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 | 女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夫妻关系是否总是不稳定？ 来自法国行政数据的证据

随着双职工家庭的增多以及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女性收入超过其伴侣的家庭结构正在逐渐变得普遍化。鉴于女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挑战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学者们推论，与其它收入分配模式的夫妻相比，女性作为经济支柱的夫妻可能面临更高的婚姻解体风险。但近年来，一些新的研究发现，这种风险正在减少。此外，在一些同居伴侣中，并没有发现女性作为经济支柱的不利影响。研究发现，女性作为经济支柱在婚姻解体风险上的不利影响是受特定社会环境影响的，在性别平等缺乏制度性支持以及男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传统规范得到强烈支持的国家或地区风险更高（Cooke, 2006）。本研究探讨了在女性就业率高且得到性别平等和家庭政策支持的法国，女性作为经济支柱的夫妻是否更有可能解散他们的伴侣关系。

女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与婚姻解体的关系

在历史上，性别规范曾深刻影响社会结构，倡导男女各自承担特定的角色以维护社会稳定。然而，随着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开始发生转变。一些学者曾将这种转变视为离婚率上升的一个可能因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点逐渐失去了市场，因为女性在职场的地位日益巩固，她们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也变得日益重要。此外，随着教育领域性别差异的缩小，男性在选择伴侣时越来越重视经济成功。

研究还表明，在性别平等意识较强、非传统夫妻关系普遍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经济地位对婚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有限。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强调了在探讨这一关系时必须考虑文化、社会结构和政策环境的多样性。

不同类型的伴侣关系下，女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与婚姻解体的关系

在发达国家，尽管同居伴侣关系日益增多，但关于伴侣相对收入与婚姻解体风险之间的关系主要在已婚夫妇中进行了研究。在法国，研究未婚伴侣关系解体的相关性尤为重要，因为婚姻、非婚同居以及注册伴侣（PACS）这三种形式在法国并存。从制度化视角分析，婚姻、注册伴侣关系以及非婚同居关系构成了伴侣关系结构的三种主要形态。它们在规范性强度和性别平等理念的体现上，呈现出由高至低的梯度排列。  

经济因素在维系伴侣关系的稳定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同居关系和注册伴侣关系中，伴侣间收入的平等分配可能对关系的稳定性产生积极效应，而任何偏离这一平等状态的情况都可能增加关系解体的风险，表明经济依赖的单向性可能是关系不稳定的关键因素。在婚姻关系中，收入不平等可能对稳定性构成潜在的不利影响，特别地，当女性成为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时，无论是在婚姻关系还是同居关系中，伴侣关系的解体风险都相对较高。伴侣关系的稳定性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与社会对不同伴侣关系形式的规范性认知和性别平等观念的接受度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伴侣关系的维持与解体，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多维的互动体系。

不同年龄阶段下，女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与婚姻解体的关系

伴侣间的相对收入水平是动态变化的，受重大生活事件如教育完成、生育、失业、退休或健康问题等影响。在不同生命阶段，女性作为经济支柱的角色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和持续性。相关研究指出，女性在收入上超过伴侣的情况通常只能维持数年。

此外，伴侣间的相对收入水平与特定的生活阶段紧密相关。在职业生涯早期，性别薪酬差距较小，女性更可能在收入上超过伴侣。但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女性可能面临职业发展优先级问题或性别歧视，导致她们在收入上超过伴侣的可能性降低。晚年时，女性可能因较晚退休和较长寿命而在收入上超过伴侣。在美国和欧洲近期观察到的“银发离婚”现象表明退休可能影响伴侣双方的相对资源和家庭经济支柱状态。本研究通过多维度的动态分析，为理解伴侣间的相对经济地位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为丰富和立体的视角。

女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不同类型与婚姻解体的关系

女性在家庭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来源，也可以是主要收入者，这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传统上，我们用“女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来描述女性收入超过男性伴侣的情况，但这一定义实际上涵盖了两种不同的夫妻类型：一种是女性作为家庭唯一的工资收入者，另一种是女性在双收入家庭中收入高于男性。我们发现两种夫妻类型在经济特征和形成原因上存在显著差异。“唯一”经济支柱的家庭往往收入较低，教育水平也较低，而作为主要收入者的女性通常拥有较高的家庭收入和教育水平。经验研究表明，女性成为“唯一”经济支柱往往是由于男性失业等经济压力导致的非自愿选择，这可能对伴侣关系和双方福祉造成负面影响，增加婚姻解体的风险。相比之下，受过较高教育的伴侣更可能接受女性作为主要收入者的家庭结构，这部分人群通常持有更进步的性别平等观念，享有较高的收入水平。

本研究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基于法国行政机构提供的纵向数据，深入探讨了在法国，伴侣之间的相对收入水平与婚姻关系解体之间的联系，并预期这一关系可能因关键变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此外，研究者还考察了收入分配与其他关键变量（如男性就业状况、夫妻总收入、婚姻状况和年龄组别）的交互作用。

夫妻的相对就业状态和收入水平的动态变化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年龄增长对夫妻相对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所有年龄段中，男性作为家庭主要收入者的情况最为普遍，但女性作为经济支柱的现象在男性职业生涯的早期和晚期尤为显著。特别是，当男性接近60岁时，有工作的女性的和无工作的男性的夫妻比例显著增加，部分原因是男性通常比女性更早退休，且退休金低于工作期间的收入。

研究进一步强调了收入结构的动态性，通过观察男性年龄对夫妻成为或退出女性作为经济支柱状态的年度变化。在男性职业生涯的初期和末期，这种变化尤为显著，如男性达到60岁时，许多男性退休，导致夫妻关系进入女性作为经济支柱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退休，夫妻关系再次发生变化，女性作为经济支柱的比例下降。这些分析揭示了夫妻的相对就业状态和收入水平在生命周期中是动态变化的。

伴侣相对收入与婚姻解体风险的关系

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女性在夫妻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对婚姻解体风险的影响， 结果表明女性收入占比越高，婚姻解体概率也越高，这种关系近乎线性。然而，极端情况下，婚姻解体概率最低的是女性收入占比在5%至15%的夫妻。“唯一”女性经济支柱的夫妻与女性收入占比85%至95%的夫妻在解体概率上无显著差异。

控制变量的引入，尤其是伴侣关系类型，强化了收入份额与婚姻解体的关联。结果显示，“唯一”男性经济支柱的夫妻解体概率最低，解体概率随着女性收入占比增加而增加。然而，考虑绝对资源和其他控制变量后，“唯一”女性经济支柱的夫妻解体概率显著低于女性收入占比85%至95%的夫妻。

将女性收入份额与男性就业状况进行了交互作用分析，研究发现，无论男性的就业状况如何，作为主要或唯一收入来源的女性的夫妻比其他类型的夫妻更有可能解体。这表明男性的就业状况并不是导致女性作为经济支柱所受惩罚效应的驱动因素，而男性的失业/非活跃状态或退休状态对于女性作为经济支柱的惩罚效应有更大的影响。

最后，我们检验了女性作为经济支柱的惩罚效应在整个家庭总收入分布中的存在性。结果显示这种惩罚效应与收入五分位数中最大，在最高的收入五分位数中最小，但确实存在于整个收入分布中。在较低收入五分位数中，女性收入占比越高，婚姻解体风险越大。而在较高收入五分位数中，这种梯度不再明显，关系转变为U形，平等收入的夫妻解体风险较低。而“唯一”男性经济支柱的夫妻的解体风险在所有夫妻类型中最低。

不同类型的伴侣关系下的女性养家者惩罚

通过预测的关系解体概率，揭示了婚姻状况与女性在夫妻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发现，非婚姻同居伴侣面临最高的解体风险，而注册伴侣关系在稳定性上更接近于已婚夫妇，尽管其解体风险仍显著高于后者。在已婚夫妇中，女性收入份额与解体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女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越大，离婚风险越高。注册伴侣关系中也显示出“女性养家者惩罚”现象。而在同居伴侣中，收入相似性是稳定因素，任何偏离收入平等都与解体风险的增加有关。特别的，“独一”的男性养家者在所有伴侣关系类型中面临最低的解体风险。

夫妻相对收入与解体风险之间的关联在不同类型的伴侣关系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发现为理解伴侣关系稳定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揭示了婚姻状况、性别角色与经济贡献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不同年龄阶段下的女性养家者惩罚

总体来看，解体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特别是在50岁之后。在所有年龄阶段，女性养家者夫妇的解体风险均较高，包括70岁以上的夫妇。这表明，尽管年轻夫妇可能在更平等的性别规范中成长，但女性养家者惩罚效应并未在年轻夫妇中减弱。相反，平等收入夫妇的稳定性溢价在较年轻的年龄阶段更为显著。特别地，收入低于其伴侣的就业女性夫妇比平等收入夫妇面临更高的解体风险。在最年轻的年龄组中，我们没有发现“独一”男性养家者夫妇的稳定性溢价，这与其他年龄组显著不同，后者中男性养家者似乎是一个稳定因素。

结果表明，相对收入与年龄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是复杂且多维的，揭示了不同年龄和收入结构下伴侣关系的动态变化。这些结果为理解伴侣关系稳定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强调了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考虑性别角色和经济贡献的重要性。

本研究基于行政数据中的大规模代表性样本，探讨了在法国这样的高女性劳动力参与度和家庭政策支持的国家背景下，女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所面临的婚姻解体风险。即使在考虑了关系持续时间、教育水平等其他因素后，女性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角色仍然对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这些发现对于深入探讨家庭结构、性别角色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女性在夫妻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超过55%的夫妇，即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也表现出比其他夫妇更高的解体风险，且随着女性收入份额的增加而上升。即使在性别平等的社会政策环境中，私人生活领域的性别规范可能仍较为根深蒂固。此外，女性养家者解体惩罚现象在不同类型的伴侣关系中普遍存在，包括已婚夫妇、非婚姻同居和注册伴侣关系。不同类型的夫妇在哪种收入安排对夫妇稳定有利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同居夫妇中，伴侣收入大致相似时明显出现了关系稳定性溢价；男性养家在已婚夫妇中似乎具有稳定作用，而注册伴侣关系中夫妻相对收入与关系解体之间的关联则较弱。尽管年轻夫妇可能在性别平等的价值观下成长，但女性养家者惩罚效应并未在年轻年龄组中减弱。在法国等国家，即使女性就业率高且得到家庭政策的支持，偏离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的伴侣关系仍然面临较高的解体风险。这强调了在私人生活领域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研究还指出，男性养家者和平等收入夫妇可能代表了解体风险演变的异质群体。随着女性在夫妻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增加，解体风险上升，但在双收入夫妇中，当女性收入大致等于男性时，出现了稳定性溢价。此外，平等收入的稳定效应在受过高等教育和高收入的夫妇中更为显著，尤其是在年轻和未婚夫妇中，这可能反映了家庭中平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新“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