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3日14:00，音乐学系秋季学期第二期研究生学术沙龙活动在滨江校区自强楼B103如期进行。本期沙龙活动以读书会的形式举办，围绕袁利军教授的新著《勋伯格与“无调性”转型——基于历史、形式及创作思维的讨论》展开研讨，主要涉及“无调性”实质概念、勋伯格的音乐创作思维、作曲技术分析，以及相关跨学科交流等议题。
活动分为作者导读、学生汇报、自由研讨三个部分，作者袁利军教授作为本期沙龙的特邀嘉宾，介绍该著作的核心内容和研究方法。在本期沙龙活动中，八位音乐学研究生和一位作曲系研究生组成七组，分别进行主题发言。出席沙龙的还有音乐学系的汪雨腾老师，以及音乐学系和作曲系的硕士研究生，活动由音乐学系教师盛汉策划与主持。
沙龙由袁利军教授的导读发言开始。他指出，这本书的课题研究以一系列问题为导向展开：勋伯格为何选择“无调性”这样的创作路径？他的创作行为是“转向”还是“演进”？当时他的创作思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并且，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勋伯格的这种“转向”又蕴含着怎样的深层意义？作者还指出，虽然勋伯格音乐中的“无调性”与“调性”之间具有显著的传统继承性，但是，在关注这种继承性的同时，也必然要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异。那么，勋伯格是如何从“调性”逐步走到“无调性”？他的创作思维又是怎样出现的？这都是值得思考的。
袁利军教授在作曲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将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展至音乐历史的整体图景，并借鉴了一些崭新的研究视角，例如把音乐置于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不仅关注作曲技术，还辐射到更多维度的文化与社会因素。因此，这本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单一课题的范畴，而是延伸至对整个音乐史的深刻观照与反思。
在学生汇报的环节，2023级陈阳同学以《基于标题中“无调性”一词的讨论》为题，从聆听音频、概念解释、词源剖析等方面对“调性”与“无调性”进行探讨。他认为，勋伯格与许多作曲家一样，都将“调性”看做是音乐的重要属性，但并不是唯一属性。他表示，“调性”音乐与“无调性”音乐在技术思维上具有相近性，但无法否认的是，就音乐的听觉效果而言，“调性”与“无调性”音乐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音乐类别。从某些方面来讲，“调性”与“无调性”音乐就像是镜子的两面，二者在不同的维度有着不同的优势，单一地、极端地看待“调性”与“无调性”音乐，在现当代甚至是20世纪，都是不合时宜的。
2024级的张沁与潘佳华同学共同发表题为《内涵与外延的交织——谈勋伯格与“无调性”转型》的主题发言。张沁同学表示，作者在书中通过对作曲技法分析，追溯其背后的创作思维及文化意涵，将文化、时代背景与音乐家及其音乐表现相结合，有效避免了“两张皮”现象，展现了音乐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音乐学分析理念在学术写作中的重要性。这种写作思路为音乐理论学子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思考。潘佳华同学也认为，其中的“历史”关乎文化层面，“形式”关乎音乐层面，创作思维关乎作曲家的个人思想。作曲家受其生活环境影响所形成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到他对音乐形式的看法，并决定了音乐形式的发展。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具体的作曲技法，抽象出作曲家的创作思维方式，并寻找到潜移默化影响到作曲家思维方式的文化因素。
2024级瞿易洋同学的发言内容总体围绕勋伯格承接勃拉姆斯的创作思维，延伸至德奥体系下的创作思维变化，以及关于早期音乐与20世纪的音乐创作。她的题目为《继承·积淀·嬗变——德奥音乐体系下的勋伯格音乐创作思维》，认为勋伯格创作“无调性”，是因为当传统的形式与表达的需要产生了冲突，为了达到更高的目的，脱离了“调性”原则，在作曲传统中找到了音程的创作思维，最终走向了无调性或泛调性。她在最后表示，当我们认为勋伯格的音乐是对“调性”的反叛，其实是复兴前调性时期的创作思维，并走向了与传统调性思维不同的另一条创作思维之路上。当我们认为20世纪音乐是前卫、声称自由，打碎一切，走在无所畏惧、全然不同的道路时，其实也不可避免地被历史牵制着。
2023级的梅语同学以《音乐的“一致性”：从勋伯格“极简化”的基本要求到菲利普·格拉斯的简约主义共鸣》为题，以勋伯格在走向全面动机化后形成的一种“极简化”形式为线索，探讨音乐中的“一致性”原则。整条线索从勋伯格的“极简化”形式，到强调逻辑组织，具有统一的手段，由此将音乐的“一致性”作为作曲理论和音乐思想的规划，再从“一致性”中看到之后作曲家，特别是以简约主义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为代表的创作观念的共鸣。她认为，勋伯格“无调性”创作的背后，体现的是他看待作曲的一种角度。勋伯格走向“无调性”并不是反叛，他只是在这一时期，看待传统音乐创作的态度发生变化，而他这种态度也代表了后调性时期的作曲家们看待创作的观念和追求的新的表现形式。
2023级的陈慧慧同学聚焦于世纪末以勋伯格在内的犹太艺术家群体的重要历史推动作用，她的发言题目《世纪末“现代艺术”：勋伯格及犹太艺术家群体的推动力》，回答了以爱因斯坦、维特根斯坦、茨维格、克姆雷特、马勒、布洛赫、伯恩斯坦和勋伯格等为代表的各领域犹太学者和艺术家群体，在这一时期为何能够展现出如此强大的推动力。她表示，世纪末这个时期被视为一个孕育无限可能性的时代，艺术家们开始以颓废和抵触的情绪表现这个时代，进而引发对现代科技和社会问题的反思，这种反思孕育了现代主义艺术。这个时期同样也为犹太艺术家们的创作革新提供了可能性。他们在艺术创作中更加大胆，不拘泥于传统，从而推动现代艺术的变革。
2024级温天慧和叶康宁同学共同发表题为《从理念到音符：探讨哲学思想与作曲技术的内在共鸣》的主题发言。温天慧同学表示，哲学思想与作曲技术是作曲家与哲学家基于对现实的理解而产生出的认知成果，这种成果是引领社会价值观走向的手段。因此，作曲家与哲学家作为主体，在产生认知成果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共鸣，而这种共鸣的来源，一方面是来自内在的需要，另一方面源自外在的表达。勋伯格的创作是在内在冲动与理性构建下完成的，由此得出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会经历灵感的突发与理性的思考。叶康宁同学也表示，基于以上探讨得出两点启示，第一是关注作曲家与文化环境的互动，这种文化环境一方面是哲学环境，另一方面是姊妹艺术环境。作曲家的创作、感知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哲学或其他艺术的浸润，并在艺术中反映出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因此我们可以以小窥大地洞察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价值观念哲学思想以及审美取向。
最后，由来自作曲系2023级作曲技术理论和声专业的张洪毅同学发表题为《“序列技术”与“集合思维”的双重逻辑验证——以勋伯格〈加伏特舞曲〉为例》的主题发言。张洪毅同学从作曲技术分析的角度出发，围绕序列音乐作品的创作与分析展开思考。基于序列作品的基本规则，他提出一系列问题：在实际运用中，作曲家是否真的会严格遵守序列音级的有序，来体现序列技术严密的逻辑性？还是会在遵从音高的原序基础之上，根据具体的写作目的、表现内容来做适当调整？由此，他聚焦于勋伯格的具体作品当中，通过分析勋伯格对序列技术的实际运用，探讨其创作中所呈现的特点。他表示，在勋伯格的十二音作品中，其“序列技术”与“集合思维”展现出了双重逻辑性的精妙融合，这一融合能够证明他在序列写作阶段与自由无调性阶段的创作思维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非孤立或割裂的关系。
在自由讨论环节，同学们围绕“音乐的可听性与不可听性”“音乐的可理解性”“无调性中的‘调性’概念问题”“勋伯格中的神秘主义”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积极提问，踊跃发表自己的观点，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对此，袁利军教授耐心细致地进行了解答，并进一步深化了讨论内容。汪雨腾老师也在研讨中表示，在我们长期处于听调性音乐的状态中，接触无调性或后调性音乐时，需要理解其背后的逻辑构建。袁利军教授进一步说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曲家在探索音乐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不断的尝试与创新；有些作曲家不仅在技术层面进行探索，还致力于突破音乐领域的边界，推动跨领域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拓展音乐创作的可能性。
本期学术沙龙无论是在学术话题的深度探讨上，还是方法论的交流研讨方面，都激发了在场师生的积极讨论。作为武音音乐学理论研究生教学的一项常设学术活动，学术沙龙一直致力于为同学们提供一个展示学术风采、活跃学术氛围的平台，同时也丰富了研究生课程的形式。本次沙龙以读书会的形式开展，不仅限于音乐学专业，还吸引了作曲系的同学参与，共同探讨学术前沿议题和理论命题。通过这种跨学科、跨专业的交流与碰撞，拓展了不同专业领域间的知识视野。
在这个意义上，袁利军教授的著作《勋伯格与“无调性”转型——基于历史、形式及创作思维的讨论》为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分析以及作曲理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宝贵契机。这一活动不仅促进了多领域的学术对话，也探索了如何在研究中实现跨领域的协作与沟通，为研究生们在未来的学术发展中提供了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