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政治” : 边缘地区为何会倒向极右翼政党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学术   2024-12-28 11:05   上海  

“方言与政治”:为什么边缘地区会倒向极右翼

摘要:

为什么在某些地区对极右翼的支持度更高?本文认为,之前研究中常被归因于“乡村”地区的极右翼支持基础,部分实际上源自历史上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处于“边缘”的社区。受到经典国家建设文献的启发,该文献将“Wealth of tongues”(即某地区使用方言的广泛性)作为定义边缘的标准,我们利用德国一项语言调查中超过72.5万条带地理编码的回答数据,发现历史上地理位置处于边缘的社区居民,今天更倾向于支持极右翼政党。


作者简介:

Daniel Ziblatt 哈佛大学 伊顿政府学教授

Hanno Hilbig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政治科学助理教授

Daniel Bischof 明斯特大学 比较政治学教授兼主席


编译来源:

Ziblatt, D., Hilbig, H., & Bischof, D. (2023). Wealth of Tongues: Why peripheral regions vote for the radical right in German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7. https://doi.org/10.1017/s0003055423000862



本文作者:Daniel Ziblatt, Hanno Hilbig, Daniel Bischof


前言‍‍

为什么一些地方的极右翼政党支持高于其他地区?


部分学者归因于经济,指出制造业基础衰退和经济困境加剧的地区更容易支持极右翼。另一些研究则强调城乡分化,认为极右翼支持可能出现在农村地区,并且与乡村的自我认知上的“边缘化”(peripherality)、独特社会价值观,或农村地域身份的政治化有关。


本文针对极右翼投票的空间基础提出了一个替代视角与仅关注当代经济动态或城乡差异不同本文强调历史性的“中心-边缘”冲突的持久影响。这种冲突源自19世纪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在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过程中,边缘地区往往带有低地位的文化特征——最典型的是地方方言或语言;正如Weber(1976)所说的“语言的丰富性”(Wealth of tongues)。这些特征使得当地居民对自己的社区充满防御心理,并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疏离(Rokkan, 2009;Rokkan 和 Urwin, 1983)。


我们延续并扩展了这一论点,提出最近研究中被认为主要是“农村”现象的极右翼支持,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历史性的“边缘”社区。这些社区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处于边缘地位(Lipset 和 Rokkan, 1967)。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来自历史边缘地理社区的选民今天更可能支持极右翼政党。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是,这些地理区域拥有持久且显著的低地位文化特征(如非标准方言或语言),导致居民更容易感到“被抛弃”,并表现出更强的反精英情绪和外群体敌意。这种情绪促使选民支持极右翼民粹政党。此外,我们认为,在文化威胁(如大量难民涌入)的感知加强时,这种模式会更加显著。


本文的贡献在于:突出了经典民族国家形成研究中未被政治学家充分探讨的一项关键特征:方言及其与国家标准语言的距离。我们还借鉴了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表明语言或方言是地方社会身份的来源(Becker, 2009;Labov, 1963;Remlinger, 2009)。


本文以德国为研究案例,利用超过72.5万条带地理编码的方言数据,衡量某地区方言与标准德语的差异程度。通过分析德国极右翼政党AfD(德国选择党)在2010年代的崛起,我们验证了研究的主要观点。结合2017年联邦选举的县级选举结果以及来自德国长期选举研究(GLES)的个体舆论数据,我们发现,在非标准德语方言更为普遍的边缘社区中,极右翼支持的倾向更高。无论是总体县级数据还是个体数据,方言与标准德语的差异程度越大,对AfD的支持度就越显著且有实质意义。


此外,我们的分析还显示,在难民危机期间,当地居民对外群体的敌意更容易被激发,这进一步强化了方言差异与极右翼投票之间的相关性。机制分析表明,边缘县居民在社会地位等级中平均自我定位较低,更倾向于支持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对外来者敌意),并持有反精英的民粹态度。



文献综述:为什么激进右翼聚集在特定的地理位置


本文回顾过往文献,发现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的选举支持集中在特定的地理位置 (Bolet 2021; Cremaschi et al. 2022; Eliasoph 2017; Fitzgerald and Lawrence 2011; Munis 2021):例如,在欧洲和北美,经济发达的城市往往具备“世界主义”立场,对激进右翼的支持也较少。相比之下,经济衰退的农村,似乎是更倾向在选举中支持极右翼政党的地区,同时也是在2016年更支持英国脱欧运动的地区。这种图景被描绘成,世界性的“任何地方”(cosmopolitan anywhere)和区域性的“某个地方”(parochial somewheres)之间的鸿沟(Goodhart 2017) 。

过往文献中,这种地理空间的图景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强调了全球化所引发的经济冲击对国家内部某些地区的影响是不平衡的。例如,对于在美国的,受中国相关贸易影响导致失业率高的地区,在2016年更多支持特朗普;欧洲受中国进口冲击较大的地区更多支持极右翼政党,对于英国则呈现出欧洲怀疑主义(Euroskepticism)。另一个例据是,对于在国家内部的某些“去工业化程度”相对更高的地区,“去工业化” 将导致劳动力参与率降低、青年外迁、财产价值下降、地方税收不足,甚至毒品流行与公共卫生恶化。与此同时,这种状况的社区对民粹主义右翼政党的支持程度更高 (Broz, Frieden, and Weymouth 2020)。


第二种解释强调选举政治中城乡分裂的扩大,这种见解更多考虑到了文化因素,学者们就此建立了将地理与激进右翼支持联系起来的三种因果途径。一种因果途径认为,农村居民对在城市决策者面前的经济错位和政治边缘化感到不满(Cramer 2016)。另一种因果途径强调,农村具有更强烈的地方身份认同。还有一种因果途径是城乡之间相互冲突的社会价值观和相关的政治态度。例如,在高技能工人的知识型城市中流行的“世界主义”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政治偏好,就与低技能工人的农村地区流行的传统价值观大相径庭(Roden 2019)。


沿着第二种解释的思路,Maxwell通过城乡居民对待移民态度的案例研究,证明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人并不会变得更接纳移民,即这种移民态度的差异并不受城乡环境生活体验决定,并不是近期出现的经济发展差异的结果,而是城乡居民之间先前存在的态度差异和自我定位所导致的。这种移民态度差异形成地理聚类的根源,被Maxwell概念化为“更深层次的人口和文化鸿沟”(Maxwell 2019, 473)。也就是说,即使当代经济变革和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显然是经济“落后”地区极右翼投票区域聚集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在当代的经济状况出现之前,也存在着长期存在的历史文化鸿沟,这些鸿沟可能会继续独立地塑造激进右翼聚集的地方。


了解了“更深层次的人口和文化鸿沟”这一解释路径,现有文献还不完全清楚这些历史文化因素是否在个人或社区层面上起作用,本文致力于填补这种研究空白。


理论框架: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差异

Lipset 和 Rokkan (1967)的开创性理论探讨了“中心与边缘”作为形塑当代政治的重要裂隙(cleavage)之一,即追求国家建设同质化的“中心”与文化上独特的“边缘”地区之间的裂隙。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学者们发现,在国家形成期间,历史上边缘地区的公民通常带有地位较低的文化标记,如语言、当地方言、宗教、服装和习俗。这些社区层面的属性为在更大的国家政治社区中对边缘化的集体自我感知提供了原材料。例如,直到20世纪初,巴黎的官员都将边缘地区视为“野蛮人”之地,在那里文明缺失,“语言的丰富性” (wealth of tongues)阻碍了官僚系统的运作。


事实上,民族国家的边缘通常由两个特征来定义:一个是他们在民族国家内较低的社会地位,另一个是可识别的文化标志(如方言)的流行,同时这些文化标志加强了这种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边缘化”是一个社区级别的变量,而非个人的。学者们认为,这种中心和边缘的鸿沟在20世纪中期开始消退,但也可以被激活,并被证明在近年来成为一个显著的政治裂隙在某些环境中重新出现(Alonso和da Fonseca 2012),部分解释了地区政党(regional political parties)在欧洲的出现。


本文总结已有的理论和经验证据认为,在这些历史和文化边缘地区(periphery),公民较低的自我认知地位将持续下去,并且这导致了今天对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和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的支持。这里的理据包括,历史上地位较低的方言的使用者继续在住房、就业、工资方面遭受歧视,并在感知声望、技能、可信度和教育方面受到负面评价。(Du Bois 2019, 93; Edwards 2009; Pur- nell, Idsardi, and Baugh 1999; Segrest Purkiss et al. 2006)此外,在德国环境中,说非标准地区方言的人在住房和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受到偏见(rakiki, Steffens, and Mummendey 2011),与说标准德语的人相比,有更低的工资(Grogger, Steinmayr, and Winter 2020)。


总之,当这种“边缘化”仍然能被今天这些地区的居民主观地感觉到——人们容易受到挑战“中心”精英和政治体制的政党的呼吁。此外,心理学文献的证据表明社会地位的不利位置,尤其是与微弱的文化标记(如方言)相结合时,也会引发强烈的群体外敌意,进而造成对极右翼反移民政党的支持。


因此本文预计:“边缘”地区的居民投票给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两种机制是:反精英情绪(经历过排他性政策的历史)和对“局外人”(包括难民和移民)的敌意。


本文还预计,当文化上的威胁更大,例如难民大量涌入,上述两种机制的模式会反应更强烈。这一点背后的关键解释是,被认为“不受控制”的难民涌入激活并进一步加剧了“边缘化”人口地位低下的感觉、群体外的仇恨,以及对政治精英的怨恨。

 

数据与方法


       本文采用两个数据源测量区域方言与标准德语的差异:一是德国杂志《明镜》近期收集的当代数据,二是历史上19世纪末对约4万所学校进行的语言调查。这些当代方言数据被用作历史边缘地区的代理指标,而历史数据则用于验证当代数据的有效性。

        

当代方言数据

最全面的德语区域方言分布数据来源于德国杂志《明镜》Der Spiegel 在2015年发起的一项在线调查(见 Elspaß et al. 2018)。这项调查以公开的“方言问答(dialect quiz)”形式进行,参与者需回答与方言区域差异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问答题目会向参与者展示一个动词、名词或形容词的描述,然后让他们从多个选项中选择自己使用的区域版本。总共24道问题分别对应不同的词汇、语法和发音差异,全面涵盖了定义方言的关键维度。完成问答后,预测算法会根据回答推测参与者的区域来源,参与者随后可以评价预测的准确性,并选择输入自己的家乡。总体上,有约72.5万名参与者标明了其来源地,约三分之二的参与者提供了家乡信息。

本文利用这些数据构建了以县为单位的方言距离测量值,以衡量各县与汉诺威地区的方言差异。汉诺威地区被视为标准德语的代表区域( Mills 1985, 142;Polenz 2009, 123)。


测量的第一步,我们首先得到了每个城镇24个方言测试问题中最常见的(模型)答案。第二步,对于每一个城镇i, 测试问题k的模型答案取值Xk用来指代一个县特有的方言特征。根据方言的不同特点,取值2到24不等。标准德语,记作XkStandard German 由此,本文定义特定地区方言与标准德语之间的距离如下


我们加总给定城镇与标准德语共通语言特征的次数(最高值24),再将这个度量反过来,使di 度量给定县与标准德语之间的方言距离。它的范围从0(一种相当于标准德语的方言)到24(与标准德语没有任何特征)。

如下图1,我们展示了德国各个县与标准德语之间的距离。不出所料,汉诺威地区周围的县(深绿色阴影)与标准德语最相似。我们还观察到明显的南北差异:德国南部方言与标准德语的差异明显大于该国北部地区。最南端的两个州,巴伐利亚州和巴登-符腾堡州,与标准德语的距离最大。


数值越大,表示当地方言与标准德语的距离越远;中北部的深绿色区域是汉诺威(标准德语区)

       

       历史方言数据


历史方言数据来自《德国语言地图集》(Deutscher Sprachatlas,参见 Falck et al. 2012;Lameli et al. 2014),这是19世纪末进行的一项大规模调查。我们利用这些数据验证当代方言数据的有效性,同时更准确地反映历史上的中心—边缘分化模式。


关于历史数据的收集,语言学家Georg Wenker通过调查德意志帝国超过40,000所小学,让学生和老师将40个德语句子翻译成当地方言。相较于《明镜》的在线问卷数据主要为新闻目的设计,这份历史数据来自语言学史上最重要的调查之一(见 Lameli et al. 2014)。


本文对当代方言距离与19世纪Wenker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4。这表明尽管方言会随时间演变,但整体差异并未完全消失。


       实证策略


本文的研究方法分为三个步骤,结合县级(aggregate-level)和个人层面(individual-level)的数据展开分析。


首先,研究评估了2017年德国大选中县级“选择党”(AfD)支持率与方言距离(dialectal distance)之间的关系。模型中纳入了多种关键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以解决未解释的区域异质性。这些控制变量包括先前研究中已被证明会影响极右翼政党支持的因素,例如人口密度、社会经济指标以及与边境的距离。


其次,本文利用来自German Longitudinal Election Study(GLES)的个体层面数据,补充了县级选举结果的分析。与县级分析相比,GLES数据可以控制一系列在个体层面上可能影响选择党支持的替代解释变量,如社会经济背景、教育水平、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地方归属感(local attachment)。研究使用了两个结果变量:一个是二值测量(binary measure)选择党投票意向(AfD vote intentions),另一个是基于11分制的“德国选择党”好感度量表(AfD likability scale)。此外,由于GLES数据的高频收集(2013年至2018年间的18个波次),研究还分析了方言与极右翼支持之间关系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这种时间序列分析为研究提供了动态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对方言与政治偏好关系的理解。

最后,本文针对衡量 “感知地位”、“反精英主义”和“反移民态度”的调查数据,进行了额外分析。这一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能够激活宏观论点的个体层面机制(mechanism)。我们估计了一组线性模型:


这里,yi,j 表示一个州(j)中城镇(i)的选举兴趣的结果变量,例如极右翼投票或个人立场。主要的自变量是di,j, 即某县 i 与标准德语之间的方言距离。再经过标准化,di,j的系数可以解释为方言距离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所带来的影响。此外,模型中包含了协变量向量 Xi,j 和州固定效应γj 。对于所有县级模型,控制变量包括区域人均GDP、平均工资、人口密度、失业率、总人口、天主教徒比例、通勤者比例、到州首府的物理距离,以及2013年大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的投票份额。

        

研究结果


总体选举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方言距离与德国选择党(AfD)支持率之间存在显著且正向的关联。在表1中,不同模型显示,方言距离每增加一个标准差,选择党的支持率增加约0.78至1.17个百分点。这一效果相当于选择党支持率增加约0.2个标准差,确认方言距离是与极右翼投票行为有重要相关性的因素。


前两个模型使用当代方言距离测量,而后两个模型使用 19 世纪的数据测量。
县级协变量包括人均 GDP、平均工资、人口密度、失业率、总人口、天主教徒百分比、人均通勤人数、与汉诺威的距离以及与各州首府的距离。


这一关系在全国范围内跨州比较(模型1,无固定效应)和州内比较(模型2,包括固定效应)均成立。通过控制人口密度、通勤情况以及与州首府的距离等变量,研究排除了这种关联仅仅反映城乡分化 (rural-city divide)的可能性。此外,通过引入州固定效应,模型只比较同一州内方言强弱差异的县,而不涉及不同州之间的比较。这种方法消除了因地理距离、东西德差异以及南北区域差异可能带来的混淆效应。

接着,研究利用19世纪的历史方言数据(模型3和模型4)探讨了方言距离与极右翼投票的关系。结果显示,无论是方向还是效应量,都与现代方言数据的分析一致。这一发现是值得信任的,因为19世纪的数据可能更能反映历史上的中心-边缘分化模式。

个体层面结果

我们在此探讨方言距离与个人政治偏好之间的关系,并使用德国长期选举研究(GLES)的调查数据补充了前述总体层面的分析。尽管研究的核心理论框架强调社区层面的影响,但这一理论对个体层面也具有启示意义,尤其是解释个人投票决策的过程中。此外,个体层面的分析能够控制许多在总体选举数据分析中难以纳入的变量,例如民族主义态度(Rydgren 2008)、地方依附(Fitzgerald 2018)以及其他可能方言距离与极右翼支持之间相关性的替代性解释因素。

我们首先将GLES 所收集的受访者所在选区的信息聚合到选区层面。在此,方言距离的定义保持与“当代方言数据”部分一致。从 GLES 数据中,研究选择两项关键问题:(1) 询问受访者在下一次大选中可能的投票意向;(2) 让受访者对德国选择党(AfD)表达正面或负面的情感。这些问题包括:一项关于选区候选人和政党投票选择的直接提问,以及一项让受访者在 11 分制上对 AfD 评分的问题。

模型 1-3 预测了 AfD 在下届大选中的政党投票意向。模型 4-6 预测了对 AfD 党的积极态度。主要自变量是与标准德语的方言距离,汇总到选区层面。我们汇集了德国纵向选举研究的 18 个波次。括号内为按受访者聚类的标准误差。协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况、收入、民族主义态度和居住地的城市化程度


通过对2013年至2018年间18轮GLES数据的分析(见上表2),研究发现方言距离较大的选区居民更倾向于投票支持德国选择党(AfD),或对该党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就业状况、收入、居住地的城市化程度以及受访者的民族主义自评,方言距离与AfD支持之间的关系依然显著。这一发现排除了方言距离可能仅仅反映个体层面民族主义倾向的可能性。


 标准德语距离和AfD支持随时间变化图;灰色代表难民危机之前,黑色代表难民危机之后


如图2,时间维度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关系的动态变化,尤其是在2010年代“难民危机”期间。研究发现,随着难民问题逐渐成为政治和媒体的热点,方言距离与AfD支持之间的关联性显著增强。例如,2015年这一效应的强度超过了2013年。这一变化支持了接触外来者(如移民)可能激发地方身份认同并强化极右翼支持的假设(Choi等,2019;Enos,2014)。


本文还利用了德国社会经济面板调查(SOEP)中关于方言的自报数据,进一步分析了方言使用场景的重要性。结果显示,能否说方言本身与AfD支持没有显著关系,但在正式工作场合使用方言则与更高的AfD支持显著相关。


微观层面机制

图3展示了方言距离与多项个体层面变量之间的关联,这些变量反映了三种关键机制,这些机制在理论上被认为促使边缘社区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激进右翼政党。这三种机制包括:较低的主观社会地位、反精英主义倾向,以及对外来者(尤其是移民和难民)的敌意。


我们绘制了六个模型的系数和 95% 的置信区间,其中我们估计了标准化方言距离与自我感觉社会地位、反精英主义和外群体敌意的标准化测量之间的关联。结果和样本量显示在 y 轴上。自我感觉的社会地位来自 2018 年的 SOEP 调查,而其他结果则来自 GLES 调查的多个汇总波次。

      

在图3的上半部分,数据显示方言距离与主观社会地位之间存在显著关联。生活在方言较强社区的受访者更可能在“社会地位”或“社会重要性”的阶梯上为自己打出较低的分数。即使控制了收入、教育水平和就业状态等多种客观指标,这种主观评估仍然显著。

关于反精英主义,数据显示边缘社区的受访者更容易表现出民粹主义态度,特别是在 GLES 的民粹主义量表中,他们更倾向于认同“人民应作出关键政策决定,而非政治精英”的观点。

在对“外来者”的态度方面,方言较强的地区与拒绝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支持移民限制的观点显著相关。方言距离增加一个标准差,与支持“加强移民限制”的态度提升0.07个标准差相关。同时,也观察到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呈现类似趋势。

综合来看,这些发现支持了研究提出的机制,即边缘地区对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背后是主观社会地位低下、反精英主义和排外态度的共同作用。


总结


最近的政治科学研究开始关注:选民所在的当地社区如何塑造他们投票给激进右翼的倾向。我们试图通过研究更深层的历史中心-边缘动态如何投票给激进右翼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地区,因历史上处于国家“边缘”地位,从而形成了持久的社会地位低下的标志,典型的例子是不同的社会规范和方言。这些特征与今天的,社会地位低下(自我评估)、反精英情绪和对外来群体的敌意密切相关。长期的“被抛弃”的感受使选民易被极右翼政党的反精英和反移民的主张所影响。

我们用德国方言的原始数据,包括一个在线方言调查(725,000名受访者)和19世纪的语言学调查,验证了方言差异与极右翼投票之间的相关性。敏感性分析表明,结果不太可能由遗漏变量偏差引起,但是因变量测量误差可能构成潜在局限。

我们关注方言如何反映Lipset和Rokkan(1967)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经典的社会裂隙理论,这代表了选举行为研究的新视角。文章强调了语言不仅是一个语言行为,更是社会行为,反映了个人的身份和自我呈现模式。我们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语言也具有政治属性

对于今后的研究,方言作为区域特征在许多国家仍具有重要性,其对选举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目前,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新兴的研究动态之一是地理的“回归”(Rodden 2019)。极右民粹主义的驱动因素是受空间影响的——一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出现政治激进化。现有的研究已经明确了这一现象的经济根源(Autor et al. 2016)。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经济地理如何与非物质社会模式——当地的社会认同、文化和规范模式——相互作用还不甚了解,这些模式使某些社区比其他社区更倾向于投票给激进的右翼。因此,本文呼吁未来的研究,从跨国视角来理解经济地理学与这些研究较少的地方社区文化属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编译 | 袁之腾
审核 | Mono
终审 | 赵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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