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论中国“十七年”美术片音乐在国家意志下的发展起落

王萌，中国传媒大学2022届博士，武汉音乐学院讲师。

音乐学学者居其宏认为，“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发展道路证明，政治因素对于音乐艺术的支配性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①历史的不可复制性显示出“十七年”美术片及其音乐发展具有这段时间的独一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20世纪中国音乐史，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及其在我国音乐实践中的运用史和演变史。”^②这意味着只有在充分了解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才能认识到“十七年”的政治因素与意识形态对音乐，乃至文艺发展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从而对这一时期美术片音乐的创作与发展进行全方位剖析。

“十七年”特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是中国美术片这类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影片数量大幅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形成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虽然美术片在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但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起伏的政治局势。因而美术片带有独特的时代印记，其在国家意志下发展沉浮。综合政治、音乐、动画的发展史来看，“十七年”美术片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至1956年，是美术片的初创与探索时期，同时动画界也开始了对“中国学派”^③的自觉建设。第二阶段1957年至1966年，属美术片的创新与平稳发展期，水墨动画片、剪纸片、折纸片均诞生于此时。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美术片逐渐脱离苏联、美国的影响，自身创作日益多元化、自主化，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中国的文艺政策深刻影响着同时代的音乐实践，而文艺政策与音乐实践活动又深深作用于“十七年”美术片音乐的创作。居其宏认为：“在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史上，真正发生音乐观念、音乐风格大转型的，百余年来只发生过两次—其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传统音乐向专业音乐的转型……然而铁的事实证明，这两次伟大战略转型的原动力，恰恰不是来自音乐艺术本身，而是得益于政治因素的强势推进。”^④

“十七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时期。这一时期总的文艺目的是：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国家的文艺路线是大力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20世纪60年代，随着阶级斗争讨论逐渐热烈，文艺的政治属性进一步合法化。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意志就显示为制定一系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对文艺创作进行更强有力的干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意志决定了包括音乐、电影在内的中国文艺的总体走向。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文艺工作者怀着高度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在工作当中最大限度发挥着主观能动性，大胆进行各种尝试，塑造出丰富饱满的艺术形象和品种多样的艺术作品，形成这一时期的总体风貌。

“十七年”时期中国文艺界呈现出起起落落的曲折发展态势。经过前几年的铺垫，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为我国文艺发展从政策上开启良好势头。党和国家一方面提出要批判地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做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要求学习外来的先进文化，实现“洋为中用”。“双百方针”体现出党和国家鼓励学术创新、倡导学术自由的目标与决心，也展现出我国对苏联模式中盲目排外的文化政策的突破。“双百方针”在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受到知识分子的一致欢迎和高度评价，此前文艺运动给文艺工作者带来的创作枷锁在很大程度上予以解放。但从1958年起，反右派斗争、“大跃进”等运动使“双百方针”遭遇寒流，文艺创作进入低潮。直到1963年，“双百方针”的复苏与“文艺八条”的出台，使国内文艺发展找回正确方向，重新回归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文艺八条”提出要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指出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这使得音乐界的总体氛围出现松动现象，音乐艺术的独特规律重新受到尊重，音乐界得以恢复活跃。美术片也在文艺政策引领下达到第一次发展高潮。

此外，“向苏联学习”的思想热潮对“十七年”文艺发展影响深远。“建国初期的外国音乐研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研究的重点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⑤苏联对国内音乐发展全方面的指导与建议，使建国初期的音乐进一步发展，并给之后的音乐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正如居其宏所说，政治因素对我国音乐艺术的发展有着支配性作用。“十七年”间特殊的社会背景及曲折的文艺政策，给这一时期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发展各方面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总是影响文艺政策的变动。社会经济的恢复与蓬勃发展期，文艺政策就相对松动、自由；社会经济的低迷期文艺政策往往紧张、保守。树立并执行正确的文艺方针时，文艺创作受到鼓舞，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得以诞生；当左倾思想极端发展，正确的文艺方针被暂时搁置，艺术创作规律被排斥，文艺创作便受到压抑。

“十七年”美术片是国家意志下的文艺实践，其音乐与国家意志的融合集中体现为音乐的民族化、交响化、大众化艺术特征。

“十七年”美术片除形式、语言、题材、音乐方面“民族风格”之外，在更深层次的艺术审美和文化底蕴方面均达到发展高潮，这是中国民族动画电影探索达到顶峰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美术片音乐呈现出民族化特征是必然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20世纪40年代形成于延安，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发掘、采集、整理工作的思想在建国后得到继承，再加上“双百方针”对传统文化的强调，音乐界形成了挖掘民族民间文化的音乐创作思潮。其次，中国建立初始，急需树立新的国际形象，美术片将中国文化浓缩其中，民族化特征的音乐配合影片，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走出中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展现中国国际形象。再次，音乐界“古为今用”、挖掘传统文化的整体创作氛围对美术片音乐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专业音乐作曲家和音乐学院毕业的年轻一代作曲家，创作思路皆受音乐整体创作氛围影响，进而形成民族化的美术片音乐特征。从次，音乐家的自觉探索。凭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弘扬民族文化的高度责任感，作曲家将个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融入创作中，自觉探索美术片音乐的民族化写作，并运用到作品中。最后，美术片音乐的民族化也与剧情需要有关。在表现民族文化主题的影片中，融合民族风格的音乐拥有无可比拟的艺术渲染力。另外，传统音乐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美术片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相辅相成，促进美术片及其音乐在社会中的传播。

如果说美术片音乐的民族化是社会发展与艺术自觉探索的必然结果，那么交响化就是建立在一定政治要求之下的必要探索，以及艺术家自身在多种艺术风格融合下的创新尝试。“十七年”美术片音乐呈现出交响化特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艺术发展的本质是不断创新。在掌握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是音乐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借助西方作曲技术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革新，是当时音乐创作中的另一股思潮，而西方作曲技术也促成了这一时期音乐的交响化发展。其次，作曲家自身对艺术创作的追求。交响化的音乐创作是作曲家对多种创作风格的尝试，亦是自身写作经验的完善，体现出音乐家们的创作自觉。交响化音乐风格通过美术片这一传播介质，向受众播撒音乐的多元化种子，观众通过音乐与画面的结合对作品产生美的愉悦，又反过来促进音乐创作的交响化写作。再次，“双百方针”中对“洋为中用”文化方针的提倡，学习西方音乐思潮以及当时“向苏联学习”在音乐建设中的发光发热，为美术片音乐的交响化提供政治与社会文化背景铺垫。最后，符合剧情需要。政治讽刺片如《谁唱得最好》《龙虾》《太阳的小客人》《鸽子》等，片中对西方音乐元素的运用更多出于剧情需要，西方风格的音乐更能辅助剧情发展，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十七年”美术片音乐的交响化呈现，虽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治与影片剧情制约，但其艺术价值不应被覆盖。在这期间，虽有批评声音与抵制西方音乐的片面评论出现，美术片音乐的交响化发展受限，但音乐家们的创作热情并未因此消退，涌现出多部具有交响化特征的美术片音乐作品。如果说民族化是包含音乐在内的文艺各界的自觉探索与必然结果，那么交响化就是建立在一定政治之下的必要探索，亦体现出音乐家对多种创作风格的尝试与创新精神。

美术片是政府向广大社会群体传递信息的媒介之一，其音乐必然具有大众化特征。1953年年底，《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中提出，“电影艺术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对群众教育和文化娱乐的重大作用”^⑥。电影作为思想教育工具和人民文化娱乐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得到确立，“十七年”美术片音乐的大众化也得以彰显，原因有以下：首先，不管是建国初期“美术片要为儿童服务”的方针口号，还是后来改为“美术片主要为儿童服务”^⑦，都表明美术片的主要受众群体是青少年儿童，因此，创作符合青少年儿童喜爱的音乐形式十分重要。正因如此，美术片音乐具有平易近人、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艺术特征。其次，建国后，美术片在娱乐之外，还承担着教育作用，这就意味着它要主题鲜明、简单易懂。音乐服务于剧情，与影片主题相统一，坚持创作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群众作品，影片的教育意义通过音乐，尤其是歌曲的传唱表达出来。电影是最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之一，美术片作为电影中的一个片种，其受众包含各层人民群众，雅俗共赏的大众化音乐成为美术片创作者们必须考量的因素。

因此，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⑧的指导思想下，汲取传统音乐养料，向苏联音乐学习以及学习西方音乐的浪潮影响着中国作曲家的创作理念。在注重中国传统音乐中旋律位置的同时，结合西方作曲技法，如和声、复调、配器以及交响乐团的融入，即“在保留中国传统音乐旋律风格的前提下与西方经典作曲技术相融合，以及探索将西方乐器、西方音乐体裁‘民族化’的‘共性写作时期’”^⑨。

吴应炬为《一幅僮锦》创作的音乐即表现出民族化、交响化、大众化交织的艺术特征。该片获得捷克斯洛伐克第十二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荣誉奖，片中歌曲均为五声性旋律音调，在多声部编配中体现出复调技术的运用。其中第四首歌曲《僮家生活多美好》综合运用支声型织体与对比型复调写作，在支声型织体中，又构成以同向进行为主的和声式主调写法。影片第37分15秒处使用蒙太奇手法，将“牛羊活鲜鲜，花儿红艳艳，小鸟枝头舞，太阳当空照”的歌词穿插进“太阳宫众仙女织锦”的画面中，体现出画面与歌词的统一性。这首歌曲为A宫调式，但未出现羽音，曲调轻快、优美，是一首混声四部合唱，洋溢着老三找到僮锦、众仙女织锦的平安喜乐。整首歌曲可分为两段，第一段由女高音和女低音的演唱，两声部以基本相同的节奏进行纵向支声，以四度、五度音程的同向进行为主，具有鲜明的支声型织体特征。“分声部式支声型合唱，广泛存在于我国的民间合唱当中。”^⑩支声型织体是壮族民歌中典型的多声部合唱形式。从第34小节开始，乐曲由支声型织体的复调写作变为模仿式复调。经过8小节的严格模仿后，变回支声型织体的复调，两声部间时“合”时“分”，最后以“合”收尾。间奏过后，男高音、男低音加入合唱，构成完整的四部混声合唱，综合运用支声型织体与对比式复调写法，在节奏、旋律、结构中构成对比，呈现综合的复调写作手法。这首歌曲在片中共出现两次，第一次在太阳宫众仙女织锦处，且只出现第一段女声演唱的段落。第二次则在片尾，男声的加入配合全村人民载歌载舞的欢庆场面，传递热闹、欢腾的音乐氛围，混声合唱配合歌舞带出浓郁的壮族风格，显示作曲家对中国音乐韵味与西方复调技术的综合运用。

谱例1《侗家生活多美好》片段^⑪

据笔者统计，1949年至1966年间的文艺类美术片共117部。其中，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文艺类美术片有114部，其余则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和以个人为单位出品的美术片。音乐作为美术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民族化与交响化交织、兼具大众化的兼收并蓄创作特征。“中国学派”动画的出现及其国际地位的确立，使美术片在这一时期达到建国后第一次发展高潮。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次美术片发展高潮的形成与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如前所述，“十七年”时期社会环境总体相对安定，国家政治经济向前发展。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一五计划”等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经济在逐步恢复中稳步向前，文化呈上升发展趋势。国家对音乐教育及其制度的改革，尤其是专业音乐院校与师范类高校音乐系的建立，都大大促进了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而电影音乐作为这一时期逐渐兴起的音乐创作体裁，理论与实践并进，优秀的作品层出不穷，关于电影音乐的学术探讨也开始出现。此外，各电影厂与电影工业企业的相继建立，为美术片的制作提供前提条件与技术支持。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十七年”美术片创作思想以丰富的民间艺术与传统艺术养料，不同元素、艺术类型、表现手段以美术片形式展现，绽放出新的光芒。在音乐方面，戏曲、说唱、民歌、器乐等民族民间音乐均为美术片音乐写作提供了丰厚的养料；美术方面，剪纸、木刻、国画、壁画、年画、泥塑等多种民间艺术形式为美术片的人物形象、服饰、背景、动作设计等提供借鉴与参考；木偶戏、皮影戏等民间综合性艺术也为美术片制作带来启发。优秀传统文化对“十七年”美术片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形式层面，也体现在内涵层面。中华文化所蕴含的中和之美，和对山水意境的写意追求，无不体现在这一时期美术片制作的精神内核中。

再次，“十七年”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为文艺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为贯彻这一方针，电影局从指导思想、领导、体制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取得积极成果。艺术家也积极拥护“双百方针”，形成良好的文艺氛围。据笔者统计，1949—1956年共出产24部美术片，其中，“双百方针”提出的前后两年间，美术片产量明显上升，共出产13部作品，为美术片发展高潮的到来埋下伏笔。1959年“大跃进”后，各行各业兴起“技术革新运动”，中国独有的水墨动画也应运而生。1957—1966年美术片产量大幅度提升，共有93部作品出产，剪纸片、折纸片、水墨动画片等片种均诞生于这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双百方针”的提出，60年代“文艺八条”出台与“双百方针”复苏，尤其是60年代后，以50年代技术的积累与成熟为基础，“文艺八条”催生了一批内容丰富、形式多元、高艺术质量的美术片作品，如《等明天》《大闹天宫》《牧笛》等，作为优秀美术片音乐的代表，其创作皆立足传统音乐，结合西方作曲技术，促成建国后美术片第一次发展高潮的到来。

从次，在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政府为包含美术片在内的电影产业提供人才、资金和技术支持。“十七年”时期国家对美术片行业进行大力扶持，安排作曲家如丁善德、陈歌辛、黎锦晖、吴应炬、段时俊等人到电影厂担任美术片作曲，他们为“十七年”美术片音乐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丁善德创作的《神笔》，为美术片音乐民族化写作树立了典范，陈歌辛在《骄傲的将军》音乐中，对传统戏曲、古曲以及五声性调式的综合运用浑然天成；后辈作曲家如吴应炬、张栋、段时俊等上海美影厂作曲组成员，更是将创作热情投入到美术片音乐创作中，众多优秀作品层出不穷。此外，计划经济的制作条件使得政府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来帮助美术片创作，尤其在资金方面，由于国家调配，资金较为充足，美术片工作者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和“十年磨一剑”的制作标准，从编剧、导演、制作、音乐、人物造型等各个层面，皆属上乘之作。从国际角度看，中国也需要美术片这一当时流行的动画艺术形式，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创作出能代表本民族的艺术形式“走出去”，树立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国际形象。

复次，艺术家出于对艺术的追求和对本民族的热爱，自发弘扬民族文化。建国后国内社会环境相对安定，艺术家怀着对祖国繁荣发展的热切期望和历史使命感，投身艺术创作。美术片工作者在实现自身艺术抱负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艺发展。不少艺术家加入到美术片创作的队伍中，如程十发、吴山明、方济众、张光宇、华君武、李可染等，形成包含人物造型、动作设计、背景画面在内的独具东方审美视觉特征的“中国学派”动画影像。此外，“万氏兄弟”、特伟、严定宪、阿达、钱家骏等杰出的中国动画人早年都从事绘画事业，具有精深的传统美术修养，经不断积累，最终达成“十七年”时期美术片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综上，“十七年”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当时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国家政治经济向前发展，“双百方针”与“文艺八条”为文艺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政府为包含美术片在内的电影产业提供人才、资金和技术支持。广大美术片工作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厚养分，融会贯通，国家也借助美术片传播东方文化，树立国际新形象。此外，艺术家自身对艺术的追求和对弘扬民族文化的自觉性，使得这一时期的美术片制作精良，值得考究。各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进，最终促成中国美术片在“十七年”形成第一次发展高潮。而美术片音乐作为“十七年”音乐与电影发展的交叉点及现代音乐中的一个分支，继承了专业音乐创作使用民族化的写作方式、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创作思想，注重听觉与视觉的结合，用民族化、交响化、大众化的音乐语言结合现代动画形式，极具学术价值。

“十七年”美术片音乐在国家意志的引领下，体现出民族化与交响化交织、兼具大众化的创作特征，其创作群体既保持各自鲜明的创作风格，又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除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作曲组的组长吴应炬外，较有代表性的作曲家还有丁善德、桑桐、陈歌辛、黎锦晖等专业音乐作曲家，以及黄准、张栋、陈钟驹、段时俊、张林漪、张筠青等新鲜力量。

在专业音乐作曲家中，丁善德谱写的《神笔》在管弦乐队编制下流露出浓厚的民族音乐情怀，五声性的旋律与大小调和声的综合运用，是20世纪50年代木偶片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在马良被打入大牢，帮助同样困在牢中的无辜百姓出逃时的音乐，其旋律加入半音和调外音的使用，二度的旋律进行与和弦的模进令音乐更添紧张气氛。在这段小调音乐中，“主—下属—属”的功能进行十分明确，旋律则是明确的五声性。另外，这段场景音乐中最有特点的和声进行是节奏。这段旋律的节奏型紧密，和声进行的节奏则较宽，疏密结合使旋律的紧张感与和声进行的宽度形成强烈对比，进而产生音乐发展动力。音乐中七和弦、尤其是减七和弦的运用，增强了音乐的紧张度。音乐内在动感的建立不仅在于横向旋律的节拍与节奏走向，更在于和声的纵向紧张度，而和声进行所造成的协和与不协和、矛盾与稳定、冲突与解决等音乐内在动感，使得音乐得到展开与运动。

《骄傲的将军》是陈歌辛“十七年”美术片音乐创作的代表作，片中通过对民间器乐、民间歌曲、戏曲音乐、古曲的改编以及五声性音乐风格的展现，音乐与人物角色、背景风格等融合京剧和传统建筑之美，体现出浓郁的民族化风格，是“中国学派”动画的开山之作。从片头表现将军武艺的音乐主题具有鲜明的五声性音乐特征，到将军与食客饮酒时加入昆曲元素的音乐风格，再到片尾对古曲《十面埋伏》的改编，显示出作曲家在作品中采用多种传统音乐元素并恰如其分的使用。

黄准为美术片《小猫钓鱼》创作的主题曲《劳动最光荣》经久不衰，歌词中“劳动最光荣”这一价值观的产生和传播，与建国初期确立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有着密切联系，显示出国家意志引领下的美术片音乐创作特征。

吴应炬作为美术片音乐创作新力量的集大成者，“十七年”间创作二十余部作品。他擅长主导主题的构思与创作，通过音乐准确刻画特定人物形象；为角色形象选择特定乐器，通过不同乐器的音色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其创作特点主要有三：第一，五声性主题动机的设定与民族民间音乐元素的运用。吴应炬善用主导主题的写作手法并在片中反复使用，从视、听两方巩固音画形象。如果说音乐技法是民族化的具象表现，那么其中蕴含的思想性与哲学性则是对民族化高度概括的抽象表达。仅《大闹天宫》一片中，就运用了京剧、昆曲和广东粤剧的音乐素材，《猪八戒吃瓜》中的眉户调，《牧笛》中江南水乡的音乐风格，《一幅僮锦》《孔雀公主》等片中的少数民族音乐元素，都在吴应炬笔下走向国际。第二，中西合璧的音乐创作方式。在保留民族音乐中的核心元素前提下，再用西方作曲技法做具体呈现，为传统音乐注入新鲜气息。来源于传统又区别于传统音乐，音乐中的传统元素与西方作曲技法发生碰撞，即西方音乐民族化、民族音乐国际化。这种创作方式最鲜明的体现即是《牧笛》的创作（见表1），牧笛中对古色古香的江南音乐的运用，结合西方和声中的传统技法，副属和弦、下属功能和弦组等大三、小三和弦的色彩交织使音乐富于色彩变化与音响对比，变音所造成的调性游移使音乐内在和声推动力在全片无对白的情况下，有效推动剧情发展，完成音乐的线性叙事。第三，作曲家保持自身个性与风格，构建自己的音乐语言。美术片是视听结合之艺术，其音乐不仅要与画面、内容、影片主题相统一，更凝聚着作曲家对影片的思考感悟与情感表述。吴应炬将西方作曲技法与民族音乐语言相结合，树立起个人的独特民族音乐语汇与写作风格。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⑫“十七年”美术片及其音乐的发展，正是从顶层文艺政策到一线音乐实践展开的一场关于中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益探索。美术片将融合传统文化的美术通过电影技术“动”起来，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首要体现，其中，最为标志性的体现即为水墨动画片。水墨动画片是搭建在传统水墨画之上的技术创造，绘于平面上的水墨画通过技术呈现于动态的影片中，是传统艺术与现代动画技术的创造性结合。水墨动画是根植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上的创造性转化，它的独特神韵与写意风情使他国无法模仿。此外，剪纸片将平面的窗花、剪纸等民间艺术付于立体呈现，雕镂刻剪的人物、背景设计风格在技术的支撑下动了起来，更加鲜活也更具现代性。

“十七年”美术片音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对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发展。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民间器乐、民歌、民间歌舞等多姿多彩的传统音乐在影片中被不同程度地展现，作曲家对传统音乐元素的吸收再书写，正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二者的文化碰撞为传统音乐注入新鲜气息，在创作中融会贯通，共同组建独属本民族的独特音乐语汇与写作风格。这类音乐来源于传统又区别于传统的创新性发展，得到各方听众的共情，也更符合当下年轻人追求新鲜事物的听觉喜好。

“十七年”美术片音乐所带来的第二个启示，是有关艺术与技术的思考。钱学森曾表示，人类的文艺活动始于技术艺术。美术片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技术的融入拓展艺术的传播途径与传播范围，推动时代文艺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在技术与艺术融合而成的艺术形式中，艺术需处主导地位，技术必须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艺术不能让位于技术。“十七年”美术片及其音乐对技术与艺术结合之“度”有着敏锐把握，也因此成就其第一次发展高潮。回首历史，文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技术的更新，科技的发展为文艺表达提供各种载体。美术片作为电影的一种特殊形式，同属集视觉与听觉为一体的传媒艺术，因而成为当代人类社会中重要且常见的审美对象，对人类艺术的格局和发展走向有着深刻影响。当下，包括美术片在内的动画电影，在运用最新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应始终尊重艺术性与审美性，合理把握二者结合之“度”，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技术作为辅助以更直观、形象的方式传达出艺术思想，在科技的加持下美术片仍属艺术作品，对声画关系的考量亦体现出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艺术不能让位于技术，始终保持作品的艺术性，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是“十七年”美术片音乐对当下文艺创作的第二点启示。

“十七年”美术片音乐发展，不仅是从顶层文艺政策到一线音乐实践展开的一场关于中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益探索，更体现出国家以精品创作引领大众文艺发展的指导思想。回望“十七年”，在政府的引领下，美术片制作从上至下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其音乐受到专业音乐创作领域影响，兼顾专业性与大众性，被群众广泛接受却不失艺术性和审美价值。这一时期文艺发展虽相对受制于政治，但政府作为“把关人”，显示出国家意志对大众文艺的引领。以网络文艺为例，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网络文艺急速崛起，短视频、网络歌曲、网络文学等作品在大众文艺中占据着绝对比例。市场经济体制下，出于利益考虑，社会对网络文艺的迎合多于引领。“把关人”职能的模糊化使大量未经筛选的网络文艺作品在不同年龄、文化阶层的受众群体中广泛传播，作品水平良莠不齐，从中传达出的价值观与审美趣味更亟待提升，尤其是对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尚未成形的青少年儿童，他们面对参差不齐的网络文艺作品缺乏辨别能力，容易受到不良影响。从“十七年”美术片发展与当下网络文艺发展的对比中不难发现，大众文艺的发展对大众审美趣味有着直接且重要的影响，对于包含网络文艺在内的大众文艺，一味的迎合必然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歪曲与大众审美趣味的下降，从而影响文艺的正常发展。文艺创作群体、社会媒体等群体，应对当下网络文艺等大众文艺形式进行反思，继承“十七年”时期国家意志对文艺发展的引领思想，坚持以精品创作引领大众文艺发展。

总体而言，受政治、经济、文化、音乐创作思潮等多重因素，“十七年”美术片音乐拥有民族化、交响化、大众化交织的创作特征。在“十七年”计划经济时期，美术片音乐充分得到重视与发展，逐渐向专业化发展，体现出国家意志引领下的文艺发展路线，这不仅是时代的印记，更具有艺术性与审美性。在配合剧情发展的前提下，美术片音乐体现出对艺术本体的高层次追求，不仅造就音乐风格的多变，更呈现出那个年代独特的审美特征。因此，“十七年”美术片音乐是在国家意志引领下自上而下的文艺发展。回望历史，创作者应继承“十七年”国家意志对文艺发展的引领思想，并对当下大众文艺形式进行反思，继续以精品创作引领大众文艺的发展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