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人往低处走”的选择：一项关于中小城镇女性回乡创业的研究

“人往低处走”的选择：一项关于中小城镇女性回乡创业的研究

译介作者：李露露（香港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研究助理教授）

原文出处：

Li, L., & Song, J. (2024). Downward Geographical Mobility and Upward Social Mobility: Women’s Return Mig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s Small Cities and Remote Countie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00027642241242745.

近年来，我国社交媒体上关于“逃离北上广”、“内卷和躺平”的讨论引发了人们关于应该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到小城镇的争论，而回乡创业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本文介绍发表在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24）的一篇文章“Downward Geographical Mobility and Upward Social Mobility: Women’s Return Mig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s Small Cities and Remote Counties”。这项研究从性别的视角出发，关注女性创业者在从大城市回流至中小城镇进行创业的过程中面对的特殊机遇和挑战。通过对16位回乡创业女性的访谈，此研究探讨了高知人群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的回流现象，亦考察了性别角色期待在回乡创业活动中的影响。研究结果展现了在“向上”和“向下”的地域流动和职业选择中，女性创业人员所面对的复杂局面和她们采取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在人们涌向东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追梦的大趋势之外，大城市的“内卷”和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也引发了从大城市回流至中小城镇的现象。在回流到中小城镇的高知人群中，公务员、教师等稳定工作往往是他/她们的热门职业选择。但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市场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也有许多高知人群选择回乡创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但是，相对于东部沿海和大都市的创业氛围，中西部中小城镇的创业环境还有待发展和完善，回乡人员可能面临着各方面的权衡。

相对于男性，女性的回流趋势往往在传统性别观念下和家庭需要联系在一起。但现实中，高知女性也可能会放弃稳定的“铁饭碗”工作，选择在创业中应对市场环境的挑战和性别观念的制约。本研究根据对从大城市回流至中小城镇的高知女性的访谈，探讨这些女性为何选择回流并且在回到家乡后选择了创业。在回流原因方面，她们的动机往往混合着对当地市场前景的看好和对故土亲情的依恋，但一般会更强调其中某一方面；在当地可以依托的资源和关系方面，她们的背景和经历也有着或强或弱的分别。基于这两个维度的分化，本研究将回流创业的女性受访者分为四类。

第一类“冒险型”回乡女性

她们能够得到的当地社会经济资源和家庭的支持十分有限；她们之所以选择从大城市回流至中小城镇，是因为她们从中小城镇新兴产业和市场结构中看到了创业机会。因此，即使她们在当地的资源和关系有限，这些女性仍然选择回乡创业。有一位女性创业者在回乡后，发现家人并不支持她回来。

“我以前是在北京当记者的，家里有个什么事情或者需要找什么关系的时候，都是我去出面给他们找关系的，因为我是记者，我认识的人多，所以家里人会觉得我是一种骄傲。但是我留学回来之后开了一个服装店，我爸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还有比这更丢脸的事吗？’ 他们觉得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居然自己做生意，这是初中没毕业的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即使缺乏家庭支持，这位受访者相信自己的知识才干足以让她转换赛道获得成功。基于自己在大城市服装界的人脉，她把私人旗袍定制这一理念引入自己的家乡，并在自己的的朋友当中推广定制旗袍的消费观念。虽然一开始有几个月的时间她接不到很多生意，但是在短短的半年左右，她的旗袍店渐渐地积累到了几百个会员。由于中小城镇消费市场亟待开发，而大城市创业环境趋于饱和，这些女性基于自己的眼光和勇气，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第二类“安顿型”回乡女性

她们在回迁的过程中并未明确自己的职业理想；她们的回迁主要是为了寻回故土和亲情，并且在回乡后发现了创业契机并慢慢摸索。和第一类女性类似的是，她们的家庭背景和当地的资源关系并不足以支持她们转换赛道。例如，一位高知女性曾经在父母的支持下出国留学，毕业后曾在澳大利亚和上海从事金融工作，但是她渐渐厌倦了大城市的“内卷”压力和职场的加班文化。在一次回乡探亲之旅中，这位女性创业者认识了一位当地的男性，并决定回到家乡结婚安顿下来。她并没有惋惜自己放弃了大都市的生活，而是庆幸自己逃离了都市中的生活压力和金融行业的性别歧视。

这一类女性回流至中小城镇是抱着随遇而安的想法，希望能够得到家人和朋友的陪伴。她们的创业动机往往来源于无意间发现当地创业成本较低，市场机遇可观。她们的家人尽管欢迎她们回乡，但是并不一定支持她们创业。这些女性的父母往往希望她们从事更稳定的工作，例如教师、公务员等，而创业则被视为这些“听话的女儿”们的叛逆之举。因为这些女性大多是带着对故土亲情的渴望而回乡的，当她们的创业工作受到家人质疑时，她们会想方设法说服家人认同她们新“饭碗”的体面和可靠。例如，当一位受访者的父母反对她进入“洗头小妹”也能从事的美容行业时，她选择把开业场所转换为高档写字楼，强调自己的工作室采用高端医疗美容技术，试图让家人相信她的创业活动并非父母眼中的“低端工作”。

 第三类“整合型”回乡女性

在回流至中小城镇后，她们能够依托较多的当地社会经济资源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实践自己在当地市场中的创业理想。有一位回乡女性曾经在广州的大型私企从事管理工作，应父母的要求，她回到了家乡接手家里承包的果园，并利用自己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创立了新的市场营销公司，辅助自家果园在国际市场的推广和水果销售。这些女性的背景、学历和回乡创业的经历也帮助她们成为政府推动高学历人才回乡创业、发展本地经济进程中的模范人物，有助于她们吸引到更多的关注、投资和表彰。她们通过有效整合自身人力资本和当地创业资源，通过地理上的“向下”流动获得了事业上的“向上”流动。

第四类“补偿型”回乡女性

这类女性则是在没有强烈的创业欲望的前提下回流至中小城镇的，而她们的家庭为了“补偿”她们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和职业前景，允许她们在不同行业中“试错”直到找到最舒服的就业方式。有一位回乡女性回忆：“我当时那个年纪对人生没有很多规划。然后我父母很担心。因为我是独生女，所以父母很担心我不回来了，就一直留在国外。那时候我在念研究生，他们就觉得我可不可以不要读那么多书，就赶紧回来。”

回到家乡后，她的父母如约给她安排了自家公司和银行的不同工作。然而她并不喜欢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并萌生了创业的念头。在她创业过程中，家人为她提供了部分原始资金，她以记账的方式逐步还给父母。在家庭所提供的资源和关系的帮衬下，这些女性发现为自己工作更有自主性，是真正适合自己的“饭碗”。

总而言之，本研究发现高知女性在地域选择上的“向下流动”，有助于她们利用自身在大城市积累的人力资本或家庭提供的社会经济资源，在中小城镇较低的创业成本和较大的市场机会下，实践自己的事业理想。与此同时，中小城镇较为保守的性别观念和职业偏见，也可能使她们的新“饭碗”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质疑。同时，家庭因素仍然是女性回乡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回乡女性的职业和地域选择往往与职业前景、居住成本、家庭背景、生活方式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多元化的动机和对不同形式“饭碗”的追求。

总而言之，本研究发现高知女性在地域选择上的“向下流动”，有助于她们利用自身在大城市积累的人力资本或家庭提供的社会经济资源，在中小城镇较低的创业成本和较大的市场机会下，实践自己的事业理想。与此同时，中小城镇较为保守的性别观念和职业偏见，也可能使她们的新“饭碗”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质疑。同时，家庭因素仍然是女性回乡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回乡女性的职业和地域选择往往与职业前景、居住成本、家庭背景、生活方式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多元化的动机和对不同形式“饭碗”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