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期轮值主编和推文介绍
轮值主编介绍
杨婷，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2018年6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西安交通大学与新南威尔士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领域为人口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等。2018年入职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历任讲师、副研究员。主讲“性别社会学”、“女性人口学”等课程。关注女性福利、婚育行为、婚姻家庭政策的研究进展，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1项（项目名称：农村流动人口的双重婚姻风险及化解研究），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委托项目3项，出版专著1部（书名《农民工婚姻冲突：现状与影响因素》），相关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BMC Public Health》、《人口学刊》、《妇女研究论丛》等国内外核心期刊。担任湖北人口学会副秘书长等。
推文介绍
本期推文主题：消失的婚育“红利”
近日，“30 至 44 岁未婚女性比例大幅提高”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从 2000 年到 2020 年，30-44 岁未婚女性的比例从 0.8%上升到 5.6%，增加了 7 倍。“女大当婚”似乎在发生转变。随着高等教育程度提升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更加充分，女性的结婚率和生育率趋于下降。经济参与和女性婚育似乎“格格不入”。婚育“红利”是否左右了女性的婚育抉择？是我们本期想要探讨的核心话题。
基于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主要从家庭地位、社会地位和身心健康三个维度来探讨婚育行为对女性的正向价值（一般意义上的婚育红利）。基于婚姻红利来看，首先在社会地位上，普婚制是我国的文化传统。相比于已婚女性，大龄未婚女性要招致更多的社会压力和“污名化”风险。从家庭地位来说，未婚女性因未能成为新的家庭的“节点”，所维系的社会资本和家庭资源十分有限，在原生家庭中的地位和话语权随之降低，并且，对于文化传统保守的家庭来说，女儿作为“剩女”可能给家庭招致压力。从个体发展来看，独居生活可能带来不安全因素和更多的社会压力，这导致长期未婚女性的主观福利和身心健康受损。基于生育红利来看，在社会地位上，生育能够给社会带来“人口红利”，体现了女性的社会价值和生育主体地位。从家庭地位来看，女性作为生育和子女照料的主要参与者，生育行为能够提高在家庭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子女是婚姻稳定的重要保障，发挥着家庭纽带的重要作用。从个体发展来看，生育行为会降低女性“未育不育”带来的家庭和社会压力，养育过程能够充分体现母职价值，从而提高女性的主观幸福感。
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提升，“左手”家庭、“右手”工作的两难境地使得女性的婚育收益不断降低。伴随着女性经济独立和两性平等的推进，出现了离婚率上升、结婚年龄推迟、同居替代婚姻等现象，婚恋形式变得多元而开放。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衡为社会留下养老负担加重、劳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隐忧。性别、生育、婚姻在当今社会能够触动所有人的神经。受到毕业难度增加、就业市场竞争、住房成本上升以及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传统的“先成家后立业”观念逐渐转变为“先立业后成家”。社会经济压力、职场晋升压力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婚育时间，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现象日益凸显。劳动经济学考察了“女主内”（女性的家庭照料职责）与“女主外”（劳动力市场表现）之间的联系，发现照料子女会延迟女性的劳动参与，降低女性的工作期待和收入水平。照料子女活动影响女性就业的连续性、时间的可用性、劳动力市场的资历积累以及职业选择等方面，进而影响其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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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推文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费梦园推介—“经济地位上行，女性婚姻下行”。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初婚年龄的上升趋势和未婚人口比例的显著增加相伴而生，目前解释婚姻与家庭趋势的理论多源于西方社会，其在东亚社会的普适性尚待验证。特别是近年来，东亚地区家庭结构的快速变迁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深切忧虑。以韩国为例，本文探讨了结婚可能性的多重因素。从男性来看，社会经济地位（个人和父母）是结婚的重要基础。从女性来看，韩国社会中普遍存在“M形年龄曲线”现象，即女性在三十多岁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在四十多岁又重新回归。这一现象深刻地影响了韩国的婚姻模式，也反映了经济转型如何深刻地重塑了个人的生活决策和家庭价值观。亚洲社会，尤其是韩国，强烈的家庭主义文化与总体生育模式紧密相连。这种文化背景下，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斗争变得尤为突出，这些个人挑战不仅塑造了她们的婚姻行为，也影响了她们的生育选择。
文献来源：《选择退出还是被排除？韩国婚姻的性别决定因素》（英文）
第二篇推文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杨婧推介—“女性成为家庭经济支柱，婚姻走向末路”。法国的收入结构和婚育趋势发生了深刻变迁，女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同时，法国的非婚同居现象也在增加，这种伴侣关系往往更长期稳定；对比发现，处于同居关系的伴侣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并且在家务分配上比已婚夫妇更平等。法国的政策体系支持性别平等和母亲就业，并提供了较高补贴的托儿服务，这使得女性有更多机会参与劳动力市场并更可能成为家庭经济支柱。研究发现，女性在夫妻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超过55%的夫妇，表现出比其他类型的夫妇更高的解体风险；且随着女性收入份额的增加，解体风险随之上升。Jalovaara（2013）早前对芬兰的研究呈现相似的结果。以上结果证实了即使在性别平等的社会政策环境中，私人生活领域的性别规范依然传统且根深蒂固。
文献来源：《女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夫妻关系是否总是不稳定？来自法国行政数据的证据》（英文）
第三篇推文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李恬推介—“生育约等于降职减薪”。本研究聚焦于中国流动人口所经历的母职收入惩罚。当前关于母职惩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女性，她们大多数与子女同住。本文聚焦于流动女性的母职惩罚，在流动女性的类型划分上，区别于以往流动母亲的二元划分，聚焦于没有孩子的流动女性，子女留守家乡的流动女性和子女随迁的流动女性三种类型。许多流动母亲由于母职身份和育儿负担处于不利的就业地位。与已婚但无子女的流动女性相比，子女随迁的流动母亲的收入劣势最大，其次是子女留守的流动母亲的收入劣势。提高兼职工作机会、中小企业工作机会和工作时间灵活性有助于降低流动母亲的就业劣势。
文献来源：《双重弱势群体：中国国内流动人口的母职惩罚》（英文）
第四篇推文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王子函推介—“意料之中的人力贬值与情理之中的晚生不生”。基于人口负增长形势下，提振女性生育水平和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对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职业生命周期视角考察了人力资本预期贬值情况对职业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并发现职业生涯中预期人力资本较早贬值将促使女性推迟生育，并降低生育二孩的概率。这为我们理解职业女性的生育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合理开发利用人力资本、促进女性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提供了经验参考。
文献来源：《人力资本贬值预期对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基于职业生涯动态视角的分析》（中文）
轮值主编：杨婷（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审核：罗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编辑：廖怡芸（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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