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院·分享 | 编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企业史研究

文摘 2024-10-03 20:00 浙江

【编者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简称LSE）是欧洲企业史研究的重镇，其下属的“企业史研究所”(Business History Unit，简称BHU)曾经对当代企业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期“企业史研究”公众号编译了企业史研究所首任所长、企业史学家莱斯利·汉纳(Leslie Hannah)评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企业史研究概况的文章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资料，以供国内学界同仁了解英国企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文中描述的该所与其他相关机构与人员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尤其给人印象深刻，值得中国企业史学界借鉴。

1.引言

近代西方经济学界曾对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优劣关系产生过巨大争议。在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声称，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新古典经济学边际主义的抽象理论相比，他们的研究更立足于实证研究。20世纪初，英国经济史学泰斗约翰•克拉彭爵士(Sir John Clapham)则指出马歇尔的经济理论是一只“空洞的盒子”。事实上，在克拉彭提出这一问题时，马歇尔不仅完成了理论巨著《经济学原理》，同时也出版了《工业与贸易》和《货币、信贷与商业》，后两部著作显示了他对德国、美国和英国近代工业和银行业发展的深入了解，尽管今天的产业和金融经济学家可能会将二者归为商业历史故事或商业新闻，而非纯正的经济学著作。20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的经济学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把实证研究的内容远远抛诸脑后，当时联合利华主席对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等人吹捧的不完全竞争模型因缺乏真实性而感到沮丧，他委托剑桥大学历史学家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撰写一部企业史，加强了企业史的实证性研究，该书就是后来享誉盛名的《联合利华史》。

2.企业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开端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成立的最初70年，存在若干因素推动企业史转向更为系统的实证研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始人的第一份目标声明就包括研究“工业生活的具体事实”。1919年至1937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获得了洛克菲勒和其他基金的资助，将其打造成了英国领先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预算增加了7倍，使其有了更多的学术自由来进行理论研究，但仍扎根于现实世界。他希望社会科学是适用的、分析性的，而不是纯粹的、描述性的。1919年，在城市金融家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Sir Ernest Cassel）的资助下，学院设立了商学学士学位，因为它比理学士（经济学）更适合那些打算从事商业职业的人。第一批获得商学学位的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在1930年继承了商学教授职位，并成为一个关键人物，制定了受欢迎的本科商学课程和由小企业资助的研究生商业管理课程。

阿诺德·普兰特

经济史系也部分地反映了这些趋势。该系第一位教授莉莉安·诺尔斯（Lilian Knowles）在1924年之前一直担任经济系主任。她多次重印的教科书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与机械、铁路、电报、轮船研究相结合，论证了这些因素对19世纪英国商业的影响，这些在现在看来极具惊人的现代意识。在R.H.托尼(R.H. Tawney)和艾琳·鲍尔(Eileen Power)的影响下，企业史研究的焦点转向了中世纪。另外一些关于现代企业史的历史佳作是由会计系撰写的，而不是经济史系撰写。托尼后来的同事、经济史教授T.S.阿什顿(T.S. Ashton)则更注重企业。他被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评价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捍卫者，相信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将导致经济崩溃和政治极权主义。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哈耶克，但没有人像另一位奥地利移民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那样，将理论与经验、历史相结合而产生新理论，并促成了哈佛大学企业家史研究中心的建立。然而，有两个人接近这一方向。伊迪丝·彭罗斯（Edith Penrose），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工作五年。她的《企业成长理论》在她到任后发表，虽然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不精确的表述，但后来却启发了许多企业史学者，以及企业资源基础理论的开创者。在横渡大西洋之前，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工作了近20年，开始时他是普兰特的本科生，没有选修经济学系的课程，最后一年他专攻工厂会计、成本会计和财务会计（他后来回忆说，“我相信这种情况给了我思考经济问题的自由，否则我可能没有这种自由”）。普兰特鼓励科斯通过访问企业和思考制度来加深自己的见解，英格兰银行的查尔斯·布鲁斯-加德纳（Charles Bruce-Gardner）在他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旅行奖学金时给他介绍了美国的实业家和商人。从1935年到1950年，他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师（随后是准教授），出版了他的重要作品《企业的性质》（最初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个本科生研究课题）和一些公司史，包括一部关于BBC发展的公司史，这是他在展开社会成本问题研究前的重要工作。1950年，他拒绝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职位移民美国。1991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伊迪丝·彭罗斯

到了1970年代，罗宾斯勋爵（Lord Robbins）领导下的经济学系具有博采众长的特色，尽管在战后的几年里，理学士（经济学）逐渐取代了更实用的商学士学位。经济学系的罗纳德·爱德华兹（Ronald Edwards，普兰特的另一个学生）和哈里·汤森（Harry Townsend）继续实证研究的传统。爱德华兹与科斯合作，研究账目如何作为总结性统计并提供量化信息，为经济分析和企业决策提供参考。在1946年至1973年期间，他还举办了452场研讨会，企业家在这些研讨会上就他们如何经营自己的企业组织发表了论文。然而，爱德华兹在1957年还只是一个兼职教授，当时他是电力委员会的副主席（从1961年起担任主席），利用他在产业经济学方面的经验，推动了非高峰期价格政策的变革，并提高了国有电力行业的生产力；1968-1975年他又担任制药巨头必成公司（Beecham）的主席。政界和商界对普兰特和爱德华兹这样有思想的学者型技术官僚的追捧，使他们获得了骑士头衔，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实证研究传统在学院中变得有些沉闷。

3.企业史研究所的产生阶段

在一些大学，重视实证研究的举措导致了商学院的形成。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对实证研究传统的兴趣逐渐减弱。1965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同意在摄政公园(Regent’s Park)赞助一所新的商学院，最后尘埃落定，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诞生了，并很快成为英国最顶尖的商学院。1966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消了工商管理学位。学院的经济学系渴望走在理论经济学的前沿，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有些人认为该系过去更注重实证的做法在当前这个公共资金较为充裕的世界里显得有些多余，因此这种做法不再受到青睐。在其他院校，经济学和商学院教育有时更容易结合，可以说这有利于经济学，特别是在金融经济学领域。当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没有大力发展这一学科，而另一个本可以发展这一学科的地方——会计系，也没有培养出这种金融经济学的分支。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对应用型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持开放态度。许多学者和商人曾讨论发起一项加强企业史研究和教学的倡议，促成这一倡议的主要催化剂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新任命的经济史教授西奥·巴克（Theo Barker），他是一位造诣极高的学术企业家，以及发明浮法玻璃（使他的公司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阿拉斯泰尔·皮尔金顿爵士（Sir Alastair Pilkington）。巴克说服阿拉斯泰尔爵士，在英国大学筹款人詹妮弗•平尼(Jennifer Pinney)的精心策划下，成功地向商界发出了融资呼吁。1977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创办了一个名为“企业史研究所”的机构，当时筹集到了22.9万英镑的资金，于是他们发布广告招聘所长。学院院长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正告所有候选人，这个职位不是终身的，聘期取决于个人的财务和学术表现。莱斯利·汉纳(Leslie Hannah)从许多优秀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他曾任剑桥大学的讲师(为历史学家讲授经济学和统计学)，以及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的金融助教，当时正在研究英国的公有和私有电力事业。汉纳在牛津大学发表的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制造业并购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受到了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创始人之一乔治•理查森(George Richardson)的指导。这篇论文经过修订后以《企业经济的崛起》之名出版，已经成为商科课程的主要教材。

1978年8月，汉纳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新装修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大楼(Lionel Robbins Building)就职，毗邻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创立的三得利·丰田国际经济及相关学科研究中心(STICERD)，这两个机构都有鼓励跨学科研究的愿景。两人都谨慎地探索了革命性微型计算机(现在是博物馆藏品)在研究和管理上的潜力。自企业史研究所创立以来，汉纳担任所长职位长达10年（除了1984-1985在哈佛商学院访学1年外）。随后研究所又设立了2个带薪岗位。1979年，杰弗里·琼斯(Geoffrey Jones)被聘为研究主任，他曾在剑桥大学担任历史学研究员。他的任务是开展跨国公司研究，他早期对政府和公司档案的研究使他确信，除了要了解企业战略外，还需要了解国际外交的政治局势。他关于跨国银行的重要研究项目最初是由汇丰银行(HSBC)资助的。一年后，乔纳森·莱贝诺(Jonathan Liebenau)离开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入企业史研究所。考虑到企业史研究所与帝国理工学院的联合赞助，莱贝诺的任务是推动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发展。

罗宾斯勋爵（左一）、胡·惠尔登爵士（Sir Huw Wheldon，左二）、达伦多夫院长（右一）在莱昂内尔·罗宾斯大楼的落成典礼上

这些核心成员的任命使企业史研究所的领导层异常年轻（汉纳、琼斯和莱贝诺在获得任命时，分别为30岁、26岁和25岁），但他们被一群杰出的经济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商人所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和学术管理委员会所指导，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他们的两倍。这些顾问不仅坚定提供支持，也会探究式地提出相关问题，但他们没有对研究所的日常工作进行干涉。此外，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支持一项资金多样化的战略，以确保没有一个赞助者可以威胁到学术独立性。其他大学(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肯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牛津大学、南安普顿大学)也向企业史研究所管理委员会派出代表，巩固了其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地位。当利物浦大学的希拉·马里纳(Sheila Marriner)教授和她的同事们(此时他们已经创办并编辑《企业史》杂志20年)要求企业史研究所接管编辑和管理工作时，这种情况得到了加强。企业档案理事会还邀请所长加入其理事会，帕索德（Pasold）研究基金会(曾资助研究并出版了《纺织历史》杂志)也移交给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托管，该基金会最初由伦敦大学学院的尼格利•哈特(Negley Harte)领导，后来由兰开斯特大学教授玛丽•罗斯(Mary Rose)领导，从而产生协同效应。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通过了一些重大的资助，加强了国家研究的导向。1980年，所长被要求花一个月的时间访问美国的商学院，并就如何扩大企业史学者在英国商科教育中的作用，以及从他们的经验中学到什么进行报告。随后，ESRC在许多商学院资助设立了新的职位，并为企业史研究所提供了博士研究生名额，1981年ESRC还与伦敦商学院联合举办了研讨会，探讨企业史学者研究和讲授企业的潜在作用。

莱斯利·汉纳

ESRC还资助了一个重大项目——《企业传记辞典》，它不仅为企业家和经理人的传记研究提供了数据库，而且通过聘请编委会顾问和传记作者，让更多的知名企业史学者参与到企业史研究所的工作中。这是研究所的第一个外部资助项目，1980年研究所任命大卫·杰里米（David Jeremy）为研究员和编辑，他于1978年自费修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美国技术的运用。在调任企业史研究所后，他招募了一个合作融洽且才华横溢的团队，在1984-1986年间团队按时按预算完成了六卷本辞典，有1181人参加了这项编撰工作。该辞典在国际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4.企业史研究所的发展阶段

参与辞典编撰和其他研究项目的年轻一代增添了研究所朝气蓬勃的氛围。从1978年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完成了几十篇企业史和相关学科的博士论文，其中一些论文得到了企业史研究所的财政支持、后勤援助及学术指导，研究所的另外一些研究则是在帝国理工学院的赞助下完成。时人评价；“企业史研究所是20世纪科学技术严谨研究的典范”。

《企业传记辞典》

1979年，研究所举办的第一次研讨会主题是“经济理论和企业史”，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一项权威调查指出，英国商业历史传统与美国、德国或日本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经济模型和方法的显著强调，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各国期刊内容的比较分析得到证明。但其他社会科学也没有被忽视：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鼓励去探索企业。在阿瑟·奈特爵士（考陶尔兹公司和国家企业委员会的前负责人）的主持下，由卓越企业家发表论文分享经商经验的“爱德华兹研讨会”得以恢复。1979年的第一批学术访问者是一桥大学的米川伸一（Shin-Ichi Yonekawa），资深的独立研究者、英国企业史专家威廉·瑞德（William Reader），以及当时在肯特大学任教的霍华德·戈斯贝尔（Howard Gospel，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劳资关系博士）。戈斯贝尔组织了一次企业史研究所会议，探讨劳工史学者是否应该更多地考虑企业管理政策。

企业史研究所一般以英国为中心，但其成员也参加国际会议，研究所欢迎海外访客，并与国外同类机构保持联系，例如米兰博科尼大学的佛朗哥·阿玛托里（Franco Amatori），法国巴黎人文科学之家的莫里斯·莱维·勒博耶（Maurice Lévy Leboyer）和帕特里克·弗里登森（Patrick Fridenson）。研究所与日本的联系也很频繁，在日本有很多从事企业史研究的学者，富士会议（Fuji Conferences）是全球学者的讨论场所。日本许多著名学者曾访问过企业史研究所，除了米川教授外，还包括汤泽威(Takeshi Yuzawa，学习院大学)和铃木良隆（Yoshitaka Suzuki，曾先后任教东北大学与一桥大学）。

当时企业史的国际明星是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他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转到哈佛商学院担任企业史教授。他推动了企业史学科，使其从叙事性和考据性的学科转变为更具分析性和专题性的学科，成功地使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企业战略家相信，历史学家确实有值得借鉴的东西。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战略与结构》展示了如何通过创新的多部门组织形式来管理多元化战略：其原创性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当代研究所印证。他的《看得见的手》是理解1960年以前美国公司发展的关键，并促成了经济学家对科斯主义交易成本的重新关注。企业史研究所最初对钱德勒的研究有很大的热情：自从197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钱德勒（当时他正在访问牛津万灵学院），所长就与他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效的讨论。一些英国学者指责企业史研究所犯了“文化自卑症”，认为外国人做了最好的工作，并贬低自己，因为这样会扼杀国内学界的信心和能力。研究所人员广泛参与了一系列国际会议，经常用钱德勒的研究视角对欧洲、美国和日本进行比较。

罗纳德·科斯

然而，当钱德勒在1990年出版了他的《规模与范围》，试图将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和德国的企业发展与美国的企业发展进行比较，人们从敬佩转为失望。研究所的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他对家族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以及跨国发展中相对业绩的解释。其他英国企业史学者也持怀疑态度，而德国学者也对这种分析感到困惑，即低估了家族企业（德国的中型企业），并且忽视了1933-1945年极端情况对德国企业资本主义的损害。美国学界则批评钱德勒过分忽视政府、劳工、传统公司与关系网络的适应等问题，越来越多的主流声音指责钱德勒具有误导性。事实是，他是该领域中有趣创新思想的主要提出者，这一研究领域仍然深深亏欠他。那些批评其比较研究著作不足之处的人有时会忘记，这些研究也促使人们对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钱德勒的同时代或后继企业史学者几乎没有一人能接近他对其他社会科学和管理发展产生普遍影响的成就。

企业史研究所与优素福·卡西斯（Youssef Cassis）保持着最长久的国际联系。1982年，他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教授的指导下，在日内瓦大学完成了有关英国城市银行的博士论文，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副研究员。他与研究所保持了近30年的联系，2011年他成为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的历史学教授。他坚持使用历史学家的传统研究方法，并重视企业的社会问题。在他的推动下，几十年的时间里，金融史研究领域就发表了多本有影响力的会议文集。这位学者能自如运用英语、法语和德语进行研究，他的多元文化是其他工作人员的灯塔。大多数人都努力学习他的比较研究方法(正如钱德勒的命运所表明的那样，比较历史研究可以击败最优秀的人)，而他自己的研究也使他成为欧洲最优秀的比较企业史学者。

研究所成立之初，正值英国发生深刻的政治变革，恰逢“不满之冬”、撒切尔主义的出现和大学经费的削减。然而，这些同类因素意味着人们更愿意关注企业和企业家精神，这是筹资的有利时机。汉纳所长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就职演讲不仅发表在《经济学刊》上，还在《泰晤士报》上整版刊登。BBC还制作了一部多集电视系列片《我们的工作生活》(All Our Working Lives)，向广大公众展现英国企业史学者的研究发现。研究所的学者成功地向撒切尔政府推荐了一项“强硬的”电力私有化政策，这让研究所在某些方面获得了撒切尔式的声誉，相关研究工作还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和《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报道。在后者的报道中，约翰•普兰德(John Plender)指出，企业史研究所坚持理解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根源，削弱了当前撒切尔夫人对税收修补的偏好，同时赞扬了小企业贷款改革，以及富有创造力的女性和移民企业家。研究所对企业的关注无疑是它在竞争中的优势：多年来，伦敦大学内部的大多数私人和研究委员会对历史学科的资助都集中在企业史研究所。

5.企业史研究所的成熟阶段

它的第一个十年被普遍认为是成功的，但指导委员会从80年代中期开始对其未来的看法直接加剧了一场激烈的内部辩论。一种观点认为，在达到了促进学科发展的目的后，企业史研究所应该像哈佛大学企业家史研究中心(1948-1958)一样解散。有些人将离开并去新的地方传播知识，而另一些人可能在经济史系研究企业史。这一观点的倡导者将企业史的未来视为一个更广泛的跨学科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对制度和组织感兴趣的、以经济学为导向的经济史学者组成，而不是一个内部交流的学派。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史研究所应该扩展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将独立的学科发展视为其目标的核心。有时候，发起一项新举措比终止一项新举措更容易，而这一棘手的困境在一个经典的学术敷衍中得到了解决：实际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同时选择了上述两种方案。

杰弗里·琼斯

特里•古尔维什(Terry Gourvish)于1989年被任命为研究所的新所长：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当时在东安格利亚大学任教，值得称道的是，他主修企业史，尤其关注铁路研究。他继承了研究所略有增长的核心资金，拥有一些工作人员、助理和访问学者，他的任务是寻找新的资金流、申请新项目和进行人事任命，以继续支持独立发展。最初的联合赞助者帝国理工学院在大卫·艾杰顿(David Edgerton)的领导下，发起了自己的独立研究项目，内容包括企业的科学技术。艾杰顿曾是企业史研究所的访问学者。霍华德·戈斯贝尔成为了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的创始教授之一。原有的核心研究人员也担任了新的职务，产生了解散研究所支持者所倡导的知识传播效应。莱斯利·汉纳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杰弗里·琼斯1988年转到雷丁大学的经济学系，被提拔为准教授，并带走了《企业史》杂志编辑部，接替汉纳担任编辑。当时企业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进入了成熟期，琼斯帮助推动了(英国)企业史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Business Historians, 1992-1993年他担任该协会主席)和欧洲企业史学会(European Business History Association, 1997-1999年他担任该学会主席)的成立，后者规模更大，由会员资助的年度会议取代了企业史研究所的研讨会。乔纳森·莱贝诺曾在以政策为导向的技术转型研究中心(一个由帝国理工学院主持的半官方机构)和波士顿大学工作，之后回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信息系统系，后来又回到新的管理系，在那里他专门从事技术管理、数字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技术运用的研究和教学。1987年，大卫·杰里米来到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在那里他发展了他在企业传记方面的研究，并于1996年晋升为教授。其他企业史研究所的学者和学生则从事自由撰稿人的职业，并在其他地方进行教学和研究。

《企业史》杂志

在新的领导下，企业史研究所本身也面临着许多竞争（在筹资和学术成果方面），包括来自其他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内部其他部门的竞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特里•古尔维什将这个研究机构的运营时间又延长了25年(他于2014年卸任会长职务)。其他地方也设立了几个类似的研究中心：如果模仿是最真诚的恭维，这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先驱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赞誉，但竞争让这位新所长的日子更加艰难。在大学以外的学术界，几乎没有可持续的先发优势，事实证明，维持以往水平的资金是不可能的。然而，研究所与企业档案委员会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古尔维什成为了该会会长(2001-2013年)和理事长(2015年起)，概而言之，他积极倡导实证研究方法。

与日本的联系通过一系列英日会议（与日本经营史学会联合主办）和源源不断的日本学者访问得以保持；此外，还有与法国和拉丁美洲同行举行的合作会议。研究所研讨会也继续进行，经济学者和政府监管人员的论文补充了企业家、企业史学者和档案研究者的论文。伦敦其他研究机构的许多学者也前来旁听。新项目为金融史提供了支持，其中包括英格兰银行300周年纪念会议文集。爱丽丝·泰乔瓦（Alice Teichova）在ESRC的资助下加入了研究所，负责开展有关普通银行业务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加强了对东欧地区的研究。

特里•古尔维什

古尔维什所长继续从事酿酒业的研究工作，并与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合著了一本广受好评的英国酿酒业专著，该书在出版当年获得了沃兹沃思奖(Wadsworth Prize)。在迈克尔·安森(Michael Anson)担任研究主任期间，他的两部专著批判性地分析了近代铁路史上的公有制、私有化和准私营阶段的混乱，受英国内阁办公室委托，他还承担了关于英吉利海峡隧道官方历史的研究项目。古尔维什在2008年发表的《英国铁路（1997-2005）：工党的战略实验》一书中对劳工政策的批评，为英国铁路私有化后的公开辩论做出了贡献。在一些学术会议和ESRC关于国家促进工业效率的研究项目中，他进一步探讨了企业和政府的相互作用。在利弗休姆基金会（Leverhulme）的资助下，企业史研究所负责研究一个跨国项目的英国部分，以衡量20世纪欧洲主要公司业务的比较分析，这再次动摇了早期钱德勒关于欧洲企业史的比较假设。研究所还出版了一本国际企业史文献的书目指南，并且研究了几家公司的历史，尤其是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laxo)和巧克力制造商朗特里(Rowntree)。

与此同时，企业史在学院的其他部门也继续蓬勃发展。格本·贝克（Gerben Bakker）专注于娱乐行业的创新研究；珍妮特·亨特(Janet Hunter)致力于日本企业和劳工史的研究，其中也包括英日商业关系的研究；奥布莱希特·利奇尔（Albrecht Ritschl）修改了有关英德生产率比较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份对米格罗斯（MIGROS）零售集团的研究报告；马德斌（Debin Ma）论述了民国时期中国的金融革命；科林·刘易斯（Colin Lewis）评估了英国在阿根廷的直接投资；汤姆·尼古拉斯（Tom Nicholas）以《企业传记辞典》为分析资料，量化了社会、教育因素与英国管理绩效之间的联系；经济绩效中心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也做了同样的研究；玛格丽特•阿克里尔(Margaret Ackrill)和莱斯利•汉纳运用统计数据完成了对巴克莱银行的历史研究；蒂姆·莱尼格(Tim Leunig)对英美生产率差异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制造市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提出了质疑。而莱斯利·汉纳与詹姆斯·福尔曼-派克(James Foreman-Peck)在卡迪夫大学合作，对当时开创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以及公司全球扩张的英国企业持更积极的看法。当特里·古尔维什退休后，企业史研究的衣钵由经济史系接管，企业史研讨会继续以贝克的“公司和行业的经济史”为主题。在世界史系，托尼·豪（Tony Howe）研究了企业对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影响。

此外，经济学系的约翰•萨顿(John Sutton)利用企业史学者的资料，设计了更为简约和适度的模型，这些模型为产业经济学树立了新标准。经济状况研究中心的罗恩·多尔(Ron Dore)对各种资本主义论著进行了阐述。托尼·吉登斯(Tony Giddens)试图解释全球资本主义的现代悖论，他的反身性理论引起了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企业史学者的兴趣。在劳资关系方面，基思·布拉德利（Keith Bradley）分析了西班牙蒙德拉贡联合公司。在会计学方面，曾任泰特美术馆受托人，同时也是会计学教授和企业史研究所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巴塞尔·亚梅（Basil Yamey）探讨了艺术和账簿的联系，而理查德·麦克菲（Richard Macve）则与马德斌合作研究了中国和欧洲会计学的差异性。最后，全球事务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BDA中国投资咨询公司创始人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撰写了《阿里巴巴：马云和他的102年梦想》。

6.结语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发展中，企业史只是一个小分支，但企业史学者(或其他撰写、使用企业史的人)——无论是在企业史研究所、经济史系、经济学系还是其他地方——在提出和验证管理学和经济学假设的相关实证研究方面，都发挥了有益的作用。早期的杰出研究者，罗纳德·科斯和伊迪丝·彭罗斯撰写企业史但不称之为企业史，而他们的后辈学者更明显地将自己定义为企业史学者——弗朗西斯卡·卡内瓦利（Francesca Carnevali）、优素福·卡西斯、大卫·艾杰顿、杰弗里·琼斯、和田一夫（Wada Kazuo）等人，许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接受过这门学科的培训，或在那里教学和研究的人，他们为这门学科在英国和海外的大学和商学院的发展做出了大量贡献。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特的学派——如果有一个中心主题的话，那就是将档案中的实证研究与理解企业机构和组织的代表性案例相结合的方法——但所有这些都反映并促进了企业史现在已经成为一门博采众长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