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 | 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生育转变：来自欧洲与北美历史人口的发现

引言

数据与方法

2、变量

本文主要关注的自变量之一为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作者使用其丈夫的职业来衡量。为了能让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的职业具有可比性，所有职业使用HISCO（Van Leeuwen et al. 2002）进行编码。虽然不同职业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差异，但HISCO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对不同国家历史人口职业进行比较的编码系统。接着，作者使用HISCLASS（Van Leeuwen and Maas 2011）将这些职业分为12类，在最终的分析中进一步划分为5大类：（1）高职业地位；（2）技术工人；（3）农民；（4）低技术工人；（5）非技术工人。

本文关注的另一自变量为生育转变的阶段，主要分为四个阶段：P1-前转变时期，这一阶段尚未出现生育转变的迹象，多数国家这一阶段持续到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P2-转变初期，这一阶段生育转变已经开始，但未扩散到全人群，时间范围主要是20世纪初期前后开始，延续到20世纪初期；P3-转变后期，生育率在不同人群中普遍下降，时间范围大约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P4-后转变时期，此时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左右，多数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处于这一阶段。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研究结果

1、不同国家生育转变的过程

下图呈现不同国家已婚女性在生育转型不同阶段的分年龄生育率。Scania在第一阶段总和生育率达到8.2，年龄别生育率呈现出明显的前转变阶段特征：不同年龄的生育率大致呈线性下降趋势，20-24岁组有较高的生育率（接近千分之五百）。这一阶段的生育率模式的特点通常是由婚姻与初育的紧密联系所致，许多研究也发现女性在这一阶段通常有着较高的婚前怀孕率。在生育转变的后期，Scania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3.1，各个年龄组的生育率都有所下降。从绝对幅度看，年轻的年龄组下降最多；而从相对幅度看，较老的年龄组下降更明显。Utah的生育模式呈现出一定的差异。20-24岁组的生育率相比Scania略低。随着生育转型的推进，生育率的水平虽然同样下降明显，但是年龄别生育率曲线在不同阶段呈现大致相似的形状。

Alghero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生育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Saguenay第一阶段年轻人群的生育水平与Scania相似，但其年龄别生育率曲线并非呈现线性下降趋势。在第三阶段，其总和生育率下降至不足4，接近Scania第四阶段的水平。Stockholm的年龄别生育率模式也呈现出一定的不同，其生育率曲线呈现向下凹的形状。说明从生育转变的早期到后期，30-44岁组生育率有着非常明显的下降。

2、事件史模型结果

本文利用事件史模型（Event-History Models）分析了生育转变不同阶段中，初育与高孩次生育的风险比变化，结果如下表所示。以第二阶段（生育转变早期）作为参照，不同历史人口生育转变的共同点是，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生育率都经历了显著的大幅下降（风险比显著小于1），在高孩次生育中这一现象表现更为明显。

在事件史模型中，作者进一步纳入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转变阶段的交互项，同样以第二阶段作为参照，可以进一步比较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在不同阶段生育率下降的差异。下图呈现了生育转变不同阶段，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初育间隔影响的净效应(net effect)。在第一阶段，Utah的非技术工人有着更长的生育间隔（风险比小于1），但Scania和Alghero，非技术工人实际上生育间隔更短，因此在这一阶段我们难以发现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化模式。

在第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国家中，高职业地位群体都有着更长的生育间隔（风险比显著小于1）。农民群体则在大多数国家中有着更短的生育间隔。在第三阶段，在所分析的三个国家中，高地位阶层都有着更长的生育间隔。在第四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社会经济地位区分，不同地位的人群生育间隔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总体来看，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高地位群体的生育风险比下降得更快，如Scania高阶层的生育风险比从1.08下降到0.68。而多数国家的农民群体在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程中相对来说生育率变化并不明显。此外，在高孩次的生育中，作者也发现了同初育相似的模式（详情可参考原文）。

总结与讨论

本文使用欧洲与北美多个历史人口数据，发现在生育转变的过程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呈现出差异化的生育模式。在生育转变过程中，高地位人群成为了先行者，这一群体最先降低生育率尤其是高孩次生育率，同时延长了结婚与初育之间的时间间隔。其他人群的生育率随后下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农民和非技术工人群体在初期的生育水平显著更高，所以即使经历了生育率下降，在转变后期这些群体仍然有着较高的生育率。此外，本文发现，并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以往研究所提出的高地位人群在生育转变前期有更高生育率这一假说。这可能是由于以往的研究关注的是高地位人群的净生育率（只考虑存活的子女）。

本文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所使用的历史数据并非有着完全一致的数据结构，一些国家的数据并不能覆盖整个生育转变的全过程。其次，本文发现的结果并不能与之前的理论讨论完全衔接，比如从经济因素出发，并不能解释一些群体为什么在转型后期为什么仍然有着很高的生育率。此外，本文使用的创新-扩散理论仅能解释生育转变前期高地位人群的生育行为。在生育率转变后期，不同地位的人群同时经历了生育率下降，而并非如这一理论所预测的一样不同群体的行为有着先后之分，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生育率下降这一行为是如何在社会中进行的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