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散步”项目，燕山山脉，2018年7月
策展人林书传在画刊上策划了一个关于策展方法的专题，邀请我要写一写自己的策展。回想这十几年的策展工作，可以说对于“策展”，我是在一种出走和追求的拉扯中以策展人的身份在工作的状态。出走是对于策展生成这一环节的重视，也是为自己的策展确立一种出处的感觉，而追求则是个人对于策展人这个身份的尊重。近些年来一直用行走的方式来面对策展，但我并不是太想总结这个方式，感觉这个方式最重要的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如果总结就会失去一样。但又被约稿，所以也只能用一些我的切身感受来散谈一下自己的策展工作。
每一次和艺术家出行都像是去艺术家的工作室
在从事了四、五年策展工作之后，觉得策展人对于艺术家整体的理解是策展工作的核心，不管什么类型的展览或者什么方向的写作，搞不懂艺术家这个人，做出来的事情总是看上去很形式、很概念。然后，就放下了策划展览的工作，转身开始面对艺术家，记得2015年在深圳一个客家村子里策划了一个年度的驻留项目，项目名字是《后退几步——从结果向原因还原》，现在来看那个时候在心里其实已经有了这种想法。2016年开始正式转向这个方向去工作，当时对于这种做法几乎没有什么具体规划，但是强烈的要离开当下策展环境的急迫性是有的，就设定了一个五年不策展的要求，逼着自己要反复出走，反复打磨这件事，不能急于消费它。后来有的感受和思考都是在路上和艺术家们一起得到的，甚至这个工作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在今天仍然在不停的完善。每次的项目邀请艺术家一起出行都觉得是到艺术家工作室的一次长谈，这也是在路上感受到的，也是对于原来真正去艺术家工作室聊天的一种扩大，有时候会觉得艺术家应该走出工作室去不同环境感受，那其实策展人和艺术家的了解和沟通在不同的环境里也很有意思，甚至有时候的沟通是大家都沉默不语。2016年-2017年做的年度项目《绵绵若存—走岷江》是一个正式的开始，当时在走岷江前面加上了一个前缀，也是预示之后的行走在一种绵绵不断的状态中不急不惰展开，那个项目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五次行走，每次两到三人，而我则是每次都去，作为一个组织者、观察者、陪伴者等等角色，跟不同艺术家走相同的岷江不会觉得重复，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让我总能看到新的东西。我也鼓励艺术家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同时也创造一个最大化的自由氛围，艺术家一旦有自由的空间，展现出来的创造力或者生动性总是扑面而来。在不同地方的游走，它本身就充满着一种快感，一种冒险，身体在变换的空间中能打开人的很多面，也能增加思维的活跃度，涉及了一些不同的话题讨论，做出了一些意外的行为等等，这个本身就是理解人的种种角度。
体验作为一种策展的方式和结果
既然走出去了，对于策展的认识就变得非常个人，也会特别信任自己感受到的或者是确认过的经验，原本通过阅读文本所带来的二手经验变的次要，原本被告知或者被教授的方法就会不适用，在不同环境中的感受和思考会特别强烈主导自身去作出判断，也更明确和肯定一种做法。2016年的《莽原》项目是一个为期十八天从北京到内蒙额尔古纳河的游走，相对于同期的《绵绵若存—走岷江》项目，《莽原》更注重体验，更明确了不以生产一个展览而进行游走的形态，特别注重游走中我们的感受、体验以及秘密建立的那个层面。可能亘古辽阔的天地让人容易接受漫长建立某一种结果的心理，拉长拉宽一种策展的方式在那个空间中被自己确立，展览如果抽象到只是一种体验，这是不是展览？这是不是策展？这个问题本身的答案我并没有思考解决，但是当时艺术界快节奏的展览频率，对于艺术家、策展人的消耗是极其明显的，策展的被动性让策展人变成了被策展的处境。可能特别需要一些去物质化或者去目的化的动作。转回来说，体验作为一种策展结果的话，过程就显得特别重要，过程是一种整体性，在游走的过程中我请参与者从自己不同角度，每天提供两三分钟的视频，最后这些共同拍摄的视频成了项目的纪录片，我也收集了每天大家发来的照片，还包括一些即兴的行为、创作、合影，以及回来后的对谈和写作，共同成为了这个行走的结果，这些结果呈现了大家的视角、思维、审美、爱好、情绪等等。
不同地貌作为艺术活动的新场所
逐渐开始以地貌作为发起项目的地点，也是突然感受到了不同地貌中的差异，待下来就可以发现很多不同的细节，并且能引发很多思考或者找到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长期在大城市中通过媒体等途径理解的世界，总感觉很同质化，时间系统一样、空间系统一样、生活方式一样、价值观念一样，去了其实都不一样。2017年和2018年发起了两个长期项目分别是《沙漠驻留》和《燕山散步》，选择了在库布齐沙漠为期四年的驻留以及在燕山山脉里不定时的组织散步活动持续至今。这两个项目本质上比较接近，是对于《莽原》项目的再深化，或者说再绝对一些去放弃艺术工作的态度，比如在沙漠那种单一漫长的空间中，我们整日四处游荡、寻找，做些什么都似乎没有意义，大部分时间处于大脑流浪的状态，但也会有人在巨大的沙坡山写下“一切”，当然也有人用灯光写下“弃权”，还有人整日在挖坑，还有人整日在画圈，大部分在沙漠里想做的事情都挺无效或者荒诞，似乎只适合坐在那里观看。一些以往引以为傲的经验突然就失效了，那种感觉特别好，慢慢意识到空间感和时间感变了，城市中被切割的时间系统在沙漠里被统一，这里的沙粒和星空所塑造的空间就是一个漫长不变的时间系统，时间不被切割，没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感。燕山上的散步也是，实际散步背后没有什么概念，也没有什么要解读的，散步慢慢走，只是散步，去过度解读或者概念化一个简单的行为时，艺术就有了欺骗性，有时候我们学会了很多手段，就不会再单纯的做件事情了。不管是在沙漠里发呆还是在燕山上散步，作为策划者，我一直在创造的就是一个纯粹的氛围，不要求做作品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事情，更多是在一种状态和行为里让大家觉得艺术在这个艺术项目中的性质不一样，也必须不一样，收起以往的经验，寻找新的思考角度。这种单纯的项目让我发现了一个关于策划上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不同的地点做出仅仅适合那个地方的展览，不能所策划的展览放到哪里都行，对于不同地域或者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展示空间以及不同观看人群，它们的不同是什么？我的展览的不同是什么？在过了五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开始重新回到展览现场来策划展览，就是带着这些新的问题在展览中实践。
“不走高速”就能随时下道
后来发起了很多远途的项目，比如2019年在新疆的南疆地区组织的一个月《走新疆》项目，2020年与蒋鹏奕一起在青海做的《黑戈壁计划》，2021年在福建省发起的为期十年的《走神》项目，2022年在云南怒江流域用了十五天做的《生长的河—走怒江》以及在青藏高原计划做五年的《天地游戏—走青藏》项目，这一系列项目基本都是以地貌或者地域展开，对于我来讲艺术是一件要缓慢抵达的事情，或者有时也会质疑抵达的地方是哪里？不管是策展还是艺术创作，始终都是一个生命面对艺术的过程，在不同年龄、不同认知、不同地方的一次次临时的表达，这些碎片又整体的呈现了一个人的艺术结果吧。不以目的为结果的项目，就是一次次的从既定秩序中的《走神》，走神对于我来说又是另一种专注，是一种专注创造下道的行为，下道的行为具有冒险性、实验性，这里影射到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是会脱离高速公路带来的快速抵达感，选择国道、乡道、村道或者野路上去游荡，感受随时被某个场景、事物、景观等吸引后作出即兴判断的快感，我始终信任激发对于艺术的重要性，也证实着一个人的思想深度和判断的敏感，它并不轻松。这里的意义存在于在一定情况下脱离自己的经验如何观看和如何思考的方式。像《生长的河—走怒江》项目中特别强调，将我们的身体和思考放到怒江流域中去雕塑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其实就是先把自己放在路上，并不是怒江必须要去，它只是一个地理空间，没有人类学或者社会学层面的研究，而是强调艺术家在此的艺术转换，这种转换可以是作品，也可以是写作，或者是整个行走过程中的方方面面。每一次跨地域的长途游走，也是在边远地区回看艺术中心的过程，艺术中心的争论或许身在其中并不能解决，是需要有站出来再回看的动作。后来的这些项目中，邀请的参与者从艺术家扩大到策展人、媒体人、收藏家、画廊主等不同身份，实际的共同行走和讨论在过程中发生，让一些非常具体且不在语言层面的状态被体验到，这也是我比较倾向的一种不仅仅在想象和二手言说的层面来表达的思考。
自2020年开始重新策划展览以来，在行走过程中获得的一些思考、感受以及问题和形态，成为了策划展览的基本面貌，也包括长期一起互相陪伴行走的艺术家的个展，对于一个需要自己策划的展览有理由、有过程、对于策划对象有相对深入理解的人，行走成为一种生成展览的方法吧。这种方法让我对于策展保持着激动的状态，也更诚恳的面对着艺术，不管这些项目或者展览的意义是什么，策展也是让我一次次理解自己的过程，就是这个真真切切的过程，它应该就是核心。
原文首发于《画刊》杂志，202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