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易经实解》（老刘说易经）——儒家和《周易》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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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9 19:01
辽宁
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从伏羲时代到现在一直如此，儒家治世的基本思路是“礼乐治天下，政刑辅之”，即先以礼乐导正人心，之后才是具体的政令和刑罚等。《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讲的就是导正人心的原理。人类社会是由众多个体组成，每个个体都由各自的心主宰，每个心的运作都基于“天命之性”。所以，人世间的万般变化，皆以此作为根本之处。天下人虽然各有不同，应对人情事变都应当依循此理；世间无论古今圣愚，用世想要通达顺畅，都必须通过“和”这个途径来实现；治世想要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也必须通过“和”这个途径来实现。从个人修身正心角度来说，能致自身“中和”，就是“修己安己”；能致一家“中和”，就是“修己安家人”；能致天下“中和”，就是“修己安天下”。这就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道理所在。人皆顺天命之性而生，应该尽性知命而生，君子能做到俯仰无愧，对天能尽天命之性而没有丝毫愧疚之处，对人能尽己性之诚而没有丝毫惭愧之处，内省无恶于志，外感不疚于心，覆载之内，皆旷然顺达，以一腔浩然之气坦坦荡荡行于世间。这是儒家的人生观。儒家用世行事强调“穷则独善其身（志向），达则兼济天下（事功）”，先明道后行道，即先志于道，以道存心，之后才是建功立业和自身的安富尊荣。儒家根本典籍是六经：即《周易》、《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春秋》。《礼记》和《乐经》讲的是礼乐教化天下之事；《尚书》和《春秋》是以史为鉴讲治世之事，《尚书》以千年为尺度说镜鉴得失，《春秋》以百年为尺度说镜鉴得失；《诗经》是说立教的根本是出自情性之正，《诗经》中歌颂的美好都可以效仿，抨击的丑恶都要引以为戒，一切修身和社会的问题都是思想问题，思想正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周易》是六经之首，上经讲天道，下经讲人道，通篇是说宇宙间的大道真理，“道”是天地万物所依循的法则和秩序。皇天无亲，惟德是与，人能洞悉大道，才能真正“与天地准”，看明白活明白，在用世中才能“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人偏离“道”必然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天刑其身”就是对有形之体的各种损害；“天刑其神”就是对无形之神的各种损害。注：关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理解。“天地不仁”指天地以道为本，所以才能造化万物。天地的运转只是按照大道运行，对待万物都是一样的，能法天则地的就生生不息，不能法天则地的就予以惩罚。如果天地有仁爱之心，为什么要创造人类的生命，又让这个生命走向死亡呢？如果天地以物为本，就必然会害道，有人的念虑在，也就不能造化万物了。
天地既没有仁慈之心，也没有冷酷之心，只是以道为本。正是因为天地无恩无亲，才能无任何偏私地泽被万物，化育万物，衣养万物。圣人居天道治人道，也是以道为本的法天则地而行，不夹杂任何自己的性情念虑，所思所想所行所言的标准都是天地之道，所以说“不仁”二字。
吾辈学《周易》，目的就是洞悉天地万物所依循的法则和秩序，并在这个基础上顺应天命之性。以一腔浩然之气坦坦荡荡行于世间，做到真正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志向的实现需要具体的载体，用世必须具备融入人群和社会的能力，能通晓人性，明白事理，才能谈到治世之事。能通达易理，必然能义理通达；如果义理不清，谈兼济天下就是笑话了。人类之所以能走出蒙昧蛮荒，就是因为人能开启灵智，依循大道裁成辅相，建立规则体系和秩序，人之所以为人，文明演进的源头就在此处，没有这种规则体系就不可能形成社会文明体系。规则的作用绝不仅是约束人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保证秩序，使文明社会体系能够更好的存在与发展下去。规则须符合这种内在的无形规律，这就是圣人说的大道。圣人治世只是依循天理大道，否则所治迟早会被推翻与改变；而另一方面，规则的崩溃也意味着秩序的崩溃。从三皇五帝时代开始，中华天子册封各部、治理天下时，都要统一祭祀、颁布历法、实行礼法，并制定各部公认的盟约。这就是天子推行教化的一部分，教化的形式与内容就是礼法。礼法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在的礼仪和法律，但它同样是一种行事的规则，违反这个规则就会受到指责或处罚。对什么样的行为施以什么样的处罚或评价，也属于这种规则体系。因此，礼法是历代/人所自觉的行为/以及社会规范总结，在太昊（即伏羲）开创中华时，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而朴素的体系。后世天子，不论是青帝、炎帝还黄帝世系，一直到帝尧时代，大体都遵循一种朴素的原则。比如出了什么事情该怎么处理，应召集各部君首共商，处理的依据往往来自于古代贤君被共同认可的处置经验。比如在轩辕为天子时，曾出了什么事情、轩辕是怎么处置的，到了颛顼为天子时又出了类似的事情，那么就遵循同样的处置原则，或者以之为参考，根据实情稍加变化。那么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呢？那就由颛顼帝与各部君首共同商讨出一个处置方法，这种处置方法又成了后世所参照的原则。颛顼帝处理了这样的事情，到了后世帝尧为天子时又碰到了，就可参见颛顼帝的处置方式。而这种参照是否恰当，需要帝尧天子与各部君首共商。依前人之判例而断，在朝之君首共决，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一套礼法体系。礼法本身也是一种传承积累，无书无典之时，或口口相传，或依靠某种神通[神念心印]相传。但很显然，神通是不可能推广的，口口相传难免有讹误，甚至也不可能记述得完备真切。到了帝尧的年代，这种方式已经很难适应需要了，其弊端越来越明显。于是仓颉(史皇氏)造字为文，并以文字为载体，记录上古以来所能搜集到各种史料。上古无书，先民结绳记事，伏羲（太昊）创画八卦之符，可用于计数、喻事，仓颉造字的原理，是沿袭八卦以象明意，从这个角度来说，汉字系统可以看作是易经的承袭。这些史料后来传给了皋陶，皋陶便以文作书，为中华编九典。他整理、修订自古以来的礼法规则，考“太昊之规”、“神农之衡”、“轩辕之绳”、“少昊之矩”、“颛顼之权”，根据天下所需，制定了正式、明确的礼法体系。《礼记》说士“夙夜强学以待问”，“夙夜强学”是指刻苦学习的态度；“待问”指士时刻等待上天给予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从治世的角度来说，儒家弟子学习《周易》，先要明白治世的基本常识，也就是“礼乐治天下，政刑辅之”的道理，运用所学易理兼济天下。![]()
刘长志
儒学学者、阳明心学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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