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推介 | 虎妈的女儿：职业女性如何影响女儿的职业选择

“我对妈妈的工作真的很感兴趣；我真的很羡慕她的事业……如果我的事业像她那么好，哪怕有她一半那么好，我都会非常高兴的。”

“我看到妈妈真的很努力地工作，没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她经常谈论工作、母职和她的感受，我认为她比我父亲怀有更多的内疚感。但是我想，如果爸爸和妈妈更加平等，她就不会觉得她去上班是件该死的事情。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对她上班感到不满，因为她老说：‘爸爸做的事情很重要。我只是去上班。’她非常谦逊。”

当代职场上，越来越多的女性担任高级职位，专业性和管理型岗位通常需要她们为之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力。然而，虽然女性在担任高级职位上有进步的迹象，对职场平等数据的调查却显示女性在高级职位上的代表性仍“薄弱得可怜”。研究表明，女性在生育后，职业生涯和个人发展往往不可避免地退居家庭养育责任之后，而工作-家庭冲突（work-life conflict）的普遍困境向来是职业和家庭研究者共同关心的焦点。对此很多人甚至是母亲自己也经常抱有的疑问是：在职女性事业上的成功究竟是对其孩子有益，还是使孩子因此受损？Jill Armstrong通过其于2017年出版的著作“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How Career Women Influence Their Daughters' Ambition”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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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ll Armstrong，现任剑桥大学默里·爱德华兹学院（Murray Edwards College）研究员。长期致力于研究职业中的性别平等。目前正在从事题为“与男人合作（Collaborating with Men）”的研究专题，旨在使工作场所文化更加包容女性。另有著作“The Accidental Sexist: A handbook for men on workplace diversity and inclusion”，倡导在职场文化中男性为性别平等同样做出贡献。

图 2   图为Armstrong主持的研讨会现场图片

（一）研究问题及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问题来源于社会上对于职业女性及其女儿的一种争论，一种观点假设：在职母亲的成功会激励她们的女儿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并最终实现职场上的男女平等；另一种观点认为全职母亲会对其女儿产生负面影响。有学者将其描述为女儿一代的“反弹效应（backlash effect）”，由于女儿对成长过程中母亲的缺席感到不满，进而在自己成为母亲后努力平衡母职和工作的关系，从而损害了自身的职业生涯。

图 3

本书立足于此，通过对30位事业成功的职业女性（多为高管、经理、官员和学者等专业性职业）及其成年女儿的质性访谈对此争论进行回应。二、三章回应先前核心争论，证明女儿们并未认为自己受到负面影响，相反她们认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被母亲“精细地养育”；既然女儿们并未拥有负面情绪，四、五章则进一步论证职业女性对女儿影响的积极一面——职业抱负在母女之间的代际传递。职业女性直接或间接地对女儿的成长和职业生涯产生正面的引导，成为女儿们事业上的榜样与导师。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被问到未来职业选择上是否要追随母亲的脚步从事全职工作时，女儿们表达了否定的态度，Armstrong在六、七章中引入“文化脚本（cultural scripts）”概念解释这一现象。接下来本文将依次重点概括总结全书上述三部分内容。

（二）“精细养育的母亲”：

成年女儿对母亲的评价

本书的第二、三章节同时考察母女双方对母亲担任全职工作的体验与态度。对于研究选取的这部分职业女性来说，她们几乎都非常享受工作，但是并不因此将工作置于母职之前。对她们来说，母亲才是她们的核心身份。考虑到日常安排中的取舍对家庭和职场会带来的影响，所有母亲都极为严谨地管理着母职与工作的平衡。在养育体验上，母亲们分为两大阵营：务实派（pragmatic）和理想主义派（idealistic）。务实派母亲挑战了工作和家庭需求的二元选择，认为不可能将每件事情都做好，必须要做出取舍，因此她们也并不认为孩子因为自己全职工作而受苦。与之相反，理想主义派母亲对于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母亲和职员有着清晰的界定，认为自己在两种角色上都没有达到期许的标准，因此频繁地感到内疚，对女儿的成长也表达了更多的担忧。两派母亲的体验一定程度上与她们能否在职业生涯中晋升到高级职位有关。

图 4 《时代》周刊对《虎妈战歌》作者蔡美儿的专题采访

尽管有母亲认为自己的工作会对女儿产生负面影响，当叙述来到女儿一方，母女之间的生活则美妙和谐得多：大多数女儿认为自己并没有因为母亲的全职工作受到负面影响，她们反而看到了母亲的经验、人脉和薪水带来的优势。31位女儿中有3位女儿表达了负面情绪，作者认为这与她们的家庭体验有关：3位中有2位是独生子女且父亲缺席，她们与母亲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

（三）“有其母必有其女”：

中产阶级职业选择的代际传递

第四、五章深入描述探讨了中产阶级母女之间职业抱负与选择的代际传递过程。母亲们成为女儿早期职业选择的榜样，是影响她们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父亲的影响则更为间接。事实上，的确也有三分之一的女儿追随母亲进入了同样或相似的行业。母亲对女儿的职业影响和参与程度比她们自我认为的更为深远。主要的参与形式有情感和语言上的支持，为女儿出谋划策，鼓励女儿的自信心，传递其独有的中产积极价值观（如工作给人的自我价值感与愉快）；或是以实在的方式增强女儿的工作经验，为女儿寻找工作机会。女儿进行职业选择的阶段是女儿离开父母前的过渡阶段，母亲似乎试图通过这种帮助与女儿保持密切关系，她们对女儿独立的期许与实际的帮助行为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张力。

图 5 谷爱凌纪录片《冰雪之巅》中片段

成功的母亲似乎会激励女儿早期的职业期望，然而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推进而逐渐消退。母亲在后期更喜欢对自己的成就保持过分谦虚的态度，甚至是不愿在女儿面前显露自己事业的成就，构成作者在文中提出的“隐秘的抱负（quiet ambition）”。Armstrong认为，这种淡化成功的态度可能与女性在职场上的不安全感和自我怀疑有关。母亲对自身成就的谦虚也将说明她们为何无法教授女儿如何在工作中获得和展示自信。鉴于此，如果事业成功的女性能够更多地谈论她们实现的成就，那么就会扩大成功的定义，给年轻女性激励。

（四）“两全其美”：

文化脚本下的女儿与母亲

第六、七章通过考察女儿一代未来选择（或正在）采取的工作策略，并与她们的母亲一代形成对比，讨论母职文化脚本如何在不同代际间产生影响。尽管几乎所有的女儿都对母亲的全职工作和事业成就表现出积极向往的态度，她们之中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想效仿母亲，而是选择了兼职工作，并且在有孩子后大幅减少了工作时间，试图通过兼职工作来“两全其美（best of both worlds）”。与之形成对比，在女儿怀孕后，母亲一代口头建议女儿兼顾母职和工作，可见对于母亲一代，母职和工作是必须“两头抓”的。Armstrong通过阐述母职文化脚本的演变解释从母亲到女儿观点的转变。

图 6 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

母亲一代和女儿一代分别受到第一波和第三波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母亲受到自由主义观点的影响，试图挑战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挑战母亲作为家庭主要照顾者的传统；女儿一代则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截然不同的母职文化脚本，父母决定论（parental determinism）（Furedi，2002）和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hood）（Hays，1996）要求她们对孩子的幸福和成功负有责任并进行严格的计划和监督。因此尽管她们向往母亲在事业上的成功，当代母职文化中对母亲密集养育的期待和后现代主义话语下对“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要求使得女儿们表现出与母亲一代“拥有一切”所不同的职业抱负与选择。

图 7 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

第八章一并讨论了伴侣的作用。女性在家庭和职场中的态度是动态的，如果夫妻平等地分担养育责任，则母亲往往对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处理怀有更为积极的态度。这点在Arlie Hochschild的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中同样被指出，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如果丈夫能够认可妻子的事业追求并分担家庭工作，其婚姻生活和妻子的职业预期将得到改善。

本书回应了先前对职业女性对其女儿影响的假设。研究表明，母亲的全职工作并未对女儿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她们对女儿的职业选择有着更为积极且深远的影响。通过探究母亲职业与女儿职业选择的关系，可以深入了解性别化和阶级化的职业道路和身份被塑造的过程。母亲通过向女儿传递自身对成功的淡化和过分的谦虚，再生产性别化的职业期望，即文中所提到的“隐秘的抱负”。正如Benschop等人（2013）对抱负（ambition）话语的研究所揭示，抱负/野心话语受到外部文化规范的形塑，因此隐含着性别的不平等现象。同时，母亲通过将工作意义与自我概念（self-concept）联系，传递其独有的中产阶级价值观。

Armstrong为此书开展调研时所面临的正是2008年经济衰退的社会背景，年轻人就业机会下行。面对女儿多年的努力、考试和教育历程，母亲希望女儿拥有良好的职业发展，经济衰退和就业困难使得这种期望更加迫切，因此母亲们高度参与女儿早期的职业选择。这一行为对理解当前中国女性的母职表现有着重要意义。随着社会压力和就业困难性的不断加剧，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啃老”现象，甚至有一部分年轻人重返家庭做起了“全职儿女”。“养儿一百岁，常忧九十九”，即使结束传统意义上的子女养育期，母亲依旧肩负着子女的成长成本，这让我们不禁发出追问：身为人母，养育子女的终点究竟何在？

图 8 美剧《老妈驾到》

Armstrong在本书的后半部分通过母职文化脚本的演变分析了母亲和女儿一代在职业选择时所受到的文化和结构性因素的压力。同时，她认为身为女儿一代的年轻女性当前所面临的处境相较于母亲是更为艰难的。然而，此处的推论分析引发了其他学者的讨论。Chatterjee（2020）认为无法从女儿们的表述中得出女儿对全职工作的母亲并无怨恨的结论。在这一问题上，女儿一代的行动胜于言语，她们普遍选择兼职工作来达成“两全其美”恰恰可能表现出她们在内心里对母亲过去职业选择的怀疑。Perks（2018）则提出，女儿一代做出的选择是否拥有更多自主性？换言之，作为年轻女性的女儿一代究竟是在当代母职文化下被动地选择了兼职工作，还是面对性别不友好的组织文化，主动选择退出职位的斗争，从而不必承担遵守或是反抗职场性别不平等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在书中，Armstrong似乎隐约地暗示了女儿们对于自我职业选择不甚了解的态度，她们像是完全受到当代母职文化的影响进而做出选择，而仅仅用母职文化规范来解释女儿一代的职业选择可能过于单薄。

图 9

尽管在女儿一代职业选择的分析上有所争议，母职文化脚本对女性母亲形象的塑造是不争的事实。Armstrong细致地观察到了两代人职场身份与母亲身份的结合，并将此作为全书的核心，这种结合是女性处境和不同代际文化差异的交融。本书为当代代际流动和职场性别不平等研究贡献了独属于中产阶级母女的视角与思路，适合对以上两领域，或对母职、母女关系、职场文化等多主题有研究旨趣的读者阅读。文章结构完整，逻辑脉络清晰，每一章后均安排结论一节进行总结，搭配生动的质性访谈资料，提纲挈领，十分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