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以为钱公自称文人是自谦自贱，恰恰相反，他是以身为文人自豪自傲的。而对于学者，他却怀有深深的偏见。
刘永翔
责任编辑 | 刘小磊
杨廷福（1924-1984），字士则，浙江鄞县人。
史学家王君春瑜在《学者与文人》一文中说：
八十年代初，亡友杨廷福教授参加《大唐西域记》校注，客居中华书局期间，曾去干面胡同，登门拜访钱锺书先生。廷福1957年被错划右派，在学术界消失多年，锺书先生对他不熟悉，故交谈不久。锺书先生即正色道：“我和你不一样，你是文人，我是学者。” （《中华英才》，1998年第21期；又《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这段文字若衡以史笔，纪事则大体属实，记言则未免“翩其反矣”，厚诬钱公了。
据我所知，当时以日本学人对《大唐西域记》研究特深，“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有关部门遂责成中华书局组织人员校注该书。物色人选时，以廷福先生（字士则，浙江鄞县人，1924-1984）早年曾写有普及读物《玄奘》一书（我幼时有幸读过），遂得膺选。此书由季羡林先生领衔，从事者共有十人之多。据季先生该书《说明》，廷福先生负责的是“开头的三篇《序》和书末的《记赞》以及书中有关佛学名词、古汉语词语方面的释文”（中华书局2000年版，139页）。该书初版1985年方得问世，而廷福先生已于前一年不幸弃世了。
说王文记事大体属实，自是因为其中有不实者在。考钱公在1977年2月已迁居至三里河南沙沟国务院宿舍，廷福先生八十年代进京，如何还会到其旧居干面胡同去谒见？春瑜先生未免有失考据，想当然了。不过我们不能以细节的失实否定钱杨会面的真实性。
然而以记言而论，王文所记钱公之语却与我之所闻大相径庭。廷福先生是先君寄庐先生在上海教育学院的同事，也曾来我家谈及此事，那天我恰好在场。廷福先生转述的钱公原话是：“你是学者，我是文人。”述毕还对钱公自居文人深表讶异。春瑜先生恰恰听了个反。
作者尊人刘衍文先生（1920-2021），号寄庐。
我以为，钱公是不会与来客初次见面就无端称其为“文人”的，因为他深知中国社会历来的鄙视文人之风，曾在《论文人》一文中说：
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三联书店2002年版，52页）
廷福先生赴京是为参加《大唐西域记》注释之事的，不用说自当在学者之列，此事在自我介绍时肯定也会禀知，钱公怎么竟会称其为“文人”呢？须知“文人”并不是个好称呼，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君不见如今的文人无一不讳称“文人”而自号“作家”吗？钱公洞悉世态人情既如上述，而对杨竟如此品题，岂非当面骂人吗？揆诸情理，即使来的真是作家，钱公也断不会称其为“文人”的。但自称就不同了，“以贱为本”是国人交际时的一种礼貌，并不会惹恼他人，但千万不要以为钱公自称文人是自谦自贱，恰恰相反，他是以身为文人自豪自傲的。而对于学者，他却怀有深深的偏见，说：“一切学者无不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对于自己所学科目，带吹带唱，具有十二分信念。”（《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54页）揶揄之意溢于言表。说其为偏见，是因为知识人的这种表现，并不仅限于学林，文苑何尝能够例外？曹子建不早就说过吗：“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与杨德祖书》）曹子桓则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典论·论文》）这些表现，在如今的学术会议或作品讨论会上都可看到活生生的例子，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所以我以为，钱公讳称学者、自居文人不是出于这个缘故。
王君春瑜之所以会听个颠倒，我想也是由于心存偏见的缘故。据他自己说，他心目中的真正学者“意味着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刻苦钻研、学风谨严、下笔郑重、著书授世。事实上，锺书先生正是这样的学界楷模”，而文人则是“不求甚解，轻薄为文”，“浮光掠影，追名逐利”（见同上王文）。其实所谈的是某些学者、文人的个人品质，而不是从事这两种职业的必然结果，因为并不是人人如此的。文人固然好名，学者中也尽有名心火炽、丑态百出的，此类情况，我们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看得还少吗？而钱公正是洞见了学界中人的这一毛病。但“一切学者无不”云云，未免以偏概全，其逻辑与春瑜先生有些相似了。大概是写杂文，借题发挥，“有为言之”吧？
我以为，钱公讳称学者、自居文人不是由于学者易患上述“职业病”而文人能够“免疫”之故，真正的原因是，他认为文人是高出学者一头的，这从其著述中可以窥得：
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钱锺书集·管锥编》第二册158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培根早谓研求情感，不可忽诗歌小说，盖此类作者于斯实省察最精密；康德《人性学》亦以剧本与小说为佐证；近世心析学及存在主义论师尤昌言诗人小说家等神解妙悟，远在心理学专家之先。持之不为无故。（同上第一册，434-435页）
窃谓诗言相“思”以至“首疾”，则亦已体验“心之官”系于头脑。诗人感觉虽及而学士知虑未至，故文词早道“首”而义理只言心。（同上198页）
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钱锺书集·宋诗选注》序4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
——一句话：文人的智商高于学者。
先君则与钱公所见略同。他认为，要想成为学者，只需一个“勤”字；而想成为作家，“勤”外不可缺一“慧”字。曾自言欲为文人而不得，遂退而从事学术。自身体验，可谓不谋而合。
按照钱公对“文人”一词所下的定义，他写小说、散文、诗歌，称为文人当然当之无愧。以小说而论，他创作了《围城》，接着又写了《百合心》（可惜已经佚失），他还告诉友人说：“腹中尚有小说数部，解放以来，胥随五谷轮回。”（《致苏渊雷先生书》，见拙著《蓬山舟影》17页所引），虽未写成，却早酝酿于胸。如此醉心于创作，还不能称为文人吗？至于其所著《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宋诗选注》等，研究的范围和角度也是文学，而且下笔文采斐然、妙譬迭出，风格独特，多发前人之所未发，既是学术著作，又当文学作品读，异乎他人之所撰，当得一个大大的“文”字。
钱公既对学者、文人有此评判，自当耻与哙伍，他还会以学者自命吗？不过此意非常人所能理解，廷福先生不能，王君春瑜也不能。知识界都以为“学者”是个美称，听了受用；“文人”是个鄙称，呼之必怒，所以在廷福先生口中虽信以传信，而在王君春瑜脑中及其笔下，却颠之倒之，其文且讹以承讹，被多次转引，俗语不实，流为丹青了。我想，如果当时钱公称自己为“作家”，廷福先生就不致惊异如此，而王君春瑜也不会误传如彼了。国人对词义的褒贬如此敏感，怪不得如今会涌现无数新瓶装旧酒的名词！
钱锺书致刘衍文函。
钱公不以学者自居，还有一个力证：
与钱公交往颇密的张君隆溪说：
有一次我问钱先生：“你写的文章为什么都那么短，并没有长篇大论？”他就和我开玩笑说：“我不是学者，我是通人。”（《张隆溪教授访谈》，张和龙《批评理论如何运用》安徽师大出版社2016年版，252页）
王充《论衡·超奇》云：“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而钱公对“通人”所下的定义则更进一层，着眼在“打通”。他在致郑朝宗先生的一封信中说：
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海滨感旧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80页）
此其所以自命为“文人”兼“通人”欤？
钱公对“文”“学”二家的“月旦评”及其理由既如上述，文人们可千万不要闻之则喜，学者们也万万不要听之而怒。毕竟，不管文人还是学者，也自有高下之分、良楛之别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而已。
校对：星歌
本文转自南方周末客户端2024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