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家族企业》杂志
家族治理的目标是和谐与团结，这是一个定性定量的目标。在家族治理中，需要时刻清晰家族秩序大于企业秩序的原则。然后在这种自觉意识的管理下，建立家族治理委员会，每个月份、季度、年终都要检视家族动力的健康程度，确保每一位成员得到充分的获得感和成长，唯有如此，家族和企业才能够相互补给能量。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企业成功了，家族就一定会兴旺昌盛，但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
家族先于企业
中国是极其强调家庭伦理观念的国家，儒家思想里描述的人伦秩序，从来都不是一套僵化的模式，而是中国人亲情绵延的底层逻辑。“家务事”处理好了，传统才有被开启的可能，一代企业家的精神财富也才能得以传续。传统的内涵来自家族和企业，它以一代的企业家精神为根基，并通过其独特的人格特质进行了放大。企业完成交接的过程中，如果家族的新权威并没有同步建立起来，那么传统的缔造就无法完成，失去了家族的护航，第二代向第三代的传承会大幅度受阻。与此同时，其他家族成员，因为他们知道彼此更多的秘密，也非常清楚一代的情感软肋所在，所以一旦发起攻击，将会非常致命。
例如澳门的何鸿燊家族，其核心产业传给了何超琼，所以她需要拥有极高的管理艺术，光是经营好企业远远不够，她还需要传承父亲真实的人格精神。这里除了经营智慧的传承，还要看到父亲曾经对家族成员的全面情感照顾，尽量让每个人的内心妥帖，否则未来他们极有可能成为恶性竞争者。这样的家族悲剧十分常见，因此传统才如此宝贵，缔造起来也同样艰难。
培养二代经营能力的同时，还需要建立家族的文化和秩序，当一代依然具备足够的权威，他可以去不断汲取家族成员的力量和智慧，提出家训家规供大家共同商讨，最后以文字的方式沉淀下来。西方家族通过几代人的传续，他们非常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建立企业的价值观和愿景，但我们的第一代企业家还没来得及去做这件事呢。
“情理法”的处事逻辑
相比于西方社会所公认的“法理情”处事逻辑，中国人在家族里会更偏向于“情理法”，但其实这种区别是经常被夸大了的。不管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最早都聚集为原始部落，以女性为部落核心，男性负责生存资料的获取和安全保护，其基本结构是血统紧密相连的群落，而维护群落的整体利益是处理内部事务的基本原则。比如成员叛逃加入了另外一个敌对部落，看上去是违背了“情”，但其实是践踏了氏族能得以存在的基础，所以当然要有严厉的惩罚。
随着文明的持续发展，西方从《圣经》摘取部分内容，演化出了所谓的契约精神，并应用于工业文明的壮大，进而逐步形成了大众的统一共识。但《圣经》不仅仅只有这些内容，就像佛经、儒家学说、老子的《道德经》，它们都道出了人类秩序的基本原理，但由于各文明处于不同阶段，便会对这些理论做出不同的截取和应用，然后形成具备全民指导意义的行事逻辑，唯一的目的是保证现有秩序的正常运转。
重建秩序感
离开了“情理法”的处事逻辑，在中国的家庭里，照搬企业里讲“法”的逻辑是行不通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国家，文化上的约定俗成有着极强的力量。哪怕今天中国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民法典开始不断对各种家族事务进行法律约定，但法律永远落后于道德，只是它的细分注解和理性演绎，可当你无法可依的时候，还是要回到道德层面。在中国，如果纯粹按西方用律师的方法解决家庭纷争，哪怕打赢了官司，也很难赢得社会集体意识的尊重。
很多一代其实经常会有这样的抱怨，“为什么我在外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处处受人追捧和恭维，回家面对亲人却只收到冷漠和敌意？”这种抱怨，源于对根本秩序的认知错位，尤其是中国的一代企业家，近几年频繁遇到“往外走”以及“往内走”的困境。“往外走”就是有一些企业家，其财富规模和社会影响力已经让他向上穿越到了一个更大的秩序里；“往内走”，就是回到家中处处碰壁，心中一直萦绕着巨大的无力感。
这种困境的生成情有可原，因为民营企业在成长和壮大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对秩序的穿越。当法律法规没那么完备的时候，财富的获取往往取决于谁更敢于冒险。于是潜移默化中，一代将自己当成了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并会不自觉地蔑视所有规则和秩序。
由此延展开来，下一步中国企业家一定要重新建立秩序感，并从中找到自己的本分所在。无论是社会、商业，还是家族秩序，唯有触摸和把握住这三者的本质，才能穿越历史周期，奠定家族传承的根基。
家族价值观的核心意义
企业家长年浸泡在社会和商业的氛围中，因此对于这两者的秩序建构和演变会极为敏感，但是回到家族内的秩序里，却会感到相对较为陌生。而就算在不同的场合宣讲家族的价值观，却也很难有深入人心的功效，难以落实为具体行动的抓手。我们结合多年服务家族企业客户的实践，作了以下一些浅析。
现实中，大部分二代会把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家族传承对立起来，但其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你把责任放大到一定程度，便推动了家族的向前，也成就了自我实现的一部分。而有时候个人的自我实现，往往对于家族的荣耀也是种贡献。这一切的前提，在于两代人不断共同找寻家族所追求的价值观，从企业里取得的物质成果，一定要去助推和发扬家族价值观的建立。一代企业家之所以能创造这么大的物质财富，来源于家族给予他的价值观支撑，所以现在应该回补给这个系统。
现实中，家族情感往往会遮蔽真实的认知，以至于评判体系出现偏差，阻碍家族价值观的真正生成，所以才会有《家族宪法》的产生。《家族宪法》对于现实的指导程度，取决于其对家族基本秩序的发现有多深。当你真的基于家族原则和集体共识订立《家族宪法》的时候，通过动态机制之下的各种家族活动和规则的运行，它会对家族成员形成强烈的心理暗示，从而对模糊的家族价值观进行日渐清晰的推进和影响。
《家族宪法》绝不应是财富管理之余的额外赠送服务，那会是彻底的本末倒置，也只能成为挂在墙上的摆设。《家族宪法》的制定和出台，将会影响接下来家族内一切可能生成的各种规定，而家族成员所遇到的各类问题，最后都会以此为基本原则寻找解决路径。最终，即使家族权威出现暂时的空缺，《家族宪法》自身也能填补和担负起同样的职能。
（作者张中锋是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教练领域的开创者，观诘家族企业研究院创始人、首席传承教练。出版有《传承：一种关系及其隐秘动力》等专著。王大骐是观诘家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联系我们。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24年7月刊】 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