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 钱锺书看徐志摩、郭沫若、陈寅恪

文摘 2024-12-15 12:00 安徽

徐志摩

钱锺书和徐志摩有无交往？在两人传记中一般都没有涉及，细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结论，但大体可以判断为钱徐之间没有直接交往。

我的朋友范世涛后来告诉我，《钱锺书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钱锺书评论吴宓诗时提到志摩的一段话，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吴宓先生曾两次在他的诗作中将自己与已故的徐志摩相比。作为一个艺术家，吴宓先生不很入流，根本无法与功成名就的、迷人的诗人相比，尽管吴宓不乏矫揉造作的诗品，但从个性上讲，他比徐志摩更有趣，甚至必须指出（或恕我直言）也更自负。从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好像仍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因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钱锺书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显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注意钱徐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

钱锺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

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里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方鸿渐的观点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这个细节完全真实。

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

1932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道：“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但“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

1932年，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的告诫，对父亲的告诫，钱锺书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钱锺书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有所帮助。

郭沫若

研究钱锺书的人，现在还没有特别注意到他和郭沫若的关系，一是因为直接的材料极难见到，二是间接的材料需要解释，在事实上不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凡解释出的事实，必有解释者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在其中，而见仁见智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关于钱锺书和郭沫若的关系，我有自己的一点理解。

钱锺书1949年后和郭沫若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钱锺书是科学院属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郭沫若当时的社会声望，钱锺书注意郭沫若的言行，在逻辑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很少发现钱锺书对他的直接评价。

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曾见到夏志清。夏志清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中有一个细节，夏志清奇怪，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锺书回答：“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后来虽然有人指出，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早年的学术趣味，并不一定是投别人所好，但这个判断即使成立，也改变不了钱锺书对郭沫若的评价，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可能并不是1949年后才产生的。

我们来看《围城》第七章中的一个细节描写：“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

这段文字最见钱锺书讽刺风格，如果说其他文字还算一般叙述，我们不大可能索引出具体所指，但这个“三百年祭”，显然是指郭沫若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为“三百年”并非约定成说，钱锺书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特别用了“三百年”，一定略有深意，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妄断钱锺书的心理，这个理解在学术上也可以成立，因为巧合也是写作时记忆的反映。

《围城》写于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四天，并很快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曾被列为整风文件之一，在延安和当时共产党控制地区大量发行。《围城》的叙事，凡具体事件、书名及当时风尚，皆有真实所指，而这个讽刺，也可以理解为是钱锺书对一篇名文的态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对文章作者人格和学术的评价，不知这个理解有无道理？

陈寅恪

我们谈论钱锺书和陈寅恪的关系，先要从钱锺书和陈寅恪的父亲陈散原说起。

钱锺书一生最爱好的是中国的旧体诗，他在这方面的修养，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特别是他对宋诗的熟悉和见解，可以说代表了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陈散原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诗人，是“同光体”诗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诗集名字叫《散原精合诗集》。

因为“同光体”诗派主要是宗宋诗，钱锺书自然会对这个诗派的创作非常留意。

《围城》里有一个情节，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方鸿渐说董斜川的国文老师叫不响，不像罗素、陈散原这些名字，像一支上等的哈瓦那雪茄，可挂在口边卖弄。这是《围城》中第一次提到陈寅恪的父亲。

苏小姐道：“我也是个普通留学生，就不知道近代的旧诗谁算顶好。董先生讲点给我们听听。”

“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年来，算他最高。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用地理名字来概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王广陵——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二谷：李昌谷，黄山谷；四山：李义山，王半山，陈后山，元遗山；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说时，翘着左手大拇指。鸿渐懦怯地问道：“不能添个‘坡字么？”

“苏东坡，他差一点。”

钱锺书在《围城》中的这个情节，对于我们理解他和陈寅恪的关系有帮助，或者说理解钱、陈两家的关系都有帮助。至于这个情节的意味是正面肯定，还是略带讥讽，可以见仁见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讲“宋诗”部分，第一个就是陈散原，对他的评价极高，并同时认为他的三个儿子都能诗，但在儿子辈中只讲了陈衡恪、陈方恪的诗，没有讲陈寅恪的诗，但从他的判断中，可以知道，他对陈寅恪还是了解的。钱锺书对他父亲的这本书极熟悉，有好多观点也相同，这可以理解为是钱锺书较早对陈寅恪的认识和评价。

钱锺书是清华毕业，在他进校前，陈寅恪曾是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但他们在清华好像没有联系，到了1938年后的西南联大，钱锺书和陈寅恪有一段时间也同在一处教书。但也没有见到有他们往来的史料记载。

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过钱锺书和陈寅恪的直接交往记录。这些年关于钱锺书的交游，已经考证得很细致，但我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直接史料。所以大体可以判断为钱锺书没有见过陈寅恪。据侯敏泽回忆说，陈寅恪完成《元白诗笺证稿》后，曾寄给过钱锺书一本。可见他对钱锺书是认可的。蒋天枢20世纪70年代末编纂《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时，曾请钱锺书细校过原稿。

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曾和一些同事有矛盾，其中帮助他的就是吴宓和冯友兰。在钱锺书的去留问题上，吴宓曾与陈寅恪谈过，陈寅恪的意思是此事不能强求。

现在一般认为，钱锺书对陈寅恪的评价不高，主要是依据这样一则史料：

1978年，钱锺书在意大利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曾批评过陈寅恪。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钱锺书那段话是这样的：

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过“杨玉环入宫前是否为处女的问题”，《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笺证中，也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牟润孙曾指出，这个问题并不是陈寅恪先提出来的，而是清人讨论过的一个老问题。它关系到杨玉环是否先嫁过李隆基的儿子李瑁，然后李隆基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了她。这一完全不合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其实关涉到李唐王室的血统、习俗，以及唐代社会习俗里华夷之辨的问题。也就是《朱子语类》中说的“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余英时在陈寅恪去世后所写的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陈寅恪》一文中，也认为陈寅恪的考证是有道理的，不能认为是琐细的、不重要的、无价值的。

钱锺书这里批评陈寅恪，其实涉及了一个中国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问题，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以诗证史”、“诗史互证”。

我个人理解，钱锺书并不是完全否定这种方法，而是不赞成陈寅恪把这种方法较多地用来理解诗歌，特别是不赞成用诗来坐实历史的做法。

至于坊间流传钱锺书看不起陈寅恪的说法，也只是传闻。

汤晏在他的《一代才子钱锺书》中提到杨绛的看法：“锺书并不赞成陈寅恪的某些考证，但对陈的旧诗则大有兴趣，曾费去不少时间精神为陈残稿上的缺字思索填补。蒋天枢中风去世后，他这份心力恐怕是浪抛了。能说钱对陈颇有‘微词而看不起陈吗？我不能同意。”

最后说一点，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钱锺书和陈寅恪都是极有个性的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也非常敏感。1949年以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中，极少不附和时代的，也很少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言不发的，而钱锺书和陈寅恪在这一点上倒是暗合，是比较好地保持了独立知识分子品质的。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过他们写的批判别人的文章。在1949年后，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保持内心的独立和人格的完整是这两个知识分子共同的地方，至于相互间有什么看法并不很重要。

钱锺书比陈寅恪小二十岁，已不是一代人了。钱锺书的专业是文学，而陈寅恪的专业是历史。只是在涉及文学的交叉领域，他们才产生学术上的比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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