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利军｜何以成“乐”，何以听“懂”？ ——对西方经典音乐艺术特性与聆听方式的审思

“西方经典音乐”在英文中的对应词应该是Western classic music，这一词在中文语境中也经常被译成“西方古典音乐”，用来意指西方音乐史上流传下来的诸多专业音乐家创作的专业艺术音乐，有时也会将之称为“西方艺术音乐”，或者“西方严肃音乐”、“西方高雅音乐”。而实际上，尽管英文classic一词本身也可译为“古典”，但其实它在此处应更多有“经典、典范、建立了标准、原则和传统”之意，于是将Western classic music译为“西方经典音乐”也许更能体现出这类音乐历经的沧桑和经历的时间洗礼，能反映出这类音乐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所带来的特定意义。再加上，西方音乐的历史中本身就存在着“古典音乐时期”一说（即18世纪中下叶在启蒙运动思潮影响下产生的音乐流派），因此，“西方经典音乐”的译法应更为合适。实际上，这类音乐从产生、发展到传承的确历经波折、筛选和考验，仍然经久不衰，在现今的音乐会舞台或是各类剧院的舞台上频频上演，的确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典”。

“西方经典音乐”作为舶来品，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听者来讲，对其的聆听的确存在着一定的“文化隔阂”。这一“隔阂”不仅体现在大多数中国听者对外来乐器的音色、外国语言以及外国音乐中附属的“文化”有一定的“陌生”意味（尽管现今中国学习外国乐器、外国语言以及外国文化的浪潮是十分高涨的，但这一“陌生”恐怕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体现在中国听者在对待外国经典音乐时所采取的一些浮躁的，甚至错误的态度，比如一味地追求所谓“聆听量”，而忘记了音乐这种美好的艺术真正的功能之一其实是为了给人带来感官上的享受；还比如为了证实“自己听过”，听音乐时只听开头片段，或者其中某个主题，而全然不顾音乐作品的有机完整性以及作品中持续的戏剧性流动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其实才正是西方经典音乐真正的内涵所在）；更严重的现象甚至还会约定俗成地将西方经典音乐划定为难懂的艺术门类而束之高阁，或者将之划定为高尚的艺术门类少而闻之；等等。

由于西方经典音乐的产生是源于作曲家的专业创作过程，并且有着自成体系的技术手段作为支撑，造就了这类音乐成为较复杂的、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音乐，而非那类简单的、仅靠“口传心授”即可得以完整传承的音乐，所以在聆听它们的时候似乎也不仅需要有一般的感性体验，更需要有历经训练的、特定的理性逻辑方式。比如一个完全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人也可以去听复杂的交响乐作品，但是相比于学习过曲式、和声、配器与乐理知识的人而言，它们的理解可能只能止步于在感性基础上的聆听（他们可能会被音乐打动，但却很难说出其中的缘由），而并未对交响乐的内部肌理及网状构造有更深入的挖掘。

对于如此复杂、“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音乐，我们究竟该如何去聆听？听到如何的程度又才算听“懂”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甚至对这一问题本身，就有很多人加以质疑。有人认为，音乐是拿来听的，有听即可，听完之后喜欢与否也应是自然而然的流露过程，并非“强加于身”的刻意活动；有人认为，听西方经典音乐必须要先了解这些音乐的创作背景、作曲家在此阶段的心路历程才能听懂，否则是不可能懂的；还有人认为，喜欢音乐与“懂”音乐并无关联，喜欢是发自内心的行为，而“懂”是一种偏理性的思维方式……

实际上，听音乐本不应是一个“艰涩”的过程，不应像做算术题那样一步步地经过换算、推进最终得出答案，而应是一个“注重体验”的过程。“音乐是否让你感到舒适”应作为衡量音乐是否优良的标准之一。但反过来说，这又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尤其对西方经典音乐而言，听音乐除了体验之外，如果要想对其有更深层的把握，那就需要有较理性的方式渗入，甚至需要对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并演绎，才能更好地了解之。

不妨将这一聆听的过程划分成几个“由浅入深”的层次，以此来更加清晰地阐明笔者的这一论点。聆听西方经典音乐应该是存在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的，由此才需要对其反复聆听，认真体验，仔细推敲。听音乐的第一层级应是在听完之后对“音乐是否打动了你”这一问题的回答。当你听到任何一段音乐（甚至是任何一个声音）时，你的心和身体都可能会被打动，比如大部分人在听肖邦的《夜曲》时会感觉舒适；在听到动感的节拍时身体会跟着晃动，等等，这说明音乐打动了你（当然，“是否真的打动了你”恐怕只有听者本人才最清楚）。听音乐的第二个层级应该是识别和辨别的过程，比如经过一定的训练后，听者能辨别出单簧管和长笛的声音；或许听者能听出这个音乐片段是莫扎特《g小调交响曲》第二乐章的开头，或者是普契尼《蝴蝶夫人》中的某一段音乐。要达到这一层级其实是很容易的，甚至不需要对音乐作品进行完整性的聆听，听某一个片段就可以了。第三个层级，我认为应该是对完整音乐作品的宏观把握。不管这部音乐作品有多长时间，有多大规模，听者至少应完整、认真地将音乐作品听过一遍以上，能够勾勒出此作品的大致框架，以至于在之后的聆听过程中能很好地把握这一结构框架，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对作品的每一部分进行分段聆听，并把握音乐中更多的精妙之处。前三个层次都是建立在“听”这一感性基础之上的，也是大部分听者能够仅靠“听”就能把握的几个层级。

第四个层级就需要对音乐作品的乐谱进行更细致的把握，“看着乐谱聆听”是基于将此音乐听过几遍之后，有了乐谱的辅助，听者能更直观地“观察”到作曲家的良苦用心，及在音乐作品中的很多特意的处理。之后，听者可在乐器上对此音乐作品进行演绎，亲身加入到这一音乐的发生过程中来，这是另一种体验音乐的方式，即第五个层级。经过这些阶段后，再来听这一音乐，相信能有更深的体会，此时如果再去了解一些关于此音乐作品的“背景”情况，相信定会更好地了解音乐作品中的内涵所在，可能也达到了古人所说的“庖丁解牛”的效果，这是第六个层级。当听过大量音乐之后，音乐爱好者会以一种说不出来的方式感受着音乐，被音乐打动着，产生着共鸣，听赏的最终目的不为还原音乐作品的创作初衷，而是为了感受这一被打动的过程。此即第七个层级。

很多人对听西方经典音乐感到“无从下耳”的时候，都期望从音乐的“外围”找到突破口，比如去了解作曲家创作这段音乐的初衷是怎样的、这段音乐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以为这样便能够帮助自己听懂音乐，其实不然。对音乐的真正理解，应该是听者确实对音响本身产生了感应或共鸣，而非其他途径。反过来说，了解这些时代背景和作曲家的情况，有时确实能帮助听者了解这段音乐的产生过程，也能激起听者听音乐的兴趣，但却不能帮助听者确确实实地听懂音乐。甚至，如果不加以引导，这些时代背景和作曲家的情况还会限制听者在听音乐时发挥正常的想象力，对其产生一定的“误导”作用。

目前，国内音乐院校对西方经典音乐的教授以及市面上诸多相关书籍对此类音乐的传播，大多也集中于对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作曲家概况进行介绍，或者对音乐作品中出现的主题进行罗列，而并非对作品中这些主题之间的联系网络以及逻辑发展的过程进行突显，恰恰，笔者认为这些联系网络和逻辑发展的过程才是西方经典音乐作品最值得聆听的关键点。与此同时，在欣赏此类音乐时，如果只注重“赏”，则会显得较浅，构成“看热闹”式的欣赏与“走马观花”式的了解，而不能明白经典音乐作品之所以经典所在，以及音乐作品当中的精妙所在。

其实，很多音乐专业工作者在听音乐时，也不一定能说出音乐当中表达的内容，他们更在乎的是听者对音乐的体验过程。在听音乐之前，他们也不一定非要去了解这段音乐的时代背景、作曲家的情况等这些“音乐外围的东西”，而关注的是在听的过程中，音乐的音响本身带给他们的感性冲击、刺激或感动。但奇特的是，有很多学习过音乐专业知识或者专业技能的人也不一定能真正地深入到音乐内部去，因为听音乐还要有兴趣所驱，并要有大量的体验音响的经历。有很多从小便开始学习音乐的人，也会演奏乐器，但是每次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演奏的音乐作品是怎样的，在上专业课的过程中解决的也大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对音乐作品的真正理解。相反，很多“乐迷”在没有经过专业音乐训练的前提下，仍然能深谙音乐的奥秘，用一种无法言语的方式体验着音乐，并被音乐打动着。所以，识谱不代表能听懂音乐，能演奏乐器也不代表懂音乐，懂音乐的前提是爱音乐、对音乐有极大的兴趣，并且要看你到底听过多少音乐。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音乐其实是对声音进行组织的艺术。也就是说，音乐之所以是一门艺术，是因为它有人为的组织活动。所以，听者如果想对音乐有更深层的认识，就须有一定的音乐专业知识或是专业技能作为支撑，这样必能对聆听、理解音乐的深度产生极大的辅助作用，真正地走进音乐内部，去摸清每件音乐作品之所以带给听者感动的原因所在。

正如本文伊始所言，对音乐的演奏和聆听的过程其实也是对音乐进行二度和三度创作的过程，所以，从音乐被创作到被聆听，这样一系列的过程就像是接力游戏，当信息传达到最后一人时，他所领会的早已不是最初的那个信息，因为传递的过程中已经经历了数次的“重新诠释”。因此，音乐的聆听过程其实也并非为了还原作曲家的创作意图，而是为了打动听者本身。基于此，笔者认为，在聆听西方经典音乐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聆听一首音乐作品时，茫无目的地“体验”是不可取的。如果音乐作品的规模相对较大时，这种方式就更不可取。一部几十分钟，甚至数小时的音乐作品听下来，听者的注意力不可能一直完全集中。此时首要的是把握音乐作品的大体结构，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里说的“大体结构”并不一定是指专业的曲式结构，而是能引领一般听赏者去把握听赏对象的轮廓和发展阶段的框架。只要图示能帮助听者把握这一乐曲（或乐章）中音乐流动的大致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音乐所发生的变化即可。通过这样“有的放矢”的聆听，听者必能掌握音乐中每个段落的功能特点，以及音乐中的逻辑戏剧过程，并能听出音乐中的“妙处”。而且，这样流动的、注重过程的聆听也符合“音乐是时间流动艺术”的特性。

对交响型与多声部器乐音乐的聆听，须注重其中各样乐器之间的配合，及特定的配器手法；对独奏乐曲的聆听，可能更偏向于对音乐本身的属性（如音高、力度、表情术语）方面的演绎特色；而对声乐作品的聆听则还须注重其中歌词的涵义。在聆听标题类交响音乐时，应给予听者关于标题性方面的提示；在聆听协奏曲时，应注重独奏乐器（或者独奏乐器组）是如何与交响乐队（或者小乐队）进行“对话”的；在聆听室内乐时，应注重其中所用到的几件乐器是如何进行配合，各自所承担的角色功能为何；在聆听歌剧类体裁的音乐时，则应将音乐与歌剧的戏剧内容相结合进行把握，一方面注重音乐本身的美妙，另方面也要注意音乐在歌剧的故事陈述中所起到的功能性作用；在聆听艺术歌曲时，则应注重歌曲的旋律与歌词之间的情感契合、韵味契合、音节契合等；在聆听宗教类声乐作品时，则应注重对这类作品体裁本身在历史中形成的固定写作规范给予提示（比如弥撒仪式的各个环节）；在聆听组曲或套曲时，一方面要注意其中每首乐曲所表达的对象，另方面还要切实把握整组乐曲中各乐曲之间的对比统一所组成的完整性……

在面对同一体裁的音乐作品时，不同时期的音乐也应有不同的属性定位，比如聆听19世纪晚期的交响乐与18世纪的交响乐时，方式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听20世纪的“先锋派”音乐与听17世纪的大协奏曲，显然也应有不同的方式。同时，对巴罗克时期的音乐，聆听时应提示听者这一时期音乐中所表达的与其他时期不同的“固定情感”，以及这一时期音乐中出现的“通奏低音”的织体形态，等等。

西方音乐是一个讲求个性的领域，所以其实对每位作曲家的作品，甚至每部音乐作品的听赏都可能有与其他作品不一样的地方，尽管作品之间也许存在着类似或相同的现象，同类体裁之间也存在着听赏方面的可借鉴性，但听赏者还是须注重每部音乐作品的听赏重心，并加以关注。比如在听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时，应该提示听者注意乐曲精湛的配器技术（尤其是末乐章）和其中“固定乐思”手法的运用；在听莫扎特的《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时，应该提示注意其中对半音音程的发展技术，以及在几个乐章中隐藏的戏剧逻辑关系；在听马勒的《F大调第四交响曲》时，则应去注意作曲家对其中大规模管弦乐队的驾驭，以及马勒在此曲中想要表达的“孩童式的纯真”与“天堂里的欢乐”；在听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组曲时，一方面应注意其中音乐对各类动物形态的描写，另方面还要注重此曲本身的创作灵感来源及乐曲本身蕴藏的极大的“讽刺性”；在听罗西尼的歌剧《塞尔维亚的理发师》时，则应注意聆听其中几个主要声部角色的不同类型的“花腔”式唱段，区分谣唱曲（cavatina）与咏叹调（aria）两个不同的概念，注重罗西尼音乐中典型的“渐强式终止式”；在听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时，应注重作曲家用音乐表达角色内心情感的深厚功底，以及歌剧本身对剧情的“删减式”陈述等特点；在听舒曼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时，则应把握舒曼是如何将海涅的诗歌挑选出来，并连接成一组套曲的，套曲中的每首乐曲体现出不同的色彩，彼此却组合成套；在听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时，则应注意一开始定音鼓引出的四音动机是如何衍变成整首乐曲的，小提琴是如何与乐队进行对话式的协奏的……

另外，由于音乐在被演绎过程中表现出的特殊性，聆听者在选择聆听时也可选择不同的演绎版本进行对比式聆听，这样定能更好地对表演者的演绎进行更为客观的评价，这也是聆听西方经典音乐的又一个视角。

对西方经典音乐作品的听赏，既不同于音乐创作，又不同于音乐分析，这既是一个注重体验的美好过程，也是一个讲求理性、寻求逻辑的推理过程；这既是一个享受乐曲音响带来的感动过程，也是一个注重音响创新的创作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音乐本身所具有的“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独特属性，听者必须掌握一定的聆听方式，才能真正地深入到音乐内部，了解音乐作品的声音构造与逻辑组织，真正地听懂音乐，从而避免仅仅从音乐的“外围”入手，将对音乐的理解过程等同于对相关创作背景及八卦轶事的了解。

就理性层面而言，对西方经典音乐的聆听应存在着一个“由浅入深”的反复聆听的过程，正如上文所述听音乐的七个层级，从最初“被音乐打动”，到对音乐的“识别”过程，再到对音乐作品的宏观把握、参与演绎、反复聆听以至产生共鸣，形成了一个连贯的、不断深入的过程。而就感性层面而言，对音乐作品的“亲身体验”实际上应是聆听音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只有聆听者真正地“被音乐打动”，他才在某种程度上真正“听懂”了音乐。

西方经典音乐的聆听方式如此复杂，再加上大多数听者并不了解这一方式，才是造成许多人觉得经典音乐高雅（不如说成是高冷）、玄妙和不可捉摸的原因所在。

（原文收录于《修远辑萃——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三十周年学术文选》，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