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 | 农民工家庭再生产体制的商品化及其影响

农民工家庭再生产体制的商品化及其影响

原文出处：

Liu, Tiantian. 2023. “Real‐estate Boom, Commodification and Crises of Social Reproductive Institution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54 (3), 543-569.

推介人：

王欧，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任叙昂，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县域城镇化发展下的农民工家庭再生产问题

改革开放及其推动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显著改变了农民工的生计模式及家庭形态。受户籍制度等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长期以来，农民工家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拆分型”家庭再生产体制，即家庭的生产与再生产被拆分在城乡之间。其中，年轻男性进城务工成为家庭主要生计来源，父辈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并进行家庭照料，年轻女性则穿梭于城乡之间，根据家庭需求不断切换家庭角色。已有研究表明，这种“拆分型”家庭再生产体制是大多数农民工家庭实现家庭延续或通过代际接力“进城”发展的有效路径（参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 2013；王绍琛、周飞舟，2016）。

近年来随着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以县城为中心的地区在政府发展政策的刺激下，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公共服务资源趋于集中，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技术）大幅提升，农民工家庭纷纷进城购房。在此背景下，一些研究指出，农民工可以经由本地购房和就业的方式，通过基础设施提供的时空便利，将家庭撑开在城乡之间，从而“缝合”农民工家庭的拆分裂缝，并推动县域城乡关系的一体化进程（例如白美妃, 2021）。

然而，与上述研究关注的具有内生产业基础、劳动力大多无需外出务工的县域相比，广大中西部县域普遍缺乏坚实的产业基础，青壮年劳动力仍需外出打工。即便如此，近年来在相关激励结构的刺激下，内地县域也普遍经历了大规模的“土地城镇化”过程。对此类农民工输出县域而言，土地城镇化对农民工家庭及城乡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成为亟需探讨的重要问题。

本期推送的论文（Liu，2023）所关注的安徽北部“阳光县”（化名）即属于产业基础薄弱却大规模推进土地城镇化的内地县域。事实上，2019年以前“阳光县”仍是国家级贫困县，2020年人均GDP仅为1.7万元（远低于全国平均7万元），却在2011-2020年间经历了“房地产热”，期间住房总售面积从10万㎡激增至115万㎡，住房总售套数相应的从1173套增加到11598套。该文基于“阳光县”实例，揭示了农民工家庭“进城购房”的根源，探讨了缺乏产业基础的县域土地城镇化对农民工家庭再生产体制的深刻影响，考察了家庭再生产体制被重塑之后带来的愈加扭曲的城乡关系结构。

二、土地县域城镇化下的农民工家庭再生产体制：住房、教育与婚姻的商品化

该文通过对上述“阳光县”为期12个月的民族志调查，发现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少子化、县域教育资源向城区集聚以及地方政府将教育与住房捆绑，共同推动了农民工家庭进城购房，以此来满足以“城区住房”为门槛的教育和婚姻需求，造成了住房、教育和婚姻等家庭基本再生产制度的商品化。

首先，农民工家庭再生产体制的转变来自于地方政府将教育与房地产业高度捆绑，由此导致教育的商品化。该文发现，过去15年内，打工城市仍然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进行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却将乡村教育资源逐渐向县城集中，乡村地区的教育机构数量锐减、师资下降、生源外流，导致农民工家庭的教育选择范围大幅缩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县域房地产业发展，不仅严厉限制私立学校规模，还将县城入学资格与学区房挂钩，并鼓励开发商打造学区房、利用家长的教育焦虑抬高房价。其结果是，农民工家庭一方面缺乏乡村教育机会，另一方面又难以获得私立学校名额，因而只能通过进城购房将子女送入与之捆绑的公立学校。多数农民工家庭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出于教育帮助子女实现阶层跃升的期望，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城购房以获得教育机会，住房商品化进而造成教育的商品化。

其次，由于教育与住房的上述捆绑及其商品化，进城购房因而也成为农村地区缔结婚姻的一项基本条件，并对农民工家庭再生产体制中的“婚姻”制度产生严重影响。一方面，进城购房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缔结的基本门槛，推高了县城房价，加重了男方家庭负担；另一方面，在进城购房要求、独生子女政策、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共同影响下，当地的彩礼也节节攀升，近年来已从10万上涨到20余万。由此，进入婚姻的经济门槛不断提高，农民工家庭再生产体制中“婚姻”制度也趋于商品化。

三、农民工家庭再生产体制商品化的影响：家庭再生产危机与城乡关系失衡

该文进一步提出，土地城镇化导致的农民工家庭基本再生产制度的上述商品化，造成了农民工家庭的再生产危机，并扭曲了原本已失衡的城乡关系。

该文发现，家庭再生产体制的商品化促使女性再生产劳动重心转移，直接冲击了农民工家庭的老人照护再生产功能。在传统父权家庭的性别分工和拆分型家庭再生产体制的影响下，女性之前通常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和照料老人孩子。然而，由于家庭再生产体制的商品化，即便是在孩子就读乡村幼儿园的时期，许多女性为积累教育资金主动进城务工，剩下老人接送和照料孩子。随着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农民工家庭女性也前往县城陪读，虽然家庭再生产劳动的性别分工没变，但空间重心已转移到县城。陪读完成之后，农民工家庭随即要为子女的结婚成家做好经济准备。该文发现，40-60岁的农民工家庭多因子代结婚的彩礼和购房而陷入负债之中，家庭成员（尤其是中年女性）难以在村照顾老人。因此，对于70-80岁及以上的老人，不仅常年需空巢生活，一旦出现健康或就医问题，就在经济、照护等方面陷入绝境。

住房、教育和婚姻等家庭再生产制度的商品化极大地推高了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成本，加大了农民工家庭内部的代际和夫妻张力，进一步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夫妻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该文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夫妻多已放弃了男孩偏好，转而倾向于生育女孩；不再相信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而是选择尽少生育。显然，这并非是一种性别和生育观念的进步，而是出于家庭再生产体制商品化下的实际经济考量，他们并非不想生，而是不敢生。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该县新生人口从2015年的峰值35197人，大幅下降到2021年的16880人，短短几年时间下降了2.1倍。

家庭再生产危机进而导致城乡关系的进一步失衡。该文提出，在缺少产业基础的背景下推动县域城镇化，家庭再生产体制的商品化与县域房地产经济盛行、教育资源不断向县城集中、婚姻缔结成本日益攀升并行，农村与县城之间的分化日益扩大。县城成为房地产资本积累的中心，也成为农民工家庭再生产活动的中心，乡村地区作为家庭再生产的空间则被严重挤压。然而，不仅打工城市未向农民工家庭开放家庭再生产的通道，缺乏产业基础的县城也无法为农民工提供完整的家庭再生产空间，农民工家庭不得已仍要依赖老家完成诸如养老等再生产任务，他们被困在打工城市和老家乡村之间的县域之内。因此，缺乏产业基础的县域城镇化带来的农民工家庭再生产体制的商品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家庭再生产张力和危机，进一步扭曲了原本就已失衡的城乡关系。

四、重新思考县域城镇化发展下的农民工家庭：出路还是困境？

该文的田野地点位于安徽北部一个缺乏产业基础的前国家级贫困县，县域城镇化主要由房地产业及其配套措施推动，地方政府将教育与住房捆绑，导致农民工家庭再生产体制的商品化，造成家庭内部张力和养老、生育等再生产危机，进一步扭曲了城乡关系。

显然，本次推文（Liu，2023）所揭示的县域城镇化逻辑及其对农民工家庭和城乡关系的影响，与上一次推文（白美妃，2021）对县域城镇化“缝合”农民工家庭和推进县域内城乡一体化的观察，两者之间显示出很大差异。差异的背后，是不同县域城镇化逻辑对农民工家庭和城乡关系的不同影响。对于本次推文中缺乏产业基础的内地县域而言，土地城镇化和房地产经济是县域城镇化的主要推力，附加对公共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的操纵，造成了农民工家庭再生产体制的商品化、家庭再生产充满张力和危机，以及城乡关系进一步失衡的严重后果。这种推动县域城镇化的模式与上次推文（白美妃，2021）中呈现的县域城镇化逻辑具有很大差异，后者通过县域内基础设施的完善实现城乡间的时空压缩、两代人的“城乡兼业”和家庭生活的“共同在场”，达到了拆分型家庭的“缝合”和县域内城乡关系一体化的良性影响。

长期以来“郡县治，天下安”，“县”是我国最基本、最稳定的地方治理单位（王春光，2020）。县与县之间不仅存在着产业基础的差别，在新世纪以来汹涌的城镇化进程中，更出现了推进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以及模式的差别。由于县域城镇化对农民工家庭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在上次和本次推送的研究分别显示出来的农民工家庭的“缝合”出路和“商品化”困境之外，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深入到县域城乡空间内部，探讨县域城镇化对农民工家庭的多元影响，考察由此塑造的变动的城乡关系形式。我们需要一个“复数”的县域城镇化视角，亟需一系列关于县域城镇化发展下的农民工家庭变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