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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11日和13日下午14:00，武汉音乐学院滨江校区招就楼一楼报告厅分别举办了音乐学系“两湖讲坛”第33期和第34期活动。此次讲坛特邀上海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刘桂腾先生为我系师生带来《音乐影像志讲义》两场讲座，主题分别为《那里·这里——音乐民族志书写的生熟之道》与《纪事本末/DV笔记——实录型音乐影像语篇的建构》。两场讲座均由音乐学系主任孙凡教授主持，音乐学系孙晓辉教授、徐烨老师、张颖老师、陈心杰老师、向清全老师、郭羿努老师以及我系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
（刘桂腾教授主讲）
主持人孙凡教授向在场的师生们详细介绍了刘桂腾老师的学术专长与主要贡献。刘桂腾老师毕生致力于“一生一事”的学术追求，其研究核心聚焦于萨满仪式音乐、满族音乐以及音乐民族志田野作业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在学术著述方面，刘老师硕果累累，著有《单鼓音乐研究》《满族萨满乐器研究》等多部专著。此外，他还撰写了《中国萨满音乐文化》《中国萨满乐器图释》等著作，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料。
（孙凡主任主持）
在第一场讲座《那里·这里——音乐民族志书写的生熟之道》中，刘桂腾老师首先指出民族志的宏观拓荒时代已告一段落，因此，我们或需从“扶手椅”的角度重新审视，深入挖掘前辈民族志作品中的田野线索与研究方向。从案头工作的“由生而熟”到实地调查的“由熟而生”，再回归至“由生而熟”的案头工作，如此循环往复，方能构成完整的学术闭环。每一个循环的终结，都是新循环的崭新起点。生熟关系的不断转换与演进，正是构成个人田野史的核心要素。刘桂腾老师结合自身的学术研究经历，在一个“三段式”的研究框架内，深入剖析了音乐民族志书写的“生熟之道”，并分享了关于“做田野”与“做案头”两大基本问题的宝贵经验。
（第一讲：那里·这里——音乐民族志书写的“生熟之道”）
“三段式”研究框架第一步为面向田野，由未知迈向想象：“由生而熟”的文献研究工作，在追求田野目标时，常需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面对未知对象，查阅文献资料是高效实用的初步接触方法。第二步为深入田野，由想象走向事实：“由熟而生”的实地调研中，音乐民族志的撰写者应具备自觉意识，避免将田野作业置于预设框架。第三步为回溯田野，由事实提炼阐释：“由生而熟”的文献整合工作，从田野实践回归案头分析，需解除经验与现象的捆绑，实现由生而熟的转变。刘桂腾老师还深入阐释了“三证互释”这一重要概念：通过综合运用书证、物证、事证三种证据形式，对乐器／响器原型进行溯源和谱系研究的一种民族志式多维考证方法。在运用“三证互释”法时，我们既需要从田野调查中获取实证材料，也需要从文献记载中寻求佐证；既要关注活态实物的现存状况，也要追溯历史标本的演变轨迹。同时，更需将研究对象与其赖以生存的文化母体紧密相连，通过人、事、物三重证据链的相互印证，深入揭示“物”的生命史意义。
（讲座现场）
在第二场讲座《纪事本末/DV笔记——实录型音乐影像语篇的建构》中，刘桂腾老师提出，我们当下已经进入了一个“数智时代”，当代的民族音乐学家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文字书写，音乐影像志也逐渐成为一种文本的需要。我们应当运用“两支笔”书写当代的音乐民族志。刘桂腾老师首先放映了名为《用影像记录节日，用节日记录历史》的影像文本，向我们展示了实录型音乐影像致力于“真实性”的重要性，指出影像描写从“客观记录”到“学术表达”是顺应时代发展之需。通过放映的第二个名为《跳布扎（五台山菩萨顶跳布扎实录）》 影像文本，刘桂腾老师指出具有文献价值的实录型影像语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以“存证”（文献典藏、活态传承）和“利用”（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为旨归；以“音乐”为对象（音乐表演、音乐事件等）；以调查人为主导的生产机制；具有“音乐文献”价值的影像书写。
（第二讲：纪事本末／DV笔记——实录型音乐影像语篇的建构）
刘桂腾老师还提到，实录型音乐影像要建立以“调查人”为主导的生产机制。民族志纪录片的生产方式从宏观上可分为虚拟的创作型影片和非虚拟的实录型影片，其中前者是“导演”为责任人，以文学脚本为蓝本而形成的影像语篇；后者则是在田野数据采集、整理过程中形成的影像语篇，拍摄和田野并行，无“脚本”的现场实录，以“调查人”为主导的生产机制。这两种责任机制反映了当下人们对纪录片“真实性”问题的不同认识，也反映了不同的学术理念。同时，刘桂腾老师还强调了同期声的录音方式和长镜头“连续拍摄”的技术路线是音乐影像摄制中行之有效的路径，并介绍了具体实践方法和注意事项。
此外，刘桂腾老师提到了实录型音乐影像的另一呈现方式是“DV笔记体”，即使用影像语言书写并具“笔录”风格的影像文本体裁，围绕一个叙事中心，以时间为经，人物为纬，进行“碎片式”的纪录，致力于事件“背后”成因的深度开掘。刘桂腾老师还对实录型影像语篇建构的方法从生产机制、团队编制和作业方法进行了简短的叙述。最后，刘桂腾老师放映了名为《云朵上·羌族释比调查笔记》的影像文本，并用一句话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实录型影像所具有的重要文献价值和可供广泛应用的学术场景，数智时代的音乐民族志该是“两支笔”的书写。
（现场互动）
通过两场讲座，刘桂腾老师让我们认识到音乐民族志的书写并非简单的记录与描述，而是需要不断地在书斋与田野间往复行走，去寻找、感知和体验那些深藏在音乐背后的文化、历史与情感。同时，讲座也大大拓宽我系师生关于实录型音乐影像文本的认识。为广大师生书写与运用音乐影像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在未来的音乐民族志书写中，我们期待看到更多音乐学者能够深入田野、用心感受，用更加生动、丰富的笔触去描绘那些深藏在音乐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希望能在数智化时代下有更多的民族音乐学学者能够关注和运用实录影像来扩大研究视角、拓宽研究领域。
（刘桂腾教授与部分师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