不必很严格；阅读合法书刊或座谈职工的需要和要求的工人小组的保密程度就更低，如此等等。书刊投递员小组成员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应该认识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拟订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其成员不一定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都有一两个党员参加，有时甚至根本不该让人知道他们是党员，等等”（列宁，2013：13）。列宁后来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对这种划分作了细化：“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 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 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列宁，2018b：71）。也就是说，革命家组织加上党所直接领导的工人组织（也即“赤色工会”）构成了党的骨干；靠近党的工人组织、事实上服从党的工人组织（这两种组织是所谓“黄色工会”中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党的影响的部分，但列宁在文中没有具体解释“靠近”与“事实上服从”之间的差别） 以及虽未加入工人组织但在重大事件中服从党的工人，构成了党的外围。这些组织的各圈层如同费孝通（2011：25）所说的 “差序格局”一般具有差序性，既按照各组织的秘密性程度，也按照与组织最核心即职业革命家的关系远近，一层层地延伸出去（参见图 1）。由职业革命家构成的核心层必须是高度秘密的，而在其外部的各圈层则是枝脉纵横的，逐渐走向公开，从而“把自己的触角伸得远远的，伸到各个方面去”，去团结接近社会民主工党、帮助社会民主工党、准备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的人（列宁，2013：10）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样的分层，“灌输”由外而内的结构变成了组织由上至下、由秘密到公开的结构。核心和外围对应着革命者高低不同的品格和眼界。列宁（2018a：130）反复强调：“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 命家，而决不是像‘经济派’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 众’，或是……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那么，如何加强组织的核心与 外围之间的联系呢？列宁提出了外围（下级）须向上作定期报告，而核心 （上级）可对下作视察或巡视。他强调，“在专制制度下，除了定期向党 中央汇报外，我们不可能有党内报告制的其他手段和武器”（列宁， 2013：18）。“列宁式政党”的党内报告制与巡视制都由此而发端。

中共早期在建立严选精干的组织核心上大体遵循了列宁的指示， 但在建立差序的组织圈层上却有过惨痛的教训。刘少奇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工人运动时提出，在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工会之外还应该建立各种辅助组织，不应“退出黄色工会”，不应在城市搞“飞行集会”和大规模示威游行等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1988：57 - 61、88-93、102-116）。但是，刘少奇的这些意见未被当时的中央接受。刘少奇（1981：62-63）后来对白区工作的“左”倾错误作了这样的总结：“一般来说，群众工作应当是公开进行的（虽然有时只能半公开进行），而党内工作则应当秘密地来进行 （如有可能也应当部分地公开地进行）。但是我们在党内工作的方法，绝不能拿到群众中去使用。我们在群众中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他的一切行动和工作方式应当群众化，应当公开，不要在形式上表示自己的特别，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党内工作和群众工作，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应当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派遣不同的干部去进行，在组织上不能混淆，在方法上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就是在组织上混淆起来，方法上又完全重复。把应当公开进行的工作，拿到秘密机关来做；把应当秘密进行的工作，又去冒险公开 （如秘密机关的负责人兼任群众团体的职务等）。这样，使得应当公开 的不能公开，应当秘密的不能秘密。结果就是党和群众工作都遭到破坏”。在“左”倾路线占据中央领导位置并主导了白区工作思路的年代里，这种破坏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毛泽东估计白区党的组织力量 在 1936 年前差不多损失了百分之百（胡乔木，2014：229-230）。中共的白区工作直到 1936 年由刘少奇接手领导后，才开始彻底转变工作方式，将秘密的党内工作与公开的群众工作既清楚地分开，又密切地配合，从而既保证了白区党组织的隐蔽性和持续性，又保证了群众工作的 合法性和广泛性。

在组织核心与组织外围的关系上，中共与苏俄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别。在苏俄这里，职业革命家与普通革命者（工人）之间，组织核心与外围之间，是单向地由高到低的领导关系。列宁在许多文章中都一再 强调职业革命家不能弯下腰去屈就工人组织或工人群众的要求。但是在中共这里，核心与外围、革命家与群众之间是双向的关系：革命家既要领导群众，又要向群众学习；中共既要克服一味追随群众要求的“尾巴主义”，又要克服脱离群众的“先锋主义”或“命令主义”。这就是中共 独特的群众路线的体现。“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 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刘少奇，1991a：427）。为什么中俄有这种差别呢？这是因为在俄国较为发达的工业化背景下，工人阶级有较深厚的社会基础，布尔什维克则把自己看作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对中共来说，无论是其领导人群体还是革命者群体，都很少出身“自来红”的 工人阶级，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 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 子的问题”（刘少奇，1991a：411）。那么如何改造呢？这就要求党要向群众学习，依靠群众。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党去做群众的尾巴，而是说党必须在依靠群众和引领群众之间把握适当的平衡。群众路线就此成为中共纯化其阶级基础的基本路径（应星，2016a，2016b；应星、刘水展，2019）。

列宁在讨论了革命家组织与职业组织的三个主要差别之后，还提出了地方工作与全俄工作的关系问题。地方与中央是“列宁式政党”组织形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鉴于报纸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期主要的政治组织手段，列宁就用地方报和全俄报的关系来说明这个问题。列宁（2018a：143 -146）提出，“由于地方活动家过分埋头于地方工作而受到损害；因此，把重心稍稍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转移不会削弱，而会既加强我们的联系的牢固性又加强我们的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这是因为，“地方报纸往往在原则上不坚定，在政治上无意义，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价太高，在技术方面丝毫不能令人满意（我指的当然不是印刷的技术，而是出版的次数和定期性）。所有这些缺点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分散状态的必然结果。……单个的地方组织简直无力保证自己的报纸具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把它提到政治机关报的高度，无力收集和利用充分的材料来说明我国的全部政治生活”。“这种分散状态会使我国的宪兵轻而易举地——不费‘稍大的’力气就在地 方活动家一开始活动时把他们抓走，而不等他们发展成为真正的革命家！”列宁在这里暗示，党的地方领导人中还很少职业革命家，他们既缺乏指导全部的政治生活的思想高度，也缺乏对付宪兵的专业训练和丰富的经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沙俄的政治高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绝大多数职业革命家都是长期流亡在欧洲的。由流亡在国外的职业革命家来领导国内的工人运动是否会面临一些特殊的问题，列宁在书中没有论及（参见赫尔岑，1998；Miller，2019；Hillis，2021）。

列宁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提出，在社会民主工党中要同时建立 两个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这个设置从表面上看似 乎是复制了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中央机构的设置，但实际上，列宁的理 由完全不同。德国如此设置是基于广泛的民主和相互的监督原则，而俄 国如此设置，则是“鉴于必须严守秘密和保持运动的继承性”。中央机关报担负思想上的领导工作，而中央委员会担负直接的实际的领导工作。如果其中一个委员会遭到宪兵破坏，另一个委员会能够马上把工作接过来。两个委员会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则通过统一的党纲和定期联席会议来保证（列宁，2013：2）。列宁在论及由党的全国性会议产生两个中央机构的办法时，因为这些会议都是在国外召开的，所以提出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制。而在俄国国内，由于宪兵的破坏，“各种大会和会议在俄国只能作为例外偶尔召开，并且要极其谨慎，只许‘优秀的革命家’参加”（列宁，2013：7），所以，地方机构的产生主要采用的是集中制而不是广泛的选举制。这再次说明列宁绝非一味排斥选举制，他只是反对在受宪兵威胁的情况下采取“广泛的民主制”这种儿戏般的做法。一旦条件发生变化，列宁的看法也就有所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列宁在 1906 年把“集中制”调整为“民主集中制”的原因。 

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对于中共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一方面，中国 是一个大国，中共又是一个大党，各地差异巨大，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另一方面，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面临敌强我弱的局面，中共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被敌人重兵四面包围、纵横切割，战争的特殊性又要求对敌反应的敏捷性和军事行动的灵活性。因此，既需要建立起一 个中央统一领导、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党，又需要给地方留出足够的 自主行动空间，如何把握两者的平衡，是对党的领导艺术的一大考验。这一点在《军事发包制》一文中已有专门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应星，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