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 | 父权制，权力和收入：美国家庭1800-2015年的演变历程

引言

历史性变迁：

家庭形态与结构的变化

追根溯源：家庭的经济革命

图1：美国家庭经济1800-2010的演变历程

Source: Ruggles（2015）

图1展示了美国家庭经济组织形式两百年来的演变历程。在19世纪，几乎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以家庭为单位展开。农业、手工业、私营商业，家庭几乎无所不包。Ruggles将其定义为“企业式家庭”（corporate family），这类家庭中多数从事农业工作，其成员包括妻子、儿女、其他亲属以及奴隶、学徒等等。

企业式家庭在整个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直至20世纪才逐步被“男主外家庭”（male breadwinner，即男性主导家庭的经济命脉，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人口普查中，其妻子没有列出职业）超越。这一历史性变化与工业化以来男性的工业劳动参与迅速上升密不可分。在1940年，男主外家庭占所有家庭形态的57%。

二战后，伴随性别平权运动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双职工家庭”（dual earner）开始取代“男主外家庭”，占据主要地位。在1950年后，“女主外家庭”（female breadwinner）也开始逐渐增加，至2010年已经有接近10%的比例。

家庭形态的变迁与家庭领域的经济革命同频共振。在19世纪，接近80%的男性从事农业或低级技术的工业劳动（后者多数也是农场工作）。此时，要想获得能以成家立业的经济基础，唯一途径便是继承家庭的农场或其他财产。也正因如此，家长对子女的管控十分严格，父权制家庭形态占据主导，而子女结婚成家的时间也相对较晚。工业化的兴起创造了大量工厂职位，给青年男性提供了许多高收入的岗位，进而导致了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以及父权制权力结构的松动，青年世代逐步脱离了家长的控制。此时，农业男性劳动力比例和多代同住比例同步下降，这也证明了经济变化对家庭形态的冲击。不仅如此，男性在年轻时期可以较为快速的实现财富积累，使得男性初婚年龄大幅下降。从1890到1960年，男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下降了3.6岁。

遗憾的是，工业化的影响仍局限于男性，女性并未脱离父权制的影响。在19世纪，绝大多数女性仍在企业式家庭中从事无偿劳动。20世纪女性雇佣劳动的兴起，尤其是高技术高薪工作对女性的开放，促使女性逐步推迟婚姻，并在面临婚姻矛盾时可以“更有底气地”选择离开。这也促使女性初婚年龄有所推迟、离婚率逐步上升。

图2：1860-2013根据婚姻状态划分的25-29岁女性参与带薪劳动比例的变化趋势

Source: Ruggles（2015）

社会现实的变动刺激了态度的变化，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们对于离婚的污名、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都有所松动和转变；进而，态度的改变助力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在20世纪60-70年代，关于离婚、避孕和堕胎的法律障碍都渐趋消除。态度与制度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晚婚晚育、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劳动参与的增加。“社会现实-态度-制度-社会现实”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反馈循环，交织影响了家庭内部性别结构与婚姻形态的变迁。

扩大“家庭”的意涵：

婚姻形态与职业收入

然而，进入新世纪，仅仅探讨家庭形态逐渐难以捕捉时代潮流。越来越多的婚姻形态逐步涌现并日趋普遍，如终身不婚、同居、单亲家庭、晚年离婚/丧偶后的单身家户等——至2010年，美国社会超过50%的家户中不包括一对已经结婚的配偶。这也促使我们将目光从“家庭形态”转向“婚姻形态”，或放弃以传统的一夫一妻配偶模式来理解当代社会的“家庭”。

图3：美国1850-2013不包括已婚配偶的家庭户比例变化趋势

Source: Ruggles et al. (2015)

婚姻的盛衰与经济要素息息相关。大萧条之后新生人口数量的长期低迷和对移民施加的严格限制，导致战后劳动力的稀缺，进而刺激了战后工资的迅速增加。这也刺激了大量婚姻的形成：此时男性初婚年龄迅速走低、结婚比例稳步上涨。80年代后，长期的经济颓势与男性收入下降也促使男性推迟婚姻，降低了结婚率。不过，即使是在大萧条时期，工资下降也仅仅持续了几年。然而此轮工资下降却持续了近40年。男性工资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进而促进了双职工家庭的大量涌现。

如何理解自80年代以来长期持续的就业率和收入下降？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婴儿潮一代的成年和大量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导致供需结构发生转变，就业率开始下滑、收入也逐渐降低；不仅如此，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深刻形塑了80年代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当时美国转向右翼，工会衰落、最低工资下降；加上全球化和外包兴起带来的冲击，进一步减少了市场中的职位需求。更为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技术变革，在工业革命时代，技术革新和机械化所创造的岗位要远远多于取代的岗位（例如汽车制造业虽然取代了马车制造和传统交通，但却创造了大量的工业制造岗位和加油站、汽修等服务岗位）。如今，机械化与自动化正逐步减少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岗位数量。自1970年男性就业率达到75%的峰值后，就开始不断下跌；女性在21世纪之后亦是如此。

另一种理解婚姻形态变迁的视角将目光转向了“相对收入”和“社会流动”。Easterlin（1987）将婚姻决策的经济门槛定义为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这反映了子女收入在父母眼中的“期望”。其使用25-29岁男性收入的中位值与三十年前同一年龄段男性收入的中位值进行比较，发现“亲子相对收入”在1960年前稳步上升，直至1961年，子代的收入达到父辈的4倍之多；而在60-70年代后迅速下降，直至90年代，多数子代的收入已经不足父辈。

接下来，作者使用了人口学的分解（Decomposition）方法（Das Gupta，1978）来探讨年轻男性相对收入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其结婚率的下降。25-29岁男性已婚且与配偶同居的比例从1960年的75%下降到2013年的24%，在考虑了职业结构、教育分布、雇佣模式等要素之后，相对收入的变化足以解释这一比例下降的40%（换句话来说，如果2013年的相对收入仍与1960年保持同一水平，则这五十年来男性已婚且同居比例的下降将会减少40%）。

新的趋势：

社会的不平等与家庭的平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