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 | 选择退出还是被排除在外？韩国婚姻的性别决定因素

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初婚年龄上升和未婚人口比例增加，婚姻作为一种传统社会仪式的地位正被多样化的个人选择取代。欧洲和美国的粗结婚率近年来显著下降。目前解释婚姻与家庭趋势的理论多源于西方社会，其在东亚社会的普适性尚待验证。特别是近年来，东亚地区家庭结构的快速变迁，尤其是韩国极低的总生育率（2022年为0.78）凸显了研究其婚姻决定因素的紧迫性。本研究旨在分析韩国婚姻机会的影响因素，为东亚地区婚姻与家庭结构演变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参考，丰富现有理论框架，以更全面和深入的视角解释和预测家庭行为的发展趋势。

现有的文献综合分析了影响韩国结婚可能性的多重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和就业状况。

社会经济地位与婚姻机会

研究一致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韩国男性的婚姻机会呈正相关性，而对女性而言，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倾向于促使她们推迟结婚决策。

教育对女性婚姻的影响

教育对女性婚姻的影响存在分歧，多数研究认为教育水平与女性结婚概率成负相关，但有研究指出这种负相关关系可能正在变化。

就业状况与结婚可能性

至于就业，不同研究对女性就业状况与结婚可能性的关系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显示，女性的就业状况随时间演变，对不同年代出生的女性影响不同，而其他研究则发现职业女性相较于非就业女性在结婚可能性上并无明显优势，甚至可能更低。Oh和Lim（2016年）的研究则未能发现女性就业状态与结婚可能性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些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揭示了影响结婚可能性的因素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受到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以及时代变迁的多重影响。 

婚姻经济基础变化：教育与收入正相关

在探讨婚姻和家庭趋势的理论基础中，贝克尔（1981年）的经济交换模型提出了一个核心假设，即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增加，女性在婚姻中的“收益”相对减少，这导致她们更倾向于选择离开不幸福的婚姻或保持单身状态。并且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婚姻对男性更为重要。此外，跨国分析显示，未婚女性的生活满意度往往更高。“情境变异假说”认为随着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她们的社会经济资源对婚姻选择的影响日益显著。这种影响因地区对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不同接受程度而异，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对婚姻概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地，社会经济资源与女性结婚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拥有更多社会经济资源的女性可能会推迟婚姻，但最终结婚的可能性更大。这表明婚姻的经济基础正在发生变化，教育水平和收入与女性的婚姻机会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综合这些理论观点，我们得以构建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以更全面地理解当代婚姻行为的复杂性。这些理论不仅揭示了社会经济因素在婚姻决策中的核心作用，而且强调了文化背景在塑造婚姻观念和行为模式中的重要性。 

韩国40至49岁受访者婚姻状况分析：教育水平、父母资产与住房权对婚姻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对40至49岁受访者的婚姻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在韩国，教育水平与婚姻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的教育水平与未婚率呈正相关关系，拥有更高学历的男性结婚机会显著增加，而女性的教育水平与未婚率呈负相关关系。父母资产的多寡显著影响子女的婚姻时机，尤其是男性，低资产家庭的男性不仅晚婚，而且面临较高的未婚风险。分析结果显示，与父母财富较低的男性相比，父母财富中等和高财富的男性结婚的机会分别显著增加22%和14%。此外，父母拥有住房权显著提升了男性结婚的机会，增幅达到27%。

韩国家庭主义文化在婚姻决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研究发现韩国家庭主义文化在婚姻决策中的核心作用。住房状况，特别是父母是否拥有自己的住房，对男性的婚姻可能性有显著影响，而对女性的影响则不明显。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显示，就业状态对男性结婚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而收入水平与男性结婚机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年代差异对婚姻机会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对于1980年代出生的男性，传统的就业状态和大学教育水平对结婚机会的影响减弱，而收入水平和父母财富的影响则更为显著。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社会的婚姻市场正在经历结构性变化，其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韩国婚姻市场发生变化：经济资源决定婚姻机会

研究发现，就业和教育的积极效应可能主要由1970年代出生的样本所驱动。在当前韩国社会，劳动力市场迅速多样化和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的背景下，传统的就业和大学教育已不足以确保在婚姻市场上获得显著优势。并且，无论是个人收入还是父母资产，经济资源已成为婚姻机会的关键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和趋势

在当代社会，性别在社会经济地位对结婚机会的影响上表现出日益增长的相似性，这揭示了婚姻经济基础的演变趋势。然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与结婚机会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还会受到当地性别规范的显著调节作用。财务资源的重要性在男性结婚中持续显现，而对韩国女性结婚机会的影响则表现出不断演变的特点。在最年轻的队列中，收入已成为影响男性结婚概率的主要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与此同时，女性收入和教育水平对结婚机会的影响呈现出差异性，这些差异可能受到男性和女性在选择伴侣时不同动机的影响。具体而言，男性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收入较高的伴侣，而女性的职业抱负可能对其结婚机会产生影响。 

此外，婚姻市场结构的变化可能是导致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结婚概率较低的另一个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释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能同时影响女性结婚机会。

作为背景变量的父母特征和家庭资源

在东亚地区，强烈的家庭主义导致父母财富对婚姻选择的影响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其重要性在配偶匹配中日益凸显。Charles等人（2013）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夫妇在教育成就之外，父母财富在配偶匹配中的作用。胡（2016）的研究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观点，发现在中国，父亲的职业地位对配偶匹配具有独立影响。

性别差异在父母财富对婚姻前景的影响中尤为显著。住房权对男性的婚姻机会具有重要影响，在强调家庭主义的社会中，婚房的获取往往是结婚的重大障碍。但近年来，女性在购房责任上的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受访者认识到自己在购买婚房上的责任，这反映了女性在婚姻经济责任上的新趋势。

从1980年代队列开始，父母资产与女性结婚机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父母资产对女性婚姻的重要性正在增加。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配偶匹配效应的理解，也揭示了家庭财富在婚姻市场中的动态作用，尤其是在性别角色和经济责任不断演变的背景下。

亚洲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婚姻的复杂性

在探讨婚姻市场动态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源分配的不均等性。研究表明，资源匮乏的男性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从而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与此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可能出于职业发展或伴侣选择的限制而选择退出婚姻市场。这些现象发生在一个日益需要双重收入和父母支持的不稳定经济环境中，特别是在韩国，父母在子女婚姻中的经济参与被视为一种连续机制，对后代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

在婚姻市场日益紧缩的背景下，我们观察到无法结婚或选择不结婚的人数显著增加，这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并对家庭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趋势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家庭主义的概念，超越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深入探讨其对婚姻行为和生育决策的影响。

亚洲社会，尤其是韩国，强烈的家庭主义文化与总体生育模式紧密相连。这种文化背景下，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斗争变得尤为突出，这些个人挑战不仅塑造了她们的婚姻行为，也影响了她们的生育选择。因此，为了全面理解婚姻市场的动态，我们必须将家庭主义视为一个多维度且在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上均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