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永爱｜第47期轮值主编和推文介绍

靳永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人口学、家庭和社会不平等。入选2018-2019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全球学者项目（Global Tung Scholar）。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人口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口学刊》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文30余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研究”，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国家自科、教育部、北京哲社和其他来自国家卫健委、国家统计局、北京市民政局等横向项目20余项，专著和论文曾获第七届、第八届人口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李汪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是社会分层与流动、教育社会学、人口社会学。论文发表于《社会》、《人口研究》、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青年项目等课题。

张千羽，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研究兴趣围绕性别平等、工作与家庭、健康与福祉等话题，关注不断变化的婚姻选择、家庭结构、劳动分工及性别角色的动态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胡文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硕士生，研究兴趣包括社会分层、家庭、婚姻与生育等。论文已发表于《人口研究》《人口与经济》《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等。

陈诗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婚姻与家庭。

牛俣尧，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硕士生，研究兴趣：婚姻生育、家庭结构。

本期主题为“生命历程视角下信息技术对家庭和个体发展的影响”。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信息技术已经深入渗透到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以智能手机、电脑为载体的互联网技术深刻改变了家庭成员的交流方式、学习模式、工作形态和休闲活动，同时也在重构人们的家庭关系和代际互动。以远程教育、远程工作、网络交友、在线通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正在全面、深刻影响着个体从童年期的学习成长到成年期的工作安排和亲密关系，再到老年期的代际关系和日常生活，涵盖了个体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在家庭规模缩小但结构和功能更加多元的变革过程中，深入理解信息技术与对家庭中个体发展和家庭整体发展的作用，对于我们系统把握新技术的影响以及提出政策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月我们策划了五篇推文，沿着生命历程主线，分别聚焦信息技术对儿童发展、数字劳动、亲密关系、代际关系和老年网络诈骗的影响，跟读者一道思考信息技术从个体出生到老去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我们期待这些文章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共同探讨信息时代家庭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挑战。

第一篇推送李汪洋老师的“数字时代的孩子们”，讨论个体生命历程的起点阶段如何受数字技术的影响，即数字技术对儿童发展的影响。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普及，儿童数字使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数字技术正在深刻地塑造着童年生活。然而，数字技术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又难以一概而论。社会学习理论和替代理论分别论述了数字技术对儿童发展可能带来的潜在正向和负向影响，涵化理论则认为数字技术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因上网内容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发现需要从数字技术的使用时长和活动类型两个维度来讨论数字技术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在数字技术的使用时长上，过度使用可能不利于儿童发展。在活动类型上，教育类活动和非教育类活动会对儿童发展带来增益和损害作用。此外，儿童数字使用不平等现象依旧显著，且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在数字技术应用上的不同进一步拉大了发展上的差距。

第二篇推文关注工作和家庭领域中的数字劳动，特别是性别差异，是个体成年阶段工作如何受信息技术的影响。该文推介了Yang Hu和Yue Qian最新发表在Community, Work & Family上的“Gendering digital labor: work and family digital communication across 29 countries”。研究主要关注了数字通讯技术（ICT）在工作与家庭生活中的应用情况，以及数字劳动的性别分工程度。研究发现，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依旧更可能在数字劳动领域延续。当女性和男性都具备使用数字工具的能力时，女性更多承担专注于家庭的数字沟通、或者兼顾工作与家庭“双重数字劳动”的重担，而男性则更多地聚焦于只和工作相关的数字劳动。在数字化转型加速的当下，灵活的工作模式并未如预期般减轻人们的负担，反而在不经意间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让女性在工作和家庭责任的交织中，面临着数字化的新挑战。

第三篇推文主题是数字技术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关注个体成年后进入婚姻家庭又是如何受到数字技术影响的。该文介绍Camiel J. Beukeboom 和 Monique Pollmann发表在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上的“Partner phubbing: Why using your phone during interactions with your partner can be detrimental for your relationship”。该研究通过讨论了“伴侣低头”（即低头用手机）行为对伴侣关系满意度的影响，检验了其中的中间机制，以及共享手机使用如何调节这一影响过程。结果发现，“伴侣低头”行为对关系满意度有着显著负向影响，并且排斥感、伴侣回应性以及亲密感在“伴侣低头”行为对关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起着主要中介作用。此外，增加伴侣对手机使用过程的参与，可能会有助于缓解使用手机对关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

第四篇推文关注数字技术对代际关系的影响，而代际关系是成年和老年阶段最重要的家庭关系。本文介绍两篇实证研究。第一篇是Woosang Hwang等发表在Family Progress上的“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South Korea: Implications for dyadic well-being”。该研究通过收集 407 名父母-成年子女配对数据，将数字沟通纳入了代际团结维度中。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研究识别了父母和成年子女的四种代际团结类别。研究结果表明了将数字通信纳入代际团结研究的重要性，为如何利用数字手段促进家庭联系和增进心理健康提供了实证支持。在现代家庭生活中，特别是在物理接触受限的情况下，数字技术对维持家庭团结和促进代际福祉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二篇是Loredana Ivan和Galit Nimrod发表在Family Relations上的“Family Conflicts and Technology Use: The Voices of Grandmothers”。该研究发现，在数字技术使用的家庭代际情境中，祖孙对网络威胁的识别能力不足、年轻人使用特定网络术语、祖母的数字技能不足、被迫使用新的技术，以及科技对家庭活动的中断和干扰等情境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家庭冲突。这些冲突往往会因祖母与不同家庭成员（成年子女或孙子女）的关系而有所不同。

第五篇文章专门关注互联网时代老年人的老年生活，讨论社会经济地位和线上活动模式对老年人遭遇网络诈骗风险和受金钱损失的影响。利用潜在类别分析，研究根据老年人的各项网络行为识别出不同的线上活动模式，并区分了遭遇网络诈骗的不同阶段，更全面分析了中国老年群体中网络诈骗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潜在类别分析识别出基础型、娱乐型、风险型和进阶型4种线上活动模式，不同模式下成为目标和蒙受金钱损失的风险存在差异。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更容易成为网络诈骗的目标，但不一定蒙受金钱损失。基础型老年用户成为网络诈骗目标的风险更高，但不一定蒙受金钱损失。与基础型老年用户相比，风险型老年用户没有更高的成为目标的风险，但一旦成为目标则更容易蒙受金钱损失；进阶型老年用户同时面临着更高的成为目标和蒙受金钱损失的风险。

本期涉及到的文献包括：

李汪洋、柳皑然，2022，屏幕暴露的数量和质量之辩：屏幕暴露与学前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关系，教育学报,第1期。

Liu, Airan, Wangyang Li, Minyi Li. 2024. Emerging digital inequality in early life: Parenting and differential usage of digital devices among urban preschoolers i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Hu, Y., & Qian, Y. (2024). Gendering digital labor: work and family digital communication across 29 countries. Community, Work & Family, 1-24.

Barrie, Courtney K., John P. Bartkowski, and Timothy Haverda. 2019.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Parents and Their Emerging Adult Children: Intergenerational Accounts of Technologically Assisted Family Communication.” Social Sciences 8(3): 83.

Hwang, Woosang, Joohong Min, Maria T. Brown, and Merril Silverstein. 2024.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South Korea: Implications for Dyadic Well‐being.” Family Process 63(2): 912–31. 

Ivan, Loredana, and Galit Nimrod. 2021. “Family Conflicts and Technology Use: The Voices of Grandmothers.” Family Relations 70(1): 104–19. 

Wang, D., Duan, Y., & Jin, Y. (2024). Navigating online perils: Socioeconomic status, online activity lifestyles, and online fraud targeting and victimization of old adults in China.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62, 108458.

轮值主编：靳永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

审核：罗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编辑：廖怡芸（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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