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 | 人力资本贬值预期对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

人力资本与生育行为密切关联：一方面，教育等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适龄婚育行为；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在职业生命周期中的预期贬值情况也会影响微观个体的生育决策。由于女性生理意义上的最佳生育年龄与职业发展黄金期往往重合，因而，女性职业生涯中人力资本预期贬值风险对其生育决策有着更明显的影响。

该研究从女性职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同时参照美国职业信息系统（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O*NET）对各职业工作任务要求的评分判断不同职业人力资本预期贬值快慢，系统考察职业生涯中人力资本预期贬值情况对职业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为理解当代职业构成及其变迁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以及促进人力资本高效利用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依据。

关于人力资本与生育研究的简要评述

既有文献在分析人力资本和生育之间的关系时，更多关注女性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很少有研究考察与人力资本贬值风险相关的生育行为的异质性。

现有关于人力资本贬值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比较不同群体、不同类型人力资本贬值率的差异，或者测算职业中断期间人力资本贬值率（Dinerstein等，2022），较少关注个体生命历程或职业生涯中人力资本贬值轨迹的差异及其影响。

既有关于生育影响因素的文献，主要从女性教育、收入（Galor等，1996）、“数量—质量”权衡（Becker，1981）、信贷约束（Heckman等，2014）、教育竞争（於嘉等，2021）及劳动力市场摩擦（Lopes，2019）等角度进行分析。多数研究聚焦于特定时期，缺少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考察女性生育决策与其他生命史事件安排的策略及其原因。

为弥补既有文献中动态研究相对匮乏和对生育时间关注相对不足的缺憾，本文从女性职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考察女性人力资本在职业生涯中预期贬值情况对其生育决策的影响，重点关注生育决策的时间维度。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人力资本通过影响收入对个人及家庭生育决策产生作用。由于不同职业的劳动者面临的工作任务要求不同，人力资本在不同职业生涯中的贬值速度存在差异；对应到工资收入上，表现为不同职业劳动者的“年龄—工资”曲线不同（Adda等，2017）。较早面临人力资本贬值会使个人的人力资本净存量更早开始下降，其“年龄—工资”曲线在职业生命周期中开始下降的时间更早（Mincer，1993），也即职业发展黄金期更短。

职业女性对生育时间的选择包含了对职业发展路径的权衡取舍（Guner等，2019）。尽管早生孩子能更早享受孩子带来的效用，但也可能面临更大的收入惩罚。因生育中断职业可能会打破原有的工资增长路径（贾男等，2013）；甚至因技能过时、污名化、再就业匹配质量下降等原因，最终进入较低的收入轨迹（De Grip等，2002；Correll等，2007；Neal，1995）。

从职业生命周期看，人力资本贬值较早的职业在职业生涯早期对人力资本要求往往较高，职业生涯关键期中断职业产生的收入抑制效应预期更大（Adda等，2017）。相反，人力资本贬值较晚的职业的工资在职业生涯中变化往往相对平缓，生育对工资率的负面影响较小（贾男等，2013）。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预期职业生命周期中人力资本贬值较早的女性，更倾向于推迟初育。

生育决策和孩次递进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杨菊华，2008），由于生理及社会规范等约束，初育年龄延迟会降低生育二孩的概率（Bratti等，2012）。职业生命周期中较早经历人力资本贬值的群体“年龄—工资”曲线开始放缓得更早；在预期未来收入下降和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这些女性有可能推迟生育和减少生育数量（Sommer，2016）。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预期职业生命周期更早出现人力资本贬值的女性，生育二孩的概率更低。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研究者选用2010、2012、2014、2016、2018和2020年全部六轮调查结果。根据研究需要，研究者将分析样本逐步限定，最终纳入初育行为模型分析的样本包含4838位职业女性共14590条观测数据，纳入二孩生育决策模型的分析样本包含4472位职业女性共9824条观测记录。

模型设定

在考察人力资本贬值预期对职业女性初育行为的影响时，考虑到调查期间样本中部分女性尚未生育，因而选用生存分析方法；在考察人力资本贬值预期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时，为避免调查样本中部分女性初育时点距离调查期末间隔较短尚未生育二孩的删失问题以及二孩生育历险时长不等带来的样本不可比问题，同样采用生存分析进行估计。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HCD）为女性是否从事预期人力资本较早贬值的职业，为识别不同职业的预期人力资本贬值属性，使用美国职业信息系统（O*NET）数据中职业细分类指标信息，对不同职业是否属于人力资本较早贬值的情况进行归类赋值。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职业女性个人、配偶和父辈的主要人口及社会经济特征。

人力资本贬值预期对职业女性初育行为的影响

结果显示，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职业生涯中预期人力资本较早贬值的职业女性初育时间显著更晚，相应结果高度稳健，支持了本文假设1。同时，控制变量的拟合结果还显示：农业户口、汉族、丈夫比妻子年长或在经济上与父辈未分家的职业女性的初育年龄显著更早；本人或配偶受教育程度越高，或（生育前）个人月收入越高的职业女性，初育时间更晚。

人力资本贬值预期对职业女性生育二孩可能性的影响

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职业生涯中预期更早面临人力资本贬值的群体生育二孩的概率更低，验证了假设2。在控制变量方面，初育年龄大，一孩为男性，本人、配偶或父辈受教育程度高或政治面貌为党员的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较小；农业户口或在经济上与父辈未分家的职业女性，更有可能生育二孩。

稳健性检验

在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和遗漏变量的代理变量检验后重新拟合模型，模型拟合的结果均支持了上文基准模型研究结论，表明回归结果稳健。

本文将因体力要求高、职业危害大所致的人力资本过早贬值，归为内部人力资本过早贬值；将因技能更新快、岗位竞争性大所致的人力资本过早贬值，归为外部人力资本过早贬值。

研究发现，外部人力资本贬值显著推迟了职业女性的初育时间，而内部人力资本贬值对女性初育时间影响并不显著。同样，与初育的影响机制相类似，外部人力资本过早贬值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内部人力资本贬值较早的职业女性，与其他职业女性（贬值较晚者）没有显著差异。

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O*NET数据中的职业特征信息，考察了职业生涯中人力资本预期较早贬值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预期人力资本过早贬值会促使女性推迟初育，降低其生育二孩的概率。这一效应在考虑职业自选择偏误、遗漏变量、调整变量度量方式等处理后，结论依然稳健。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发现由技术进步、工作竞争所致的外部人力资本过早贬值对女性初育行为以及后续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但因体力要求、职业危害所致的内部人力资本过早贬值对女性生育行为无显著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在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衰减、总人口转向负增长的背景下，通过劳动保护和教育培训等措施减缓人力资本在职业生涯中的贬值速度，不仅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利用效率，也是化解职业女性生育困境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全社会应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利用效率；第二，建立和完善生育支持配套政策，促进职业女性兼顾生育和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