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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皇义快过年了，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幼时给亲戚拜年的情景，最不愿回忆的是不能给舅家拜年，因为不知道舅家究竟在哪里。据说，我舅家是在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的一个村庄里。1941年初大旱，河南地方庄稼颗粒无收，导致大饥荒，饿殍遍野，卖儿卖女亦为常事。我母亲因此在五六岁时被卖过两次：第一次用两个烧饼交换的，是一位亲戚将她放在一座古庙旁的大树旁，被人抱走。第二次是在约定地点被人用毛巾塞进嘴里，几经周折带到陕西落脚的。六七岁时母亲到了我们家，给父亲当童养媳。我们家地处渭河故道，居住者都是从外省逃荒来的移民。这些人吃苦耐劳开荒种地，日子过得很是艰难。我解放第二年出生后，乡亲们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了。每逢过年，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高高兴兴给舅家拜年，可我却连远在河南的舅家住在何县何乡何村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知道要花多少盘缠才能相见。我能走动的亲戚们也不多：父亲三兄弟，伯父当了上门女婿，叔父给他舅家顶门；三个姑姑，大姑早逝，在我还未成年时，二姑、三姑也相继病故。看到别人家过年时那么多亲戚来往，自己既羡慕又自卑。我常自问：“舅家在哪儿？”也曾问过母亲。她总是说那个年代的小孩不像现在这么聪明，好多事都是糊里糊涂的，记不清楚。每逢过年，我就不愿出门，出门也不想见人，见人也不多问话。和小伙伴玩的也不多，有时一个人转悠，喜欢一个人在地里呆坐着。母亲六七岁上到我们家。祖母多病，她就得慢慢学着干做饭、纺线、织布、针线等诸多家务活来。在我幼时的记忆里，夜晚的煤油灯光，总是伴随着母亲双手在辛劳着。寒冷的冬天，冻得她的手裂了不少口子，疼得受不了时，就将猪油在煤油灯上烤化，滴在裂口处。我问她“疼不疼？”她总是说“不咋的。”可每到冬天，冻疮就要复发，还得干家务。有时母亲做饭，我就帮着添柴烧锅。我们全家穿的衣裳、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母亲从小就因饥荒经受了两次被卖之苦，刚懂事就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即使有烦心事，也无诉说之处。看到这些，我一位本家姑姑将母亲接到她家住些日子，安慰宽心。伯母也给牵线，找了一位善良的尚家姨妈。姨妈待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甚好，给了母亲不少温暖。如今，姨母姨夫虽已去世，但两家一直还走动着。母亲到我家后，也将带她来我们龙窝村的老太婆当成娘家，我也称她为外婆。人家对我也一直很好，我每次休假也要前去探望。然毕竟血浓于水，“舅家，在哪儿？”总是在心里难以淡去。1992年春节，作者和母亲在户县老家照的“全家福”当年和母亲同时卖到陕西的一位阿姨比母亲大几岁，还记得离家时的情景，但她和母亲是在来陕西的火车上碰上的，只能确定两人的故乡相距不远，但弄不清详细地址。后来，阿姨找到了娘家，向亲人诉说了我母亲的情况。过了几年，一位自称大舅的人也找母亲来了。一打听情况，姓名、家庭成员、村名都对不上。我当时已经当兵好几年，父亲写信问我咋办，并表示“要认就认个真的”，我同意父亲的想法，不要受骗。我提干后休假，向母亲问起舅家的具体情况，她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找不到舅家不要紧，我娃把工作干好最要紧。你干得好，就是对我们的孝顺。家里事有我跟你大（父亲的方言）管，你专心把部队的事干好。”那时候未婚干部每两年才能休一次假，一次只有20天，和祖母、父母说说话，会会小伙伴、老同学，转眼就到了归队的时间。后来，按照大舅留的地址，大妹去过几次信，也不知什么原因，未见回信，寻亲之事也就放下了。经过寒冬的人最懂得太阳的温暖。解放后的我们家，生活也比解放前好了不少。吃过苦水的母亲从心里感恩共产党，在生产队里干活很卖力，很快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她当了妇女队长，又是公社的妇联委员。几乎和我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进步较快，母亲有说不出的高兴。1975年，县上召开学大寨“群英会”，她也光荣出席了。母亲和父亲都不识字，称自己是“睁眼瞎”，可对子女的求学十分重视。我是家族中第一个中学生，上到1966年初中毕业，“文革”停止招生，1968年2月为找出路才当了兵。报名快结束了，父亲才同意我走，祖母不表态，我很明白老人家要让大孙子留在身边。只有母亲坚决支持。我到部队后的每一次来信，祖母都要大妹念给她听，包括通讯地址：“宁夏石嘴山市8050部队71分队”，一字不拉，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我没问过母亲，祖母怪没怪过她支持我当兵。1987年8月1日，作者参加全军英模代表会议时在京西宾馆留影老人家病逝前，一只手攥着我的信，一只手拉着未婚妻的手，口里还喊着我的乳名。是未婚妻代我给祖母送葬的。我四个弟弟妹妹全都是高中生。我当兵提了干，二弟也一样。门上挂了两个军属牌。三弟各种条件都具备，大队以家里劳力太少硬是不让走。为此，母亲和大队理论了多少回，发了“我不要队上任何照顾”之誓，还是无济于事。要是大队能给三弟放行，我们家就有第三个军属牌了。明朝时，渭河北移，户县和兴平县划界常有纠纷、冲突，还出过多起人命案。经咸阳地区协商划定地界，将两岸均用石头水泥砌成永久性工程，以防涨水冲垮河岸使河道再向北移。为此，户县出动了大批农民吃住在工地，从秦岭山里拉石料数十天，整修渭河岸。那段时间，父母和大妹都参加了。可家里还养着猪，人也要吃粮，父亲那天请假回家磨面、喂猪，一夜未眠，在第二天一早骑自行车赶往工地途中，突发脑溢血动弹不得。母亲赶往医院护理了几十天，亏得梅家姑姑蒸好馒头让姑父送去，亲人也多有探望、关照。父亲的病情虽有好转，但却留下了半身不遂的残疾。母亲不让弟弟妹妹告诉我，还是未婚妻发电报后我才知道的。当时师政治部陈仲新科长带我下部队调研，那时候通讯条件有限，科长让我写信问清情况后再说。从我得知父亲出院消息后，一直到宝鸡军部参加完读书班结束，半年后才回家探望。我拉着半身不遂父亲的手和腿，只有流泪无语。我到省、县医院和中医求助，亦无治愈办法。母亲还是那句话：“部队的事要紧，你走你的，家里有我，放心。”我无话可说，只有好好干工作，要不，对不住母亲，就是既不孝也不忠了。父亲一病，家里就少了一个劳力，还得经常花钱治疗。1978年农历七月初三，我女儿出生还不到三个月，父亲就走了。当时我在21军政治部组织处任党委秘书，是当天晚上11点半接到电话，由于交通条件限制，第二天下午才赶到家。此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口中不停地大声喘气、吐着分泌物，暑假在家的中医学院学生周永学不停地擦着。我一直把着他的脉搏到他离开人世。父亲终年49岁，母亲才43岁。这时大妹、二弟尚未成家，三弟、小妹还在上学。我结婚后，尽管当民办教师的爱人用几元钱换工分，成为家里一个主要劳力，但日子还是紧把。父亲停止呼吸时，母亲大哭不止。我想劝说，身旁的老者拦着我说：“娃，让你妈哭出来，心里就好受些。”大舅没有回我大妹的去信，母亲一直教导我要把部队的事当成最要紧的事，不让我为家里事分心，可“舅家在哪儿？”也一直是我的心事。在39年的军旅岁月里，我工作调动过18次，特别是青藏高原的17年，又遭遇车祸负伤，身体大不如前。母亲曾多次到部队看我们一家，虽从未当面提过找娘家的事，但她却向河南籍的一些干部打听过。这些战友也很留心，按照她记忆中不知道何县辖内大概叫“寿城里”的村子，回答都是零。有位在北京的河南籍战友建议，让我根据当事人当年活动范围，找当地的民政部门帮帮忙，差不多可能找到。我说我实在太忙，老怕部队没带好，有时连休假都保证不了，只有待我退休后再踏上寻亲之路吧。2005年6月，中央新闻媒体宣传作者所在的果洛军分区党委“模范群体”后，受邀在总参谋部通讯总站交流学习体会我55岁到杠，56岁退休。母亲问我：“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还说你们单位怎么好，怎么退休了？”我说到了年龄了，她说不对，“你是不是犯错误了？”我说：“你的娃是啥人，你不知道？”她说：“只要干得好，对得住党和国家，没出麻答，我就不说啥。”后来，一位高官战友落马，她又问我：“你不会有事吧？”我笑着说：“你娃要是出事，还能回来吗？”末了，她知道大孙子、我女儿两口还在服役，又嘱咐我：“给娃好好说，可不能出麻挞，名声要紧，咱可丢不起人！”汶川地震，我女儿参加了全军心理服务队；后来，小两口又双双荣立三等功。母亲别提有多高兴了。2021年元月，作者女儿、女婿双双荣立三等功。莲湖区委书记、区武装部长等领导送喜报此时此刻，我不由得想起了宋朝的佘老太君来。真的，前些年，一些新闻媒体还宣传过母亲拥军的事迹哩。岁月无情，上辈人也日渐老迈，寻亲之心也愈发强烈。七十年来，河南舅家也一直在为寻亲思量着、奔跑着，最终还是确认我母亲是自己的骨肉同胞。2010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二弟电话，说河南的三姨四姨要来探望母亲，怎么办？要不要做亲子鉴定？我“哎”了一声说：“真是愧对母亲，是咱的不孝。不要做亲子鉴定了，只要咱妈认，就是真的。”这个信息是四姨在深圳打拼的儿子郑占旗告诉我的。表弟把电话打到镇上，工作人员弄清缘由后，立马告知了我们家。西安火车站，我和爱人、三弟他们在出站口急切地等候，可出来人几乎没有了，还没见人。眼尖的爱人在出站的人群中发现了我们要接的人。她快步走向前，嘴里喊着“姨”，手拉着她们问这问那。母亲得知我们已经接到的家人的信息后，还在问“像不像？”我爱人笑着回答：“像得很，不信到家你看。”姨姨到家后，正逢村里的“牛马王宙”过会，乡亲们知道了这等喜事，纷纷道贺。两天后，我和爱人陪母亲三姊妹回娘家。早在家等候的大舅（就是当年寻找母亲的“大舅”）、二舅全家人，见到母亲后都是抹着眼泪拉着到屋歇息，话七十年分别之苦。我喝了口水，就向大舅要求到外爷外婆坟上看看。大舅说当地习俗是上午上坟。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爱人就急忙到商店买祭品。早饭时，大姨来了，一到家门口，就不停地喊着母亲的乳名，抱着可怜的别离太久的妹妹又哭又笑。所有的亲人用餐后，一起到我外爷外婆坟上祭奠。我双膝跪在二老坟旁，热泪横流，口中喊着“是我不孝，回来的太晚了太晚了……”我跪着诉说了约20分钟。大舅、二舅把我拉起来，一起培土、上香、化纸。2010年4月，作者和母亲在舅家老屋大槐树前的“全家福”七十年的骨肉分离话，怎么也说不完。母亲当时离家时年龄太小，把卖给的第一家的情况记模糊了。舅家本姓高，她记成第一家所在的“曹村”的曹了；她原乳名叫过妮，卖一家改一个名字，到我家就叫曹桂兰了。还把父亲谈记为祖父了。大舅带着我们看老房，只剩下断壁残墙，而那棵刚刚发芽的大槐树还在。门外不远处的河没有了，但老桥还在。这时的母亲才对我说：“这就是你舅家，真的。”大舅笑着说：“我就是那年找你妈的真大舅，你问你妈，是不是？大舅没骗你吧。”大家都笑了，是开心的笑。我把这次母亲回娘家称为我“回舅家”，虽不尽贴切，但却是自己的内心表述。返回后，我又专门将照片冲印了好几套寄给大舅，还特意买了一本影册让母亲保存。2010年4月，母亲与兄弟姊妹合影。右起：大姨、母亲、三姨、大舅、四姨、二舅在青藏高原十多年，使我的咳嗽毛病老是解决不了。到舅家的当晚，我就感冒了，咳个不停，如果要到医院治疗，就太影响相聚的气氛了。但马上就分别也不近情理，就决定再待两天。第三天，两个舅舅陪我们分别到大姨、三姨、四姨家探望。晚上我就求助在武警总部的一位战友，安排许昌武警支队来车到襄城县农村送我们到郑州。我许诺：待天暖和了，母亲一定回来多住些日子。此后，我们常有来往，母亲回娘家两次，一次待了一个月，一次两个月。母亲的侄子、外甥逐家招待，买这买那，做好吃的，十分热情。大舅、二舅、三姨、四姨和占旗也分别探望母亲多次。母亲很是开心、高兴。舅家之行返回后不久，大姨的儿子给我来信求助。说他的独生子在新疆某部服役时，一只脚在训练中曾受过伤，钢钉一直没取，功能没有完全恢复，刮风下雨就很难受。这个表弟多年前在矿难中下肢瘫痪，但还是把独生子送到部队的事迹，令我十分感动。这就是中原人民的爱国情怀。我看了有关资料后，便委托《人民军队》报社樊增民社长协调，还分别写信给新疆军区和兰州军区联勤部首长说明缘由，残疾补评很快顺利解决。这也算是给舅家亲人的一次还债吧。建党一百年之际，我和母亲分別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以母亲一生经历写了“翻身不忘共产党，报恩永远在路上”，发表在几个公众号上。近年，母亲虽然年迈，但仍旧坚持回了一趟河南老家，看望一奶同胞 “岳母刺字”的故事流传千古，“精忠保国”的精神也传承到母亲这代人。华夏子孙的我们，自然会代代庚续。晚辈们想给母亲祝寿，但母亲只能确定自己是1935年出生，具体月份和日期根本记不清，大姨、大舅也都不清楚。母亲从不同意过寿，也可能是不想勾起苦难的回忆吧。落笔至此，90高龄的母亲依然健在，我每天都在默默地祈祷母亲安康长寿。王皇义，陕西户县人，1950年8月出生，1968年2月入伍，1969年入党。历任战士、班长、连队指导员，军、师、团政治部(处)干事，军政治部组织处党委秘书，师政治部秘书、组织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陆军大校军衔。
曾带出被兰州军区授予“面向基层勇于创新的政治处”荣誉称号团政治处；1987年7月底，出席全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接见；2005年6月，他任政委的果洛军分区党委被树为全军先进典型。主编、写作《军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概论》《沿着黄河往上走》《我与雪山共白头》等多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