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维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1984年，我在《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了《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文。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有关企业家的学术文章，也是中国经济学界有关企业家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它是我思考的结果，也因应了时代的呼唤。但它能发表在《读书》杂志，是机缘巧合。
根据我保留的手稿，我于1983年11月写成了《企业素质的核心是企业家的素质》一文。这篇手稿有四个核心观点：第一，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第二，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不同—职业经理的职能是管理，企业家的职能是“革新”；第三，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第四，缺乏冒险精神是中国企业领导人的“通病”。
1984年春天，温元凯教授、步鑫生先生等人发起组织一次全国性的“新的技术革命和体制改革学术研讨会”（俗称“改革者会议”）。那时，温元凯是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因发表呼唤改革的演讲闻名全国；步鑫生是浙江海盐衬衫厂厂长，因在他承包的工厂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成为全国关注的改革家。他们两人领衔组织这样的会议很有号召力。在得到会议的消息后，我给温元凯教授写了一封信，并把《企业素质的核心是企业家的素质》文章手稿寄给他，希望我有机会参加他们组织的会议。温元凯很快就给我回信，邀请我参加会议。
这次“改革者会议”于1984年5月5日在合肥开幕，为期四天，出席会议的人有学者、媒体人、企业负责人，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其中不少当时已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如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等等。我当时是西北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当然不可能有机会在大会上发言。
但这次会议还安排了一些小组会，小组会上与会者可以自由发言。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我举手发言，谈了企业家精神，受到与会者的好评。《读书》杂志编辑王焱听了我的发言，觉得思想很新颖，希望我围绕企业家精神给他们杂志写一篇书评。当时，三联书店刚出版了美国著名企业家阿曼德·哈默的传记《超越生命》，哈默被称为“红色资本家”，20年代曾在苏联做生意，80年代接受邓小平邀请来中国投资平朔煤矿。我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书评，王焱说可以借题发挥，写写我在小组会上讲的企业家精神。
这就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文。这篇文章的三个小标题其实就是三个重要的命题：第一，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第二，创新——企业家的基本职能；第三，冒险精神——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读者中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王焱编辑鼓励我将这篇文章的观点扩展成一本书。写书对我来说是更大的挑战！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中央党校的盛斌先生，他当时是中国经济史专业研究生，特别关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和日本近代史，非常熟悉洋务运动后那一代民族企业家（如盛宣怀、张謇等）的故事。我的文章引起他的共鸣，我们两人交流后一拍即合，这就有了我们的合作成果——《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一书。这一本书1987年提交到人民出版社，1989年元月出版。全书总共5章，从现在来看它仍然是比较全面论述企业家的一本书，从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到企业家的职能，再到企业家的素质、企业家产生的社会条件，这些我们都论述到了。我们还提出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的两条可能的道路：农民企业家和官僚经理的企业家化。
回过头来看，我1984年有关企业家的观点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将“企业家”从一个负面词变成一个正面词，发挥了积极作用。记得《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李志坚先生在合肥会议期间与我住一屋，合肥会议后，他邀请我给他们报纸写一篇关于企业家的短文，但我写完后拖了很久发不出来。他请我吃饭，表示歉意，告诉我有两个词总编说不能用：一是“企业家”这个词不能用；二是“冒险精神”这个词不能用。我问他，那什么能用？他说总编建议用“实业家”和“探险精神”代替。我不同意，但他们还是瞒着我，发表时把“冒险精神”改成“探险精神”，尽管保留了“企业家”一词 。这就是《北京日报》1984年6月13日发表的《探险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
这件事说明，当时的中国社会，“企业家”还是个贬义词，被等同于资本家，是剥削者的代名词。中国的改革要真正取得成功，必须改变人们对企业家的传统认知；而要改变人们对企业家的传统认知，就必须经过观念变革、观念现代化，因为企业家群体是现代观念的产物，是启蒙的结果。那时候，我到处做演讲，从西安到北京、天津，讲的题目就是《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我当时提出了十大观念的转变，这里和大家再分享一下：
1. 财富观：从杯里的水到井里的水（用现在的术语讲，就是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
2. 时间观：从圆圈到直线（时间就是金钱）；
3. 平等观：从结果平等到机会均衡；
4. 劳动观：从体力的消耗到智力的发挥（知识的价值；“愚公移山”的荒谬）；
5. 消费观（幸福观）：从减小分母（欲望）到扩大分子（享受）；
6. 金钱观：从“万恶之源”到“社会奖章”；
7. 英雄观：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
8. 道德观：不能用道德判断代替经济计算；
9. 乡土观：从“恋乡恋土”到天下为家（人才流动，废除户籍制度）；
10. 人才观：从重德轻才、重私德轻公德、重奴才轻人才到重才气、重公德、重闯劲。
这些观点都是我1984年讲的，比较完整地发表在《管理世界》1985年第1期（创刊号）。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时政杂志是新华社的《瞭望》。《瞭望》连续五期连载了我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于改变人们对企业家的看法，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1986年9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一文。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第一，商品经济=市场+企业家（市场经济=价格+企业家）；第二，缺乏企业家，是改革面临的主要难题，改革的艰巨性和持久性正在于此，改革的目的是要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充当经济运行主体；第三，企业家队伍是特定的财产关系的产物，中国目前的财产所有制只能产生官僚经理，而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第四，所有制改革是造就企业家队伍的关键；第五，放活市场是造就企业家的基本途径。
在这个基础上，我进一步写了一篇更系统的长文，这就是《企业家与所有制》，全文刊登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6年12月10日的研究报告上。这篇文章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我提出现代公司其实是企业家职能的分解，而不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第二部分，我提出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第一部分公开发表于《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
我之所以写《造就真正的企业家》和《企业家与所有制》这两篇文章，是因为在企业家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接受的同时，中国经济学界仍然回避所有制问题。一种比较官方化的观点认为，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不重要，企业家可以独立于所有制而存在。这两篇文章就是针对这种观点而写的。
但我觉得自己当时的论述还不透彻。我认识到，要真正说清楚企业家与所有制的关系，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这个问题。1990年去牛津大学读博士，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在阅读了大量文献后，我发现，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这也不奇怪，因为在主流经济学里，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函数，根本没有企业家的位置。我想打开企业这个黑箱，试图从企业家的角度理解企业，由此创立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其实就是探究资本主义企业的逻辑起源。
从1984年到2024年，40年过去了，企业家又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仍然有不少人把企业家说成是财富的掠夺者，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者，说明观念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希望我最近出版的《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能为人们正确理解企业家精神做出贡献。我相信，中国经济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身上蕴藏的企业家精神能否得到有效发挥。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生态，是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MI·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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