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转自"中山大学"iSYSU，信息来源：党委宣传部
李：李新春
记：您在2000年创建了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是国内家族企业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您为何选择这一领域作为一个研究重点呢？
李：我1995年回国，来到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工作至今。选择家族企业作为研究重点，是从自己个人的学术兴趣以及对国内重大管理问题出发的，广东沿海一带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民营经济和创业的热土，而民营经济的主体是家族企业。相对于当时学术界较为普遍地关注国有企业的研究，而家族企业在1990年代中期还很少有人关注。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认为需要结合自己的环境和优势来选择长期的研究领域，学术定位需要差异化和挖掘长期优势，这也是一种战略考虑吧。
家族企业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市场化转型中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相对接，选择这一领域的研究因此也意味着需要结合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进行跨领域的知识探索，需要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因此，在2000年，我们就创建了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定位于研究中国本土和华人家族企业，并试图进行国际比较，由此，整合了一批校内外、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展开学术交流和合作，也聚集起一批博士和青年学者团队，先后承担了国家和省部级各种层面的重点研究课题和面上项目。
这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专门面向家族企业的研究平台，通过十几年的打造，已成为国内这一领域具有领先意义的重要学术和社会影响的研究中心，产生了较丰富的学术成果。回头来看，这一选择的意义在于，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也使得我们的研究长期聚焦，形成科研和教学的特色和优势，我们管理学院在创业与家族企业、创新领域的优势基本上也是由此而奠定的。
记：您在战略网络与集群、家族企业与创业管理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在学术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给老师们？
李：我个人的体会有几点：一是要找到自己的学术兴趣，并将个人的兴趣与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这样的研究就不会陷入象牙之塔，而是立足于社会实践。我从德国回国后，首先关注的是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合资合作或战略联盟，也是国内最早获得国家自然基金这方面支持的学者。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将视野转向民营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和创业问题，也在之后十多年时间内一直坚持。管理学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问，因此，更需要关注现实，同时，又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才不会在现象中迷失。
二是研究要长期坚持专注，我十多年来一直聚焦家族企业与创业的研究。不要受到热点话题的吸引而分散自己的研究主题，任何一个研究主题只要坚持十年以上，相信都会有所成就。
三是注意吸收国内外最新的理论和方法，尤其需要坚实的理论修养和不断学习，我在家族企业的研究中，不断学习和跟踪最新的理论前沿。学术问题可能有着特定的时代和制度背景，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则是融合国内和国际的。
四是多交流合作，学术研究忌讳闭门造车，需要经常学术访问与交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同时，也可以适当参与一些咨询、政府政策会议以及企业调研，这都有益于我们对于现实问题的认识，甚至能在现实问题中找到理论研究的灵感，也能基本判断出我们的理论假设是否确切。
记：您在德国洪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柏森商学院的富布莱特访问学者，还在德国威腾大学、洪堡大学以及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进行过访问研究，这些海外经历对您的科研方法和教学理念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德国的博士训练注重的是对理论和文献的扎实基础，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包括经典著作和当代文献，注重思想性和创新性，德国历史学派更注重社会科学中历史方法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谈社会科学的创新，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就是理论创新是必须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广博的文献、历史和社会知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流于空洞无物或自说自话。我相信这是欧洲包括德国的学术训练传统的意义所在。
我后来也到美国、英国的一些大学访问学习，美国的经济管理学界对于定量研究以及其他如实验方法的重视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也是现代主导性的学术主流。但我个人认为，学术研究第一位的是理论思想体系，包括对于历史和人文知识的积累和熏陶，其次，才是合适的研究方法，关于方法，定性和定量研究都是同样重要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经济体，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特征，揭示其知识特征，定性方法是不可偏废的。这也是我个人及团队尽力奉行的理念。当下的国内学术界确实比较浮躁，很少人能坐下来认真阅读尤其是经典著作和理论，仅从最新的杂志文献中寻求研究思路。这可能是影响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影响力的最为重要的问题。
其次，我在国外留学和访问中有着很大收获的是，国外大学教育中教师对于学生和课程的重视，他们将教书育人作为教授最为重要的职责，并兢兢业业地落实到每一个细节。每一节课、每一张PPT、每一个案例和研讨、学生的答疑等，都倾注大量的时间和心血。
我在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期间，在柏森商学院和MIT斯隆管理学院各待了半年，柏森的一门创业管理课程同时由四、五位教授开设，他们组成小组，用同一教材和案例，每节课下来，前面六块巨大的黑板上留下的案例讨论和问题引导词基本上是一样的，令人惊叹。我们的学生数量多，教师工作量大，难以做到精细化，但我的理解是，国内的大学要成长为国际一流大学，必须在教学理念和方法上进行重大创新，做到小班教学、对学生课程的精细化、教学方法更生动活泼、并让学生融入到教学之中，这都需要学校和老师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也需要在教学科研体制上进行改革创新。
记：学校正在推进大项目、大平台和大团队的建设，您将如何带领您的创新团队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李：学校正在推行的大项目、大平台和大团队建设是切中要害，具有重要意义的。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和教学，每个教授自成体系。当然，困难的相互合作同时也是我们的制度在一直强调内部竞争所致（教授职称、各种其他资源竞争等）。打破这一体制是需要时间和付出巨大努力的。
管理学院在家族企业与创业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时间积累，前面说过，2000年我们就成立了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从一开始就打破学科、学院和教授小团队的边界，我和学院的一批相关领域的教授，如符正平、孙海法、辛宇、张书军、任荣伟、苏琦、朱沆、傅慧、朱仁宏、李炜文、陈斌等一起，同时，与岭南学院王珺、储小平、张建琦教授，社会学系丘海雄教授等一起组成了一个相对长期的研究团队，我们的团队经常进行不定期交流，包括博士生的讨论会也相互参与和支持，针对不同的研究课题和细分领域再进行分工合作，完成了学校985二期三期以及国家自然基金重点课题等研究，这是我校在家族企业、创新与创业、中小企业研究走在全国前面，有着较高的学术和社会影响的重要平台基础。
记：您在任职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期间，于2009年创立了中山大学创业学院，作为创业导师，您如何指导学生的创业项目，引导他们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培养他们的创业创新精神？
李：成立创业学院是学校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这在国内是具有引领意义和影响的，我们管理学院作为承办单位，我当时作为院长义不容辞要承担这一工作。应该说，创业学院的创立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创业项目，也是我校教育创新的一个探索，我们在这过程中，引进社会的创业导师，引入创业孵化和服务的体系，让学生通过创业实践、竞赛和其他创业学习走出去，将课堂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和激发其创业创新精神，通过对社会承担责任来实现个人的创业创新梦想。经过这几年的摸索，我们培养了一批大学生创业项目。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创业班的学生中植入了创业精神和社会责任，相信这是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素质能力。
近年来随着“双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活动在全国的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和培育在探索各种新的模式和体系，我们的创业学院也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实时的改革创新，以发挥创业学院更大的价值。
记：学校正在重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您觉得一名教师应如何发挥好自己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如何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李：对于老师来说，一是做好教学工作，同时，也要做好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这其中，我的理解是，科研是教学的基础，需要做好科研，才有最新的理论和知识传授给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学是次要的，教学应该成为每个教师的基本功，也是教师的主要职责和使命所在。我周围接触的老师也都认识到这一点，大家都很努力，但确实，要平衡科研教学以及社会服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加上我们的教学制度安排还不很完善，比如，我们的年轻老师教学负担沉重，我们缺乏教学团队建设，存在着因人设课的情况，我们的授课打分评估与淘汰制度没有挂钩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少，都需要接下来进行改革完善。培育人才是个系统工程，不是某一个人所能为，有着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相信这也是我国大学改革中最难改动的，因为这涉及到众多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记：对于职业生涯初期的青年教师，在学术和事业发展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李：我的建议有三条：一是凝聚研究方向，找好自己长期努力的细分领域，不要笼统地说，我是做工商管理的，我是做财务管理的，有了聚焦，就是有了学术研究的定位，然后，个人有限的时间精力才能发挥最佳的作用。当然，聚焦目标并不容易，需要了解自己的学术长处，也要对理论发展和现实的重大问题做出判断，不少人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摸索才能找准目标，不必心急。
二是深入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通过参与各种会议、项目以及交流走出校门和办公室，理解中国现实以及全球问题，我认为，除了极少数的纯理论研究之外，大多学科都需要与实践结合，只是各个学科的实践领域是不一样的，我们管理学的实践领域就是企业和产业界，也包括有关的政府制度、政策环境等。通过理解认识这些社会问题，才可能更好的扎根研究，有所创新，也会使得你的成果更为社会所接受，好的理论是具有非凡的社会实践解释力的。
三是要有较为纯粹的学术理想，这是指，尤其对于初入职的年轻老师，经济压力，社会各方面的诱惑很多，很容易分心。做学者做老师，首先是要有学术抱负和平常心，对世间的功利荣誉要看得尽可能淡一些，尽管难以脱俗，但必须淡化而从容，这也是最难做到的，实际上，一流的学者首先是具有一流的道德品质和情趣。而人与人之间的聪明差异是有限的，靠聪明是难以成就的，事业需要执着坚持、宁静致远。正因为这很不容易做到，如果你尽力做得比一般人好，你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有着超常的成就。
记：在学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您对今后的学术和事业发展方面的设想是怎样的？
李：我多年前接受媒体采访，就说过自己的理想，是做一个比较纯粹的学者和教师，尽管这在今天仍然是很难的一件事，但值得为之努力。这就是保持一种相对超脱的心态，认真做学问，有一个学者的担当和责任；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在受教育时期就先天不足，在经济改革时期又陷入浮躁之风，难以成为大师贤哲，只能时时砥砺自己，不断学习提升，在教学与育人上做到教学相长，而不是“毁人不倦”；同时，最为重要的是，放开心扉，超越狭隘的自我，与同事、同学、社会一起建立平台和团队，多做一些协调沟通的工作，这大概也是平台经济时代学者治学创新之必然要求吧，共创共生其实也是学术生态的一个基本特征，固守自封必将被时代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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