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母女职业代际传递的解释机制与阶层差异

当工作母亲已经是全球不同社会中都普遍可见的现象，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母亲就业会如何影响孩子的职业获得？尤其是，在共同的性别处境下，母亲会如何影响女儿的职业选择？有研究发现，母亲的职业对女儿职业的预测能力比母亲或父亲的教育程度更强 (Stevens&Boyd, 1980)，研究母女的职业代际传递对于探讨女性职业获得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西方社会围绕这一问题已有一系列有意义的讨论，但中文学界的相关探讨仍有限。本文梳理了一组考察母女职业代际传递的研究，旨在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参考。文中推介的研究从性别观念和社会学习两个视角考察了自身或伴侣由工作母亲抚育成长如何影响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McGinn et al., 2019; Schmitz&Spiess, 2022)。与此同时，也有研究关注到母女职业代际传递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间的差异，指出结构性力量和母女代际传递的相互作用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 (Binder, 2021; Schmitz&Spiess, 2022)。

关于母女之间的职业代际传递，首当其冲的解释视角是女性自身性别观念对参与有偿工作(Johnston et al., 2014; Moen et al., 1997) 和家庭生活中劳动性别分工 (Gupta,2006; Kan, 2008; Schober and Scott, 2012)的影响。家庭环境在儿童性别观念的形成与细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正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个体逐渐形成了关于男性和女性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理想角色的信念 (Cunningham, 2001)。以往的研究发现，由工作母亲抚养长大的成年人往往持有更平等的性别态度，倾向于支持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也更可能倡导男女平等分担家务劳动(Davis and Greenstein, 2009; Fernández et al., 2004)。换言之，女儿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和关于家庭角色的态度与母亲的就业状况有关，而这些态度反过来又部分解释了母亲就业与女儿的就业和家庭结果之间的关系 (McGinn et al., 2019) 。

除了塑造女儿的性别态度，社会学习是母女代际传递的另一种重要机制。母亲还为孩子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技能行为模式(Beller, 2009)。打破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父母，如职业母亲或全职父亲，都向孩子展示了提供了塑造非传统角色的范例(Gupta, 2006)。工作母亲受母亲的影响往往大于无子女的职业女性，因为她们在成长过程中观察母亲的经历，而这些童年经验可能有助于她们在成为母亲后缓解养育和工作的冲突(McGinn, 2019)。McGinn等学者的研究分析了2002年至2013年间在29个国家通过两次调查所收集的数据，揭示了母亲就业状况与成年子女的就业和家庭生活之间的性别化关联模式。就母亲对女儿的影响而言，研究发现，由工作母亲抚养成人的女儿更有可能参与就业，且在职位阶层、工作时长和收入等方面均更有可能获得优势。这一积极关联部分源于平等性别观念和“工作-家庭”平衡技能的代际传递。相反，在家庭生活中，童年时期母亲就业的女性在家务劳动上花费的时间较少。具体来说，McGinn等人发现，与童年时母亲未就业的女性相比，由工作母亲抚养的女性就业的可能性高出1.21倍，在工作中监督他人的可能性是1.29倍，并且每周的工作时长多约44分钟。此外，她们的年收入也显著更高，部分原因是她们在有偿工作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无独有偶，Galassi等人（2021）的研究也发现，母亲的就业每增加一年，其子女的平均就业时间就会增加六周。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原生家庭中的母亲，伴侣母亲的劳动力市场参与与下一代女性之间同样具有代际相关性。伴侣成长于有工作母亲家庭中的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劳动力市场，工作时间更长，因而劳动收入也更高(Schmitz&Spiess, 2022)。然而，关于这些男性是否因此而更多地参与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Schmitz&Spiess, 2022; McGinn, 2019; Gupta, 2006)。有趣的是，该研究发现，女性的劳动力供给决策与是否拥有一个有工作的婆婆有关，与未来伴侣的性别规范无关，且这一发现在女性议价能力较弱的婚姻中，以及在农村地区等性别规范可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夫妻关系中，最为牢固。换言之，女性劳动力供给与其伴侣母亲之间的强烈代际联系并非婚姻匹配的结果，而是受到男性在青春期所形成的偏好影响(Schmitz&Spiess, 2022)。

已有研究反映出，母亲就业对孩子的影响程度因其收入水平(Lombardi&Coley, 2017)和教育程度(Hsin and Felfe, 2014)而异。母女之间的职业代际传递可能放大母亲就业不平等的影响，通过代际渠道加剧性别不平等。Schmitz 和Spiess（2022）基于德国外祖母、母亲和0-10岁女儿三代人的研究发现，家庭层面的传播过程放大了结构性力量对母亲就业不平等的影响。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中，母女的代际传递更为显著，且女儿的年龄越小，这种关联更为突出。

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经历了强劲的代际就业增长，她们有效地将(有工作的)母亲赋予的技能和信念转化为自己的就业成就。此类家庭的母女之间传递的往往还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关于地位权利的态度。与之相反的是，失业风险、工作时间不规律、不可预测的轮班安排，以及有限的工作-家庭支持等就业不稳定因素都可能会阻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享受由工作母亲抚养的优势。此外，就业和家庭不稳定都可能破坏工作母亲对女儿社会定位的影响。一方面，低社会经济地位母亲往往结婚率较低，离婚率较高(Lundberg et al. 2016;Smock&Schwartz 2020)；另一方面，她们普遍面临的非标准工作时间可能影响孩子的行为发展(Dunifon et al.，2013年)，且这些母亲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质量也可能因自身幸福感较低而成为问题 (Kalil et al.，2014年)。McGinn等人(2019)的跨国分析同样显示出原生家庭的社会阶层对女儿的就业选择和成果具有深远影响：女儿的就业状况往往会复制母亲的社会阶层，而更高的收入和管理职位则会更多地流向那些受过更高教育、从事更高技能工作的母亲所抚养的女性。

与此同时，由全职母亲养大的女儿在成为母亲后遭遇的母职惩罚程度较轻，面对的收入下降也幅度较小。高社会经济地位女性在育儿期间坚持全职工作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己的母亲是否也采取了同样做法的影响。态度、技能和机会的有效传递能够帮助这些女性在工作和母亲角色之间寻找平衡。相反，低社会经济地位母亲的就业状况则可能受到就业和家庭不稳定的威胁，进而在养育方面面临更大的不稳定性。简言之，就母职惩罚而言，由工作母亲抚养长大对高社会经济地位女性的影响显著，但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妇女的影响不大。

通过上述两种路径，结构性力量在一代人中加剧了母亲群体的就业不平等，而代际渠道在下一代中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限制低社会经济地位母亲就业机会的结构性力量也可能限制低社会经济地位母亲增加下一代就业机会的速度。数据同时显示，代际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母亲就业状况中基于经济能力的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长过程中观察到较高的女性就业率可能削弱女儿对母亲就业状况的模仿(McGinn et al., 2019)，这可能成为一个突破口，有助于打破由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结构性因素所强化的就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中国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长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近30年来女性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对母女职业代际传递的讨论丰富了社会分层视角下的性别和家庭研究，为理解女性就业提供了新的视角。目前国内的家庭研究和社会分层研究较少关注母女之间的代际传递，未来有必要将这一议题纳入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研究中。

本文所译介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性别平等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一方面，我国需要进一步推动家庭政策的完善，在社会范围内广泛建立对母亲就业的积极态度，通过税收、育儿假等多方面的政策提高育儿妇女就业率。另一方面，女童在成长过程中观察到母亲以外的女性就业，对其成年后的劳动参与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McGinn et al., 2018; Olivetti et al., 2020)。社会应加强工作母亲的积极形象呈现，并在政策层面助力女性的劳动参与，从而营造一个女性就业友好的社会环境，防止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降低。此外，针对母女职业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异，应在社会保障层面持续推动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的建设，降低女性尤其是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在就业层面的阻力，并以行之有效的措施帮助来自社会经济弱势家庭的女童建立教育和职业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