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慈母亦恩师：母亲与子代的教育发展

教育作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关键场域，对个体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教育是个体提升能力、实现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通过个体间差异性的人力资本积累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教育也成为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的桥梁。以往关注家庭对教育获得影响的研究大多或侧重考察父亲的影响，或将家庭视为一个整体，较少直接探讨母亲在子女教育和代际流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全球性的教育扩张背景下，教育规模扩大对教育流动性的影响呈现出性别差异，相对于父子之间的教育地位关联，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变得更加重要；同时，父母教育配对模式也成为母亲影响子女教育流动性的重要机制之一（Hu, Y., and Qian, Y.，2023）。

那么，母亲对子代教育的影响，如何受到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又在何种程度上受缚于家庭教养的性别分工和对母亲角色的社会期待？围绕这些问题，本文译介一组基于不同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文化语境的研究，进一步了解母亲如何参与子代教育、又可能怎样影响子代的教育获得。

结构性因素是探究母职及其影响的常见进路。近几十年来，随着女性总体教育水平的提升，她们的家庭构成模式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地展现出与社会经济利益紧密相连的家庭形成模式，如延迟生育和更高的结婚率；而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则面临更高的非婚生育率、离婚率和单亲家庭比例。在美国社会，母亲教育程度和家庭组成对儿童早期教育成就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种族差异（Conwell, J. A., and Doren, C., 2021）。Conwell和Doren的研究从交叉性理论、结构性种族主义理论的视角出发，使用美国2010-2011年“童年早期追踪调查”的幼儿园阶段数据，通过双变量线性回归估计母亲初次生育的年龄、儿童出生和进入幼儿园时母亲的婚姻状况等家庭形成变量与儿童阅读成就之间的关系，探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在不同种族群体中如何影响子女早期的教育成就，并揭示家庭构成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这种种族差异。研究发现，一方面，种族对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结构的形成有较大影响，相比同等教育程度的白人女性来说，黑人和西班牙裔女性更可能存在分娩时结婚率较低、单亲家庭等不利于孩子取得阅读成就的家庭劣势；另一方面，家庭形成与儿童早期教育结果相关，家庭结构的种族差异可能是儿童教育中种族不平等持续存在的机制之一，并且儿童早期教育成就的差异在黑人与白人之间更为明显，家庭构成的种族差异能够解释黑人母亲的孩子在教育早期的优势。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即使在受教育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种族的女性在家庭构成上也存在差异，这反映了更广泛的结构性种族限制的影响。这些障碍超出了教育的范畴，显著影响家庭形成和儿童发展，以及其他相关的生活机会。

母亲参与子代教育的阶层差异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指出，西方社会主流的母职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以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为模型建构的，主流的“密集母职”意识形态要求母亲完全以孩子为中心，强调母亲的责任和情感卷入（杨可，2018）。Park采访了68名就读于美国精英大学的韩国学生，透过韩国精英家庭教养的性别化分工，探讨精英跨国教育中性别和阶级的交叉力量，探究中产阶级再生产的家庭策略（Park. J, 2018）。这些韩国精英家庭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全职母亲大多遵循“密集母职”的意识形态，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中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帮助管理孩子的课外活动，并参与集体管理教育活动，对孩子进行密切监视。这样的行为在韩国精英社交圈中被认为是“好妈妈”的品质和做法。当孩子进入美国大学后，母亲则成为联结家庭的情感纽带，被视为家庭的“主管”和情感专家。

然而，对于低收入家庭和特殊家庭来说，“密集母职”的理想叙事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以低收入单身母亲为例，她们在提升经济社会地位与照料孩子之间的冲突往往更为强烈，生育也通常被视作一种只会对其社会流动性产生负面影响的生命事件；此外，以“缺点和缺陷”为特征的单亲家庭也常常被描绘成社会问题的一种根源。Freeman基于对波士顿一项反贫困项目中低收入单身母亲的访谈资料，将这些母亲的生活经历置于分析的中心，发现亲子关系对母亲决策以及构建家庭身份的方式存在重要影响（Freeman, A. L., 2017）。这项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者发现，当单身母亲面临照料孩子和实现自己的事业/教育目标的冲突时，相比较将孩子托付给社区或养育团队的其他成员，她们更倾向于先满足孩子的需求。换言之，低收入单身母亲将孩子纳入到向上流动的策略之中，子女是她们过上更好生活和摆脱贫困的主要动力，让自己和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是单身母亲和孩子们的共同目标。不同阶层的家庭似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子女教育是家庭重要的未来投资。

聚焦到家庭内部的具体互动，母亲受到家庭性别分工和社会期待的规范，意图通过母职实践参与子女教育，以帮助实现子女的教育目标。

中产阶级母亲被期望把孩子培养成具有中产阶级气质的个体，母亲往往被要求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事业，对孩子的健康和教育负责，并且提供情感上的关怀和支持；相比之下，父亲则被期望提供经济上的支持。Park对韩国精英家庭的研究发现，这样的性别意识形态在跨国家庭中常常被进一步强化——母亲全权负责孩子的教育，而父亲则通常只在财务上远距离支持家庭。韩国广泛的社会结构和规范的性别期望形塑了家庭内部的性别隔离网络。在这些跨国精英家庭中，父亲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社会地位大多高于母亲，母亲则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中投入较多的时间精力；父亲很少直接参与孩子的早期教育，而通常在子女进入高等教育阶段时，利用自己的高教育水平和精英网络为孩子提供升学和职业指导，这符合韩国社会对于“父亲”的角色期待（Park. J, 2018）。特别在进入美国大学后，父亲对子女教育的参与和影响急剧增加，但他们并不像母亲一样扮演情感纽带的角色。当父亲的阶级资源价值逐步显露，子女会更积极地看待父亲的教育参与，家庭内部的阶级和性别差异最终给父亲带来了更多的信任和尊重，而母亲的价值则备受低估，韩国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在跨国精英家庭中得到强化，并进一步强化了精英夫妻之间和精英家庭内部的阶级差异，构成了“公共的父职”和“私人的母职”。

在社会结构的另一端，孩子常被视为贫困单身母亲追求经济独立的障碍，围绕妇女的“福利改革”也常常聚焦于让妇女走出家庭领域、进入公共工作领域，以促使女性摆脱贫困。针对这一现象，Freeman从单身母亲的视角出发，关注养育对母亲的自我观念和日常生活的影响（Freeman, A. L., 2017）。在低收入单身母亲“向上流动”并致力于摆脱贫困的过程中，子女成了她们追求更好生活的主要动力，单身母亲努力创造和维持着“好妈妈”的身份，不仅自己继续接受教育、发展事业，对孩子的教育也抱有较高的期待。此外，当照顾孩子和实现事业/教育目标之间发生冲突时，单身母亲会将保证孩子的稳定生活视为首要任务，优先考虑孩子的教养问题。再者，对低收入单身母亲而言，“家庭”主要指母亲和孩子这一直系家庭单位，而浪漫的伴侣关系则是在这一单位之外讨论的，她们更优先考虑孩子而不是婚姻。由此，Freeman指出，只关注单身母亲自身的向上流动并不是反贫困的理想决策，母子关系可能是帮助低收入单身母亲家庭在复杂经济环境中前进的重要力量来源，福利改革应当从只关注母亲或孩子转向关注整个直系家庭，这也为妇女和儿童的反贫困方案提供了新的努力方向。

本文介绍了三项关于母亲与子女教育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一方面，种族和阶级等多重结构性因素塑造着父母的教养方式，母亲对子女教育的参与以及子女的教育成就等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家庭内部存在着教养的性别分工，母亲往往被要求提供照料和情感支持，承担起子代的教育职责，教育的母子关系正在逐步增强。

近年来，中国的城乡家庭日益表现出母亲在子代教育中的重要影响，但母亲的教育参与如何受到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仍有待更多研究深入探究。未来，相关研究应关注城乡差异、社会阶层和性别角色如何共同塑造家庭教育的模式和儿童的成长。此外，不同阶层背景和家庭结构下家庭教育的微观过程和个体经历也有待学界更多的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