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究竟是选择保持原来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还是开始尝试社会科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融合来进行企业史研究，这是每一位传统史学背景的企业史研究者都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对此，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的这篇文章或许可以给你答案。对该文的评价，我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钱德勒模型可能会过时，但钱德勒方法论给我们的启示永远不会过时。
此文是即将于2024年10月10日晚（周四）召开的第43期企业史读书会选读的论文。由于考虑到知识产权等方面原因，本微信公众号采用了节译的方法，但为诸位呈现的依旧是文章中最精华的理论部分，未译出的仅是文中的实证部分内容：Comparisons of companies（公司间比较）；Comparison of industries（产业间比较）；National comparisons（国家间比较），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原文。当然，也可以此为契机，去重温钱德勒将比较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的企业史三部曲：《战略与结构》《看得见的手》与《规模与范围》。谢谢！（Richard）
本文摘自纪念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的论文集Enterprise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ur of Charles Wilson历史学家至少面临着两种艰巨而又令人兴奋的挑战。第一种是将特定的人类事件和行动同不断变化的各式各样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联系起来。第二种是概括和概念的发展，这些概括和概念虽然源于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但也适用于其他时间和地点，因此，对于其他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来说，它们是有价值的指导方针或分析工具。它们甚至可能会使见多识广的公众感兴趣，并对当代政治、社会或文化剧中的演员也有一定的帮助。
但在应对这些挑战之前，数据是必要的。第一步必须详细描述参与者及其行为；对于企业史而言，这当然意指男、女商人，以及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如果这些详尽描述涉及宏大场景，那么就可以接受第二个挑战。只有在积累了大量的案例研究之后，才能得出不局限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概括与概念。本文试图向非专业人士论述，经济史的一个小分支——企业史，是如何从历史上特定的叙事性历史书写，转变为可以产生不局限于历史特定概括和概念的比较制度史书写。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企业史首次作为经济史的一个独立的分支领域出现。其母学科经济史仅在几年前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美国和英国，经济史更多源于历史学科，而不是经济学科。对制度变迁感兴趣的经济学家的确撰写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研究。参见阿瑟·H.科尔(Arthur H. Cole)关于美国羊毛工业历史的两卷著作，梅尔文·T.科普兰(Melvin T. Copeland)关于棉纺织工业的著作，以及约翰·R.康蒙斯(John R. Commons)关于劳工和工会历史的研究。然而，更知名、更有影响力的是一些历史学家，如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乌尔里希·B.菲利普斯(Ulrich B. Phillips)和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 Beard)，作为美国第一代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学生，他们发现自己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史方面的培训不足以评估他们在调查中提出的各种经济问题。特纳通过有关边疆对美国制度影响的论文而成名。菲利普斯把种植园和奴隶制与南方宏观的历史联系起来。比尔德在完成了一个关于宪法制定的案例研究之后，从经济角度对美国共和时代的历史进行了解释——他在其中描述了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商业之间反复出现的冲突。从左到右分别是：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乌尔里希·B.菲利普斯(Ulrich B.Phillips)和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 Beard)通过推动历史超越过去的政治领域，这三位学者帮助创建了经济史的新分支领域，并为后一代人的研究和讨论设定了议题。他们继续使用他们在研究生院学到的历史学方法。他们从档案和其他来源同时代的史料中获得信件、报告和统计数据，并从中概括出推论。然而，这种概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历史性的，即植根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拓展边疆、在种植园的生活，乃至农民和商人之间反复出现的冲突等概念，都难以被其他史学家应用到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他们在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其他新研究生院的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系的同事也没有使用这些概念。因此，第一代专家学者中的巨匠们扩大了克里奥女神（Clio，古希腊神话中司掌历史的女神）的领域，但保留了历史学研究和分析的基本方法。他们的学生以他们为榜样。就像历史学科的其他新分支领域，如社会史和思想史一样，经济史很快被分割成更小的分支学科——劳动史、农业史、企业史，甚至更细微的领域，如交通史和航海史。这种细分，再加上对严谨档案工作持续且绝对必要的投入，加强了专业史家对个案研究的重视，使他们更加远离了概括性的研究。在特纳、菲利普斯和比尔德之后的那一代历史学家中，几乎没有人对历史做出具体的概括。几乎所有人都以最深切的怀疑态度看待更宏观的概括——那些不以时间和地点为基础的概括。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二战后的几年里进入研究生院时的情况。当时，课程阅读、讲座，特别是研讨会的重点是案例研究——即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如何应对并帮助塑造特定的状况。在哈佛，我的导师弗雷德里克·默克（Frederick Merk）是特纳最优秀的学生之一，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是殖民时期的优秀历史学家，他们偶尔也会根据数据进行归纳，但很少以清晰、精确的方式，而且几乎总是从历史的具体情况出发。正如他们的前辈一样，他们概括的推论很少被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甚至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所采用。查尔斯河对岸的情况也是如此，1928年N.S.B.格拉斯（N. S. B. Gras）被任命为哈佛商学院第一位斯特劳斯企业史教席教授，企业史首次被确定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对格拉斯而言，企业史意味着根据商人和商业公司的个人或公司档案撰写他们的传记。需要强调的是，他的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事业，因为到那时为止，历史学家还很少利用企业档案。由格拉斯赞助和鼓励的研究首次揭示了商人和公司实际上是如何进行日常活动的。格拉斯直接鼓励并经常赞助其他人的工作，他们的许多研究都发表在格拉斯的《哈佛企业史丛书》中——该套丛书从1931年出版的肯尼斯·W.波特(Kenneth W. Porter)的两卷本《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传》开始，在接下来的25年里出版的二十部著作，其中除了欧文·史泰龙（Owen Stalon）有关人寿保险营销的著作以及亨丽埃塔·拉森（Henrietta Larson）的百科全书式参考书目《企业史指南》)之外，其余都是人物传记或企业传记。格拉斯的不懈努力最终凝结成了关于标准石油公司（新泽西州）的历史著作，该书有三卷叙述其母公司泽西标准公司从创立到1950年的历史，还有一卷是关于核心子公司汉贝尔石油公司(Humble Oil)的历史。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由一个学者团队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哈佛大学的研究促进了许多类似的企业史和企业传记的出现。理查德·C.奥弗顿(Richard C. Overton)和哈罗德·F.威廉姆森(Harold F. Williamson)关于铁路和工业公司的几部著作尤其引人注目。二战后的几年里，其他石油公司也出现了详细且如实的历史著作，包括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Indiana)、加州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和壳牌公司(Shell)；铁路公司包括伯灵顿公司(Burlington)、伊利诺伊州中部和南部铁路公司；商业和投资银行包括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基德尔公司(Kidder)、皮博迪公司(Peabody)；制造业企业有帕布斯特酿酒公司（Pabst Brewing Company）、沃尔瑟姆手表公司（Waltham Watch）和温彻斯特武器公司（Winchester Arms）；百货公司有梅西百货(Macy‘s)以及西尔斯-罗巴克百货(Sears, Roebuck)。与此同时，著名的政治和社会历史学家转向撰写企业史。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完成了令人赞叹的有关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rller）的两卷研究，然后又完成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三卷传记。格拉斯和他的同事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作也影响了国外学界。在英国，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是先驱。他撰写的联合利华史，前两卷出版于195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续篇出版于1965年)，这套著作和格拉斯发起的标准石油史有部分相似之处。有别于专家团队的合作论著，作为一位受过长期训练、见多识广的历史学家，威尔逊的作品更加简洁易读，人物和事件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被描写得细致入微。威尔逊的研究也影响了其他人。彼得·马蒂亚斯（Peter Mathias）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零售革命》是一本关于联合供应公司（Allied Supplies）前身的历史著作，该公司的命运与利华公司（Lever）及其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的命运息息相关。威尔逊的一个学生，威廉·瑞德(William Reader)撰写了一系列令人难忘且值得称赞的历史著作，包括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金属盒公司（Metal Box）、鲍沃特公司（Bowater）和韦尔集团（the Weir Group）的历史著作。另一位是罗纳德·费里尔(Ronald Ferrier)，他则完成了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史的第一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也相继出现，仅举几例，如B.W.E.阿尔福德（B.W.E.Alford）的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研究、T. C. 巴克（T. C. Barker）的皮尔金顿公司（Pilkington）研究、D. C.科尔曼（D. C. Coleman）的考陶尔兹公司（Courtaulds）研究、S. D.查普曼（S. D. Chapman）的杰西·博姿公司（Jesse Boot）研究等。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和日本也在研究西门子公司（Siemens）、雷诺公司（Renault）、北方铁路公司(Chemin de Fer du Nord)、瑞典火柴公司（Swedish Match）以及日本的两大财阀企业：三井（Mitsui）和三菱（Mitsubishi）等。英国著名企业史学家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还有许多其他研究成果。例如，目前我正在参与并指导撰写的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杜邦公司（Du Pont）、美国铝业公司（Alcoa）、诺顿磨料磨具公司（Norton Abrasives）、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和日本酱油制造商龟甲万公司（Kikkoman）等企业的历史。换而言之，今天的企业史书写，有很大一部分是继续沿着美国的N.S.B.格拉斯和英国的查尔斯·威尔逊最先着手的传统路径进行。这种传统的案例研究必须继续提供绝对必要的信息，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历史做出宏观概括和概念定义。然而，描述性的案例研究显然还不够。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和其他地方举行的会议上，人们呼吁撰写企业史时应更加注重综合和分析。这种担忧其实并不罕见。在战后不久的教学时期，我的许多研究生同学都提出过这个问题。所有历史领域都要求我们大量阅读描述性传记和叙事，但却很少要求我们将它们与所描述事件发生的大环境准确联系起来，或指出它们如何为解释西方历史中更深层次的潜在趋势提供助力。在寻求更广泛意义的过程中，我们几乎没有得到导师的帮助。例如，在企业史领域，当时的主要问题为商人是强盗资本家还是工业政治家，即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这体现出了分析与概念化的缺乏。这场辩论引起了很大的热议，但缺乏亮点。事实上，在基于未经检验的意识形态假设和先入为主的观念下，对模糊不清的道德问题进行辩论，又如何能产生有价值的普遍性结论呢？对这种描述性案例研究的担忧，使年轻的历史学者向社会科学寻求帮助。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出什么好的建议。在此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系更为紧密。当时兴起的制度学派——包括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弗兰克·威廉·陶西格（F. W. Taussig）、威廉·Z.李普利（William Z. Ripley）和康芒斯（Commons）等人——对铁路、关税、工会、银行和货币工具以及其他机构和制度安排进行了细致研究。我们战后这一代人可以观察康芒斯的法律权利概念和经济交易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如何帮助他从概括经济变化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同时米切尔和后来的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怎样利用大量数据对商业周期动态进行概括，也让我们受益匪浅。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制度学派不再受到经济学家们的欢迎。经济学的推动力在于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和新计量经济学的数学技术。历史学家在处理复杂的人类行为时，发现新的方法和经济学家的方法都难以应用。这种定量技术一般要求隔离相对较少的可量化变量，但这种隔离往往会扭曲所分析的现实情况。例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商业企业仍然主要被定义为一个生产单位（即工厂），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单位，而不是作为一个复杂的人类组织，协调生产与分销、财务和不断变化的技术。企业理论仍然是一种生产理论。而在计量经济学中，个人——以及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根本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也为年轻的历史学者提供了很多案例研究的机会。社会学仍然以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为分析中心。社会学家通过观察工作和娱乐中的男性、女性，对人类组织和行动的结构及过程产生了宝贵的意见。他们证明，这种概括、类型和概念不必与特定的时间、地点或文化相联系。例如，在战后的这些年里，哈里·默里（Harry Murray）在哈佛大学提出了一些心理学概念，将个人行为与家庭以及个人所处的其他组织联系起来。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了将群体和组织与更广泛的政体、经济和社会联系起来的类似概括；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则分析了更广泛的文化在整合各个群体和组织方面发挥出的作用，并进一步履行了维持社会运转所需的多种职能。这就是将案例研究的细节与更广泛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分析的杰出范例。这些学者和在其他大学的同行们所从事的工作，给年轻的历史学者们带来的激励远远大于导师的思想和教诲。问题在于如何获得时间和指导，以了解这些新的、具有挑战性的方法。大多数有研究生的历史系都不喜欢学生做太多历史以外的工作；而且，一旦开始教学，就几乎没有时间去读更多自己历史专业领域的最新成果。不过，转机还是出现了。例如，我可以将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学作为统考的五门学科之一。此外，在研究生院的最后几年和任教的前几年里，我还参加了哈佛大学企业家史研究中心的研讨会和讨论会。在约瑟夫·熊彼特的启发和阿瑟·科尔的指导下，该中心将年轻和资深的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聚集在一起，围绕着一个新兴的企业史学家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在我们关于企业家的讨论中，年轻的和资深的学者们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概念和概括，并通过发展新的概念和概括，努力将基于档案的案例研究与更广泛的环境联系起来。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虽然我很幸运地接触到了社会科学，但我的经历也并非独一无二。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利用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1965年，约翰·海姆（John Higham）在对美国历史写作进行回顾时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两个重要趋势。一种是心理化趋势，在文化层面涉及神话、符号和图像，在个人层面涉及弗洛伊德的（Freudian）、荣格的（Jungian）以及其他的动机与发展概念。另一个是制度化趋势，在描述第二种趋势时，海姆写道：幸运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并没有完全屈服于心理化的趋势。在那些依然尊崇显性原则的人群当中，尚存在一股理性主义。它也重新出现在少数历史学家的笔下，历史学家开始以新的视角审视组织模式，尽管人数不多，但正在不断增加。后者希望了解政党、企业和社区等团体和机构是如何塑造行为并调节权力分配的。这方面的历史部分源于对企业家和企业史的研究，部分源于当代美国的社会学，它关注的与其说是动机，不如说是结构和过程。它展示了人类通过合理的控制和沟通系统来管理或被管理。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新制度主义，因为它正在使组织的形态学研究重焕生机，而这种研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由于19世纪学术界的形式主义进化论倾向而一度被忽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企业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制度史的撰写。他们其中有些人不是同个人或企业打交道，而是与机构打交道——工业和运输企业、工厂和其他生产技术模式、投资和商业银行、交易所和其他金融机构、广告和其他专门机构以及工业研究实验室。其他一些研究则与精心界定的人物群体相关——铁路总裁、高层管理人员或小企业的企业家；还有一些人则分析了监管企业治理框架的变化。技术史、劳工史和法律史等相关分支领域也有人开展了类似的研究。由此产生的对制度过程、结构和功能的关注，使具体的案例研究得以融入更广泛的环境变迁史之中，并使非历史性的概括和概念的发展成为可能。新制度学派的基本方法和做法仍与传统史学家相同。与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他们关注的是随时间演变而发生的变化。其资料仍是来自公共或私人档案馆及图书馆中同时代的信函、报告、期刊和统计汇编。他们会通过提出历史学家传统的问题，即所研究的制度或现象是何时、何地、如何以及为何开始并持续发展的，来开始他们的研究。他们的概括源于对这些传统问题的回答。从大致的定义来看，制度史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的比较性，它必须对许多不同企业、工厂、监管委员会、铁路领导人、法律案件等历史进行比较、对比和分析。而恰恰是因为这些比较，才有可能衍生出与特定时间或地点无关的概括和概念。这些从大量历史数据中归纳出来的概括，对于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及老师、科学工作者和管理技术者都有很大价值。考察大型工业企业——这一主要企业机构的历史发展，最能说明这种比较企业史所采用的路径和方法，以及从中得出的各种结论和概括。这项研究包括三组比较：首先，比较美国大型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其次，比较这类企业在不同行业的不同发展情况；第三，比较制度在不同国家经济中的发展。在说明这些比较时，我引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因为它们许多都来自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学说，他认为细致地比较分析给社会科学带来的贡献，足以和对照实验为物理和自然科学所做的贡献相媲美。（钱德勒三部曲：《战略与结构》《看得见的手》《规模与范围》）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这些国家的差异进行详细分析。然而，对企业、行业和国家进行比较，并不是为了详细阐释现代工业企业的历史，也不是要提出有关其持续演变的问题。其目的更多在于说明所使用的路径和方法，以及从比较制度的企业史中得出各种结论和概念。我希望这些比较能够清楚地表明，与经济史的其他分支领域一样，企业史中的制度史学家仍然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管理学家，尽管他从这些社会科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并不像社会科学家那样，先验地从已有的理论体系中推导出假设或定理，然后再用实验数据进行检验。他们的概括来自于数据——通过收集和整理这些数据，以回答历史学家关于何时、何地、如何以及为什么的问题。与传统的商人和企业历史叙事相比，这种企业制度史可能少了些生动、戏剧化以及个人色彩。然而，我深信，比较制度方法能让企业史学家做出独特的贡献，拓宽我们对工业、城市、技术驱动、现代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在上个世纪中叶才刚刚起步，并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环境，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没有遇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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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企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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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编：卢昊
终审：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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