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性别态度的代际传递：来自印度的实证研究

青少年的性别态度仍处于可塑性较强的阶段，并且已经具备思考复杂道德问题的能力，了解他们的性别态度形成过程及成因尤为重要。尤其是对于性别严重不平等的国家来说，研究性别态度的形成与传递也为解决性别不平等现象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启迪。

本文所译介的这项研究以印度为背景，基于来自314所学校、近5500名青少年及其父母的调查数据，分析性别态度在家庭内的代际传递，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性别态度是否会影响子女的（尤其是女孩的）性别态度，以及这种影响产生的具体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当父母持有更具歧视性的性别态度时，他或她的孩子持有这种观点的可能性会增加约11 %。同时，相比于父亲，母亲对孩子性别态度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显示，当父母持有更具歧视性的性别态度时，他或她的孩子持有这种观点的可能性会增加约11 %。同时，相比于父亲，母亲对孩子性别态度的影响更大。拥有全职工作的母亲对孩子的性别平等观念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榜样效应或直接的垂直社会化作用。而与没有工作的母亲相比，工作的母亲可能因为与孩子的互动时间较少，从而降低了性别态度传递的强度。此研究结果可以证明，父母与子女相处的时间是一个潜在的重要传播渠道。

基于美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背景进行的研究，已经关注到了一代人至另一代人的态度传递（Ex & Janssens, 1998; Fernandez, 2007; Glass, Bengtson, & Dunham, 1986; Grosjean & Khattar,2017; Kulik, 2002; Moen, Erikson, & Dempster-McClain, 1997; Thornton, Alwin, & Camburn, 1983）。研究发现，父母的性别态度和行为对孩子的生育选择（Fernandez & Fogli，2006，2009）、教育（Patacchini & Zenou，2011）、男女家庭分工以及女性的劳动参与会产生重大影响(Blau, Kahn, & Papps, 2011; Cunningham, 2001; Farre & Vella, 2013; Fernandez, Fogli, &Olivetti, 2004; Johnston, Schurer, & Shields, 2014; Olivetti, Patacchini, & Zenou, 2013）。

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背景下，性别态度的亲子相关性可能有所不同。首先，在较贫穷的国家，人们更倾向于认可的一种观点是：女孩接受的教育应该少于男孩，并在某些情况下，暴力侵害妇女是合理的。其次，在南亚，因为家庭成员通常都居住在联合家庭中，因此代际影响可能特别强烈。印度教的同族种姓制度及其世袭分层、繁琐的规则和仪式也是印度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由于较低的社会流动性（Munshi & Rosenzweig，2009；Sankaran、Sekerdej 和 Von Hecker，2017）和婚姻流动性（Munshi & Myaux，2006），使得他们通常持有相对单一的态度。然而，父母受教育程度低于孩子的事实可能意味着他们对孩子阅读的书籍或杂志的控制较少，或者不太参与（抵消或强化）他们的孩子通过教科书和学校作业收集的信息。总之，社会结构的差异意味着南亚性别态度代际传递的强度和结果可能与西方文献中展示的有很大不同。

作为一个对女性和女孩都存在严重歧视的社会，印度在这一议题上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其深刻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宗教和文化信仰促使家庭减少生育女孩的意愿，并减少对女孩的投资（Deininger et al.，2013；Jain, 2014）。另一个原因与贝克尔提出的“歧视偏好”（taste for discrimination）理论相似。在嫁妆制度和对男性继承人的偏好下，即使女性的教育成就已有显著提升，“女性歧视”依然根深蒂固，支持女性、改变现状的政策难以颁布。

尽管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但对这些国家性别态度形成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文章通过研究代际传递如何在印度性别态度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来补充这一研究空白。

文章的数据来自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期间进行的一项调查，该调查涵盖哈里亚纳邦4个地区的314所公立中学。为了选取学生样本，研究者从家长同意其子女参与研究且本人同意参与的学生中随机选取，按性别和年级进行分层，比例为女六年级：男六年级：女七年级：男七年级，即 3:2:2:2。除此之外，研究者也随机抽选了40%的受访学生的一名家长参与调查。由于研究者在一个家庭中访问母亲还是父亲是随机的，因此跨家庭比较是确定母亲的态度与父亲的态度的影响有何不同的有效方法。最终的数据集包括 2439 名男孩和 3044 名女孩，以及 2379 名父亲和 3104 名母亲，一共5483对亲子关系。研究者对性别态度的调查涵盖了教育、劳动参与和对暴力的容忍度等多个方面，也包括了学校变量和可能与父母性别态度相关的诸多家庭特征变量。

（一）父母的“榜样效应”

OLS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孩子的性别态度与父母的性别态度存在正相关关系，证实了作者的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还发现，拥有全职工作的母亲对孩子的性别平等观念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榜样效应或直接的垂直社会化作用（Bisin & Verdier，2011；Fernandez et al.，2004）。相比之下，与没有工作的母亲相比，拥有兼职工作的母亲对孩子的性别态度会产生负面影响。母亲是否为文盲也与孩子的性别态度存在负相关。

（二）谁的影响更大：

父母对孩子性别态度影响的比较

就父母对孩子性别态度影响的异质性而言，数据表明，与父亲相比，母亲对女孩的影响更大。这个结果也与作者在15所学校与孩子们进行的焦点小组讨论的结果一致。小组讨论的结论显示，75%的女孩和54%的男孩认为自己的母亲是最大的影响力来源。相比之下，17%的女孩和32%的男孩表示，他们的父亲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此结论也与 Neisser 在1967年发表的论文结果一致。他发现，在美国，当女性被系统性地排斥在男性娱乐活动之外，并且当母女日常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在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而非社会这个广阔的公共空间时，母女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牢固。文章开展研究的印度哈里亚纳邦是一个妇女被排斥的地区（Chowdhry，1994），并且鉴于印度妇女的社会流动性较低，母亲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因此，女孩通常会认同她们的母亲，并模仿她们母亲的行为，母女之间的性别态度传递变得尤为强烈。

（三）传播的渠道：

基于就业状况的异质性分析

此外，作者还研究了基于父母就业状况的代际传递差异。以往的研究结果一方面认为工作的母亲可能与孩子的互动时间较少，从而降低了性别态度传递的强度，另一方面，职业妈妈可能会提高自己在家中的地位，从而获得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并提高在家庭中的影响力。表3的结果证实了第一种解释的合理性，即工作的母亲确实会减小对孩子性别态度的影响力。这一研究结果表明，父母与子女相处的时间是一个潜在的重要传播渠道。

除了以上罗列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对子女性别态度影响的分析结果。作者还发现，与同龄人（包括课堂环境）相比，父母的性别态度的影响力更为重要；将性别指数分解为与教育、就业和性别角色相关的态度后，作者发现，父母的态度对教育态度、就业态度和传统性别角色的态度都呈正相关且具有统计显著性。也就是说，当父母持有更公平的教育、就业和性别角色态度时，孩子也更有可能认同这些观点。除此之外，研究结果还显示在贱民种姓（Scheduled Caste）社区，父母对子女性别态度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面临更大的社会排斥，并且几乎在单一网络内交往和互动（Chowdhry，1994）。因此，父母可能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从而带来更大的代际影响力。孩子的性别态度也与和异性儿童交往的行为呈正相关，即持有更公平的性别态度的孩子与异性的相处会更加自在。

通过收集和分析印度农村地区儿童及其父母的性别态度的调查数据，文章发现孩子的态度受到父母，尤其是母亲态度的影响。研究结果也表明，父母与子女相处的时间是一个潜在的重要传播渠道。

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文章没有涉及入学选择的问题，在那些持有极端保守观点、不允许子女（尤其是女孩）读到六年级的家庭中（少数），性别歧视的程度及其代际传递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同样，性别态度的代际传递程度在其他地区也可能有所不同。哈里亚纳邦是印度儿童性别比率最差的国家之一，因此文章的研究对象可能本身就持有相对保守的性别观念。

其次，虽然文章研究了父母态度对正处于青春期孩子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比如，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会更多地接触家庭和学校之外的社会态度，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形成自己的观点，这会削弱代际相关性。另一种可能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与父母性别态度的相关性会不断加强，因为结束叛逆期后，青少年可能会选择回归传统的家庭信仰。

第三，文章的数据并不能估计父母态度对教育成就、职业选择、婚姻和生育等长期性儿童行为的影响。因为一旦孩子长大、经济独立并且与父母分家后，父母的作用可能会减弱。

尽管文章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是研究结果依旧可以表明，父母的性别态度对孩子性别态度形成的作用之大，其中母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原生家庭是孩童社会化的关键场所，对儿童定义家庭角色、形成性别态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养育仍然普遍存在鲜明性别分工的前提下，作为育儿实践的主体，母亲在扮演母亲角色的过程中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性别态度。这一基于印度的研究揭示了父母对子女性别态度的显著影响，尤其是母亲的影响更甚于父亲。这些研究发现对我国深有启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通过颁布倡导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措施以及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促进形成了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然而，近几十年来“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的性别观念有向传统回归的趋势，性别不平等观念的负面影响依旧存在。

从长远角度看，为了消除性别不平等现象，子代性别态度的形成至关重要。在家庭环境中，一方面，子代会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和实践，进而规范自身行为，对自身进行强化；另一方面，父母也会通过示范引导、沟通交流等方式影响子代的价值观和态度。在中国家庭中，母亲往往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并深度参与孩子的教育事务，因此在性别态度方面，母亲对子代的影响值得重视。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国内学者可以更多地去探究中国家庭的性别态度代际传递机制，探究母亲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推动父母对性别平等的认知，从而建立起正向的代际传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