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同住影响的长幼差异 ——基于东亚历史人口大数据的儿童存活状况比较研究
推介人：刘睿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Dong, H., Manfredini, M., Kurosu, S., Yang, W., & Lee, J. Z. (2017). Kin and birth order effects on male child mortality: Three East Asian populations, 1716–1945.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8(2), 208-216.
根据差异化父母投资、资源稀释以及家庭内部生态位差异等理论，儿童存活与发展高度依赖于家庭中成年人的投资和照料，并产生基于出生次序的长幼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关注在东亚“长幼有序”文化传统下，亲缘关系、亲属同住等代际关系与子女出生次序的交互效应，在探究父亲、母亲对不同次序子女存活影响的同时，考虑同住祖父母和其他亲属的作用。本文利用来自中国东北、日本东北和台湾北部的三个东亚历史人口的大规模个体层面的面板数据，对男孩死亡风险进行探究，发现在三个人口中，父母同住对子代存活具有平均意义上的显著促进作用，同时也存在出生次序中的存活差异：即父母对早期出生（次序较低）儿童的保护作用大于对后生（次序较高）孩子的作用。但是，其他亲属如祖父母、叔伯姑婶的存在对儿童死亡率的影响则不明显、或在不同人群中不一致。文章指出，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与影响并非均等，而是受到出生次序的影响，这种差异不仅和家庭内部互动相关，还可能涉及社会文化背景和继承制度的影响。本研究的结果不仅为理解历史背景下的东亚家庭特质与家庭内部亲缘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理解当代家庭规划和儿童保育政策与行为的差异提供了历史参照。
既往研究指出，儿童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家庭对其的照料与资源投入。然而，家庭内部存在差异化的父母投资，即父母对每一个子代的资源投入与养育方式是不同的。该差异可能体现在子代性别、年龄、健康状况与个人特质等诸多方面，其中年龄是父母差异化投资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从进化/生物的自然选择视角来看，子代的生殖价值（reproductive value）通常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父母对其的重视和投资会带来更多生育回报（reproductive return）；同时，文化/社会视角下，实行长子继承或部分继承制的社会中，父母对继承人的重视与投资有助于避免家庭内部社会关系紧张，并为孩子的成人角色做好准备。
父母投资的不平等可能引发子代之间的竞争行为，该现象受到子女规模（sibship size）与子女构成（offspring composition）的影响。基于资源稀释理论，子女规模越大，兄弟姐妹数量越多，每个子女分配到的资源就更少。较大的家庭常会存在兄弟姐妹间对有限家庭资源的竞争，次序较高的个体往往将得到更少的资源。因此在进化心理学领域提出了“家庭内部生态位差异”理论，用以阐述家庭内子代相互竞争家庭资源与父母关爱，占据家庭生态位，从而拉大个体间资源差异的现象。其中出生次序是导致生态位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基于出生次序的生物/进化学意义，对家庭养育行为、同代子女资源竞争以及家庭内互动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东亚传统社会中具有男孩偏好、长子继承以及亲缘关系紧密的特质，本文提出其研究问题：父母或其他同居亲属的存在对男孩生存的影响是否因出生次序而异。
1、数据
本文使用了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1749-1909（CMGPD-LN）、日本人別改帳人口登记数据库-下守屋及仁井田，1716-1870（NAC-SN）、殖民时期台湾户籍登记数据库，1906-1945（CTHRD-BCE）对研究问题进行探究。三个数据库均由人口户籍登记册转录而来，涵盖了约31万个体的210万个观测记录。具体而言，CMGPD-LN来源于清朝八旗户籍登记，每三年由清朝皇家户籍机构编制一次，记录了1749-1909年间居住在中国东北辽宁省的26万个体的人口特征及社会经济事件；NAC-SN来源于年度人口登记册，记录了日本福岛县的下守屋及仁井田村1716-1870年6000名村民的人口特征与社会事件信息；CTHRD-BCE则来自于台湾北部三个乡镇的家庭登记册，覆盖1906-1945年间的4万5千名个体，并根据个体人口事件发生情况随时更新。
三个数据库均为前瞻性的面板数据，能够跟踪个体随时间变化的生命历程与重要人口事件，如婚姻、生育、死亡等；数据可以通过状态变化识别发生在登记册间隔中的事件，这些间隔在CMGPD-LN中是三年，在NAC-SN和CTHRD-BCE中为一年，这也是本文利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方法的原因之一。三个数据库对研究亲属效应具有优势，因为他们不仅包括了关于亲缘关系的详细信息，还记录了家庭成员与户主的详细关系，使得作者得以重建家庭内部的关系网络，并识别祖父母、叔伯姑婶、兄弟姐妹，以及同住情况。
由于1岁以前婴儿死亡率以及低龄女孩记录缺失较多，本文将数据限制在1-9岁、并在下一次登记中也能观测到的存活男性儿童观测上，得到的研究样本包括69,125个男孩的172,038个面板观测记录，其中共有4758个在下一次观测中的死亡记录。
2、方法
基于数据库固定时间间隔记录、事件发生具体时间不可知的特征，本文应用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和逻辑斯蒂回归对研究问题进行探究。同时，由于同居儿童的死亡风险可能存在未知的相关性，作者采用了家庭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对模型进行调整。
研究的结果变量是一个虚拟变量，表明在NAC-SN和CTHRD-BCE数据中，个体在未来一年内死亡，或在CMGPD-LN中，个体在未来三年内死亡。自变量其一是表示父母健在与否的分类变量，区分不与父母同住、只有父亲或只有母亲的三种情况；其二是表示父系祖父和祖母是否健在且同住的虚拟变量；其三是表示同住的叔（伯）、姑、婶数量的三个计数变量。对于男性兄弟间的出生次序，本文使用了计数为6的连续变量。在控制变量中，本文纳入母亲生育年龄的两个虚拟变量（20岁以下年轻母亲/36岁以上年长母亲），出生间隔是否小于或等于两年，0-9岁同居兄弟数量、家庭规模、时间和区域的固定效应。
1、父母与亲属同住对儿童存活的效应
如表1所示，在三个东亚人群中，与父母同住都对儿童生存至关重要。与和父母同住的儿童相比，不与父母同住儿童的死亡风险显著增加：在CMGPD-LN中，不与父母同住的儿童死亡风险（odds）增加40.4%；NAC-SN中增加76.6%；台湾人口的证据虽无统计显著性，但效应方向与前两个人口相同，男童死亡风险可能提高31.3%。CMGPD-LN同时强调了和母亲同住对降低男孩死亡风险的重要性。
与父母的显著影响相比，家庭中其他亲属（如祖父母、叔伯姑婶）的存在对儿童死亡率的影响在人群中不一致。例如在CMGPD-LN中，与外祖父同住的儿童死亡风险实际上有所增加，而姑姑的存在会增加儿童死亡风险；在CTHRD-BCE中，婶（非血缘亲属）会降低儿童死亡风险；CTHRD-BCE和CMGPD-LN同时表明，和叔叔同住会对子女存活产生负面影响。本文认为，这些父母之外的同住亲属影响，可能反映了中国大家庭同住传统下内部的互动和资源竞争。在NAC-SN中，由于家庭规模相对较小，作者并未发现叔伯姑婶的存在对儿童死亡率的显著影响。同时，本文也检验了出生次序本身对男孩死亡率影响不大。
2、亲属同住与出生次序的交互效应
在引入父母存在与儿童出生的交互项后，如图1所示，本文发现以与双亲同住的儿童为参照组，随着出生次序的提高，母亲缺席或父母均缺席对儿童生存的负面影响显著减少：在三个人群中，不与父母同住的长子都显著地增加了死亡风险，但对于出生顺序较高的儿童（5或以上），不与父母同住甚至变得有益，这可能是因为有年长的兄弟姐妹作为替代照料者。本文发现，尽管出生次序本身对儿童死亡风险没有影响，且父母存在的影响不一致，但两者的交互作用在三个人群中一致地调节了儿童死亡率。
在所有三个人群中，没有证据表明祖母、父亲的姐妹或叔叔的妻子的存在对儿童死亡率的影响会因出生顺序而有一致的差异。只有NAC-SN中的祖母存在对儿童死亡率的影响会随出生次序而变化。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①控制家庭层面固定效应进行家庭内比较，以排除家庭层面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影响；②用五年期时间固定效应替代十年期固定效应模型，以排除潜在历史事件影响；③控制姐妹数量以及放松出生次序变量的线性假设以避免潜在的选择效应；④考虑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以排除结论受到特定阶层行为模式影响的可能；⑤考虑到出生次序可能根据兄弟的存活状态而发生变化，使用了随时间变化的出生次序测量作为自变量，以探究次序变化产生的影响。当次子因长子死亡而次序上升时，其早期的父母投资劣势依然存在。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对于不同模型规范或潜在的混杂因素是不敏感的。
通过对来自中国东北、日本东北和台湾北部的三个个体层面面板数据库的比较估计，本文确定了东亚历史语境下同居亲属对儿童生存的整体重要性，以及出生次序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发现，父母在降低男性儿童死亡率方面有一致且显著的效应。然而，同居的祖父母、叔伯和姑婶的影响则可以忽略不计；更重要地，父母对男童生存的重要性因出生次序而异，父母投资存在向长子的偏好与倾斜，父母与长子的关系更密切。这导致在父母缺席的情况下，长子的死亡率大幅增加，而晚出生的孩子则不那么显著，这种差异模式具有稳健性，同时在东亚的三个人群中长期存在。
本文从进化/生物学和文化/社会机制的视角对儿童存活的出生次序差异进行解释。例如父母对长子的重要影响，与历史上日本长子继承制的社会习惯以及历史上中国的可分割继承长子继承制-祖先崇拜习惯非常吻合。尽管随着风俗习惯的改变和生育率的下降，父母对孩子的偏好和投资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们依然能观察到在东亚社会中按胎次偏斜的性别比，以及其他根植于历史传统的社会家庭行为。因此本文强调，理解过去的代际互动与亲缘关系不仅加强了我们对父母和祖父母的存在如何影响儿童存活率的认识，而且也启发和阐明了当代社会家庭行为，尤其是父母对子女投资不平等的深层动机。
轮值主编：董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审核：罗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编辑：廖怡芸（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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