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研究范式的当代思考｜漆凌云：从融通到创新：中国故事学的本土化之路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承继前贤、后启新锐的结果，而新锐理论的建构又大多是建立在梳理经典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探讨经典研究范式在当代的适用性，并追索由此关联出的在进行范式的沿用、转换、甚至重构时必须予以深思的学科认知问题。 

——专栏主持人：康丽教授

康丽，法学博士（民俗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主任，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漆凌云，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故事学、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出版专著《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1949-2018》，在《民族艺术》《民俗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摘要】中国故事学本土化过程中形成了“类型文化学”和“生命树”两种研究范式。钟敬文的天鹅处女故事研究将类型学和文化人类学、考据学等相融合，开创了“类型文化学”范式。刘守华吸纳历史地理学派、比较文学、文艺学等理论，拓展至“故事文化学”范式，引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间故事研究。刘魁立的“生命树”范式将类型学和形态学的内在关联打通，开启新世纪共时研究之路，深化了故事学的术语体系，堪称本土研究典范。近二十年形态结构研究呈现以下面向：检讨并丰富了故事学术语体系；深化叙事法则研究；阐发其他文类（传说、史诗、通俗小说）的生长机制。故事学的本土化建设应立足故事学学科本位、融通多学科理论、有效勾连形态结构和文化研究，不断提升故事学理论的阐释力，增强国际对话能力，实现走出本土、走向世界的目标。

【关键词】中国故事学；本土化；类型文化学；生命树；术语体系

本土化是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话题。中国故事学百余年的发展，呈现从“故事研究在中国”到建设“中国故事学”的演进轨辙。就故事学的学科史而言，历史地理学派和故事形态学是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译介与实践映现了中国故事学本土化历程。钟敬文、刘守华、刘魁立是类型研究和形态研究领域成绩最突出的几位学者。本文尝试以上述学人为个案，结合近二十年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研究态势，梳理中国故事学的本土化路径，探赜中国故事学的未来之路。

一、西学中用：故事类型研究的本土化历程

中国故事学理论虽多源于西方，但一直与传统国学有融合。吕微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不是西方现代学术的整体移植，而只是借助了西方学术的表层语汇，其深层理念无疑已经本土化了。”就民间文学学科史来看，故事学的本土化成绩尤为显著。钟敬文的《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俗学者将西方民俗学理论本土化的代表作之一。

（一）融通中西：

钟敬文的天鹅处女故事研究

 我们今天常用的“类型”概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称为“型式”。钟敬文和杨成志在翻译《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时借用了周作人的“式”概念，把“type”翻译为型式，介绍了70个欧洲民间故事类型。后来，钟敬文在撰写《中国民谭型式》时采用了“借西化中”的理念，借助西方的“类型”概念给予中国民间故事本土化命名，如蜈蚣报恩型、偷听话型、皮匠驸马型、蛤蟆儿子型、怕漏型，等等。许多故事类型的名称现在依然沿用。对同一类型中不同的变体，钟敬文采用“式”来分别，如呆女婿就按呆的种类不同分为五式。这样就将故事类型析分出“型”和“式”两个层级，并运用到蛇郎故事和天鹅处女故事研究中。

《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是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代表作。他将本土的考据法与西方的类型研究法、比较研究及人类学派相融通，揭示中国天鹅处女故事的演变轨迹、型式变化及中外文化交流印记，并对变形、禁制、沐浴、难题考验等母题的文化质素展开分析，还对故事与传说、神话的文体互动进行了创新性解释，不断与海外故事学同行对话，创立了“类型文化学”范式。

这篇论文之所以成为中国故事学的典范之作，源于这样的研究模式：先展开文献溯源和分类，对故事的演变和形态进行比较与分析，然后用文化人类学理论阐发民间故事的文化蕴含。钟敬文有严格的类型划定标准，按形态结构的不同将天鹅处女故事分为三组：牛郎型、术士指引型、报恩型。后来许多学者多将百鸟衣型故事视为天鹅处女故事中的一个类别，但钟敬文认为不是。他认为米星如的《孔雀衣》虽出现了“七个仙女到水池中洗澡、男子拉住最小仙女的裙子而得妻”的母题，但没有出现“本来形态”中“婚后生子女若干、仙女设法找回羽衣后回到天上、夫妻关系破裂”的情节单元，故不能归入天鹅处女故事。也就是说，他是依据故事的情节单元而不是单个母题来划定故事类型。虽然当时学界对故事类型的划定并未形成统一标准，但钟敬文对故事类型的划分是严格且颇具前瞻性的。

中国天鹅处女故事在历史长河的演进中经历了“改削、增益、混合”等过程，故事情节的改变大都有社会文化史意义。钟敬文运用人类学理论从文化史看天鹅处女故事的变化，发现一些遗留的原始的观念逐渐消退，如原先仙女的“得衣而遁”变成“缘尽而去”。但“禁制”等观念依然有遗留，“禁制的风习，在原人社会中，有很大的势力，因而于神话及民间故事里，也深映着它的踪迹”。他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分析时并不盲目套用，而是结合本土资料来做具体分析，如故事中仙女变形为鸟、鸟变为女子的分析。西村真次引用哈特兰德的观点，怀疑这“是图腾主义时代的思想，以为脱羽衣而沐浴的理由，虽不见现于故事的表面，但所谓白鸟舍弃重荷而发达为人的过程，似潜藏在故事的里面”。钟敬文则认为未必如此，有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由虫类脱蜕的事实做根据而衍绎成功的”,并列举了家乡关于“人为什么会死”的解释神话来阐发，认为仙女变形为鸟可能是对现实生活变形现象加工的结果，非图腾观念遗留。

关于民间故事的相似性，钟敬文虽认可人类学派的心理相似说，但并不否认中印文化交流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天鹅处女故事中的缘分观念就源于印度。他说：“本来缘分的思想，不是中国的固有物，这只要查考一下汉、魏以前的神话、传说便了然了。它大约是跟佛教一道传入中国的。所以，六朝以来的故事中，多浓郁地带着这种色彩。自然，我们晓得一种思想或制度，由甲地传至乙地，在那里所以能够发育滋长，是要有相当的条件的。”可见，钟敬文在故事学研究中并不固守文化人类学说，也吸纳了传播说等学说。

最能体现钟敬文学术创新性的是对天鹅处女故事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文类转换现象分析。从文献记载看，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最初是民间故事，但演进过程中有的变为名人传说，有的变为自然现象起源神话。这与人类学派认为民间故事乃“神话世说之一支”相矛盾。对此，他认为：“天鹅处女故事，她开始时，便是一个民间故事，抑是由于神话的堕落，这笔老账，颇难数得清楚，并且恐怕各地所有的，来源未必尽同，倘使我们不赞成全世界这型范的故事，本出于同一根源的话。”但就中国天鹅处女故事的演进来看，他认为：“民间故事，也未尝不可以变成严肃的神话或传说。两者实有彼此变换的可能，不，两者还该有‘循环转变’的可能呢。”有关神话、传说和故事之间“彼此变换”和“循环转变”的观点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仍有前瞻性和生命力。

整体来看，钟敬文的民间故事研究是典型的实证研究，从材料出发展开分析，吸纳西方故事学理论但不盲从，将西学和国学尽可能融通，依托具体事实来修正理论，提出新见与国际同行对话。所以日本民俗学者小岛璎礼认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一直具有吸收世界学问的成果的态度。这是钟先生的学问上一贯的最显著的特色”。

（二）从比较研究到故事文化学：

刘守华的故事类型研究

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成果丰富，他对求好运故事、天鹅处女故事、蛇郎故事、狗耕田故事等数十个类型均有深入研究，将“类型文化学”拓展至“故事文化学”。他早期研究民间故事主要用流传学派和人类学派的方法，后来吸纳历史地理学派、精神分析学、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叙事学理论，结合传统考据来分析故事的原型、传播路线和文化蕴含。他的故事类型研究“广泛搜求故事异文并对它们所包含的历史地理因素进行细致分析，以及大胆而审慎地探寻有关故事的原型、祖型及其形态演变线索”,同时关注民间故事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应该说，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属于综合型研究，研究方法多样，涉猎广泛，注重本土化改造，提出了“回流说”“多元播化”等创新性观点。

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成绩最显著的是将类型研究法拓展至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编撰及中国民间故事与佛教和道教的影响研究上。在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爬梳中，他“在尽可能占有丰富故事材料的基础上，从母题、类型入手，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解析比较、综合，力求准确而深入地理解故事的实质及其附着于人类文化流程的‘生活史’”。这样的工作需要故事学和古典文学的双重学养，还要有数十年的典籍阅读史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难度很大。他发现，中国民间故事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在类型演变中增强艺术活力、口头与书面传承的交错并行、在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的相互渗透中演进”的轨辙。这三个结论指引了中国民间故事史研究的本土化方向。

正是在故事史的书写中，刘守华对类型研究的本土化有了深入认识。他说：“中国学者吸收借鉴这一方法，除了要避免那些明显不足之处外，更须下功夫使之和中国学术传统相融合。如不满足于对文学作品外部形态的考察而着力于内在风骨的品味和社会历史价值的审视；将丰富的古代书面典籍和口头记录材料的相互印证以揭示其文化流程；立足于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来探求其民族文化特质。”可见，刘守华的类型研究的方法一方面充分利用本土资料的丰富蕴藏、族群多样和鲜活性，另一方面与时俱进，不断吸纳故事学新理论，进一步拓宽类型研究法的学术空间。施爱东把以刘守华为首的故事学家们所从事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总结为“故事文化学”。他归纳其研究理路后认为：“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典型的中国式、全景式的关于故事类型的文化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故事文化学’。”

“类型文化学”和“故事文化学”主要以类型研究为基础，融入文化人类学、流传学派、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等理论展开综合研究，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最大的研究范式。此研究范式在改革开放初期以跨学科视野取代了此前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分析”模式，丰富了故事研究路径，扩大了故事学学科影响，但实践中有套用“遗留物”和“神话—仪式”理论、多学科理论不兼容、忽略故事学本体建设的纰漏。故刘守华新近倡导走向“故事诗学”。

二、创新与深化：

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研究回顾

形态结构研究是新世纪民间故事研究成绩最显著的领域。这一方面是故事学界不断寻求学术转向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和刘魁立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成为故事研究新范式有关。

（一）《民间叙事的生命树》：

用故事形态学方法解决类型学问题

讨论当下民间故事形态研究方兴未艾时，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零散译介；李扬的《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在1996年就公开出版了，但形态学研究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兴起？

这不得不提到刘魁立2001年发表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这篇经典论文。它是新世纪引用率最高的故事学论文，在中国知网的被引用次数为127次（统计时间为2024年5月10日）。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和李扬的《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都是借助功能术语从宏观视角考察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的共性特征及组合规律，呈现了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的稳定性、模式化特质。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方法总结了幻想故事形态结构的共性特征，在探寻民间故事的雷同性方面卓有成效，但不能揭示幻想故事千姿百态的变异性特征。形态学方法在使用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应用性较弱。我们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从故事文本里找出功能来，进行排列，看到的是一系列有规律的抽象符号，研究过程较烦琐。

刘魁立将故事形态学的思想和方法学透后，放弃功能术语，用母题、母题链等术语开展形态结构研究，规避了形态学过于抽象的缺陷，非常直观地展现了故事类型的形态结构变化。他创造了新的术语：中心母题、母题链、情节基干；用生命树图来展示故事的变化，解决了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研究过于抽象化、不适合分析故事类型及异文的问题。民间故事的变异性和传承性都可以通过生命树的形式来得到体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

如果说普罗普对历史地理学派的分类方式不满，用形态学方法解决了什么是幻想故事的问题，那么刘魁立则是用新术语和生命树方法解决了什么是故事类型的问题。刘魁立将形态学理念融入故事类型研究，解决了故事类型分类标准不一的难题，如狗耕田型故事中“无论它怎样发展都脱离不开兄弟分家、狗耕田（或从事其他劳动：车水、碓米、捕猎等）、弱者得好结果、强横者得恶果这一情节基干，也脱离不开狗耕田这一中心母题。所有文本都是围绕情节基干和中心母题来展开情节的。如果脱离这一情节基干和中心母题，那么这个文本就应该是划在其他类型下的作品了”。这样，借助中心母题和情节基干就解决了类型划分中可大可小、界限不明的问题。在阿尔奈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常有多个故事类型混合在一起的问题，用情节基干划分故事类型就厘清了故事类型划分中的边界模糊的问题，体现了中国故事学人的学术创新。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注释里只有两处引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伊藤清司和韩国学者崔仁鹤的论文。这两处引文只作为文献述评来用，具体论证时一篇理论著作都没引用。整篇论文除了类型和母题这些通用的术语外，其余用自己独创的术语来表达，虽未见功能、回合等术语，但形态学理论融通于字里行间，可谓取形态学之精髓，赋之以新形，真正的中西对话式成果。

新的研究范式常常是一场术语革命，其提供新的研究工具，解决民间故事研究中的难题。就此来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是新世纪中国故事学的代表性成果，是本土共时研究的典范，也是中国故事学能够和世界故事学对话的成果，将中国故事学推进到“接着讲”阶段。

（二）形态结构研究的多重面向

《民间叙事的生命树》发表后，普罗普的相关译著得到完整译介。这为形态结构研究的推进做了很好的铺垫。近二十年，随着民间文学学科队伍的稳固、形态学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及核心学术期刊的支撑，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研究在以下领域取得显著进步。

1.故事学术语体系的丰富与深化

就民俗学各分支学科来看，故事学是术语体系最为丰富和完整的领域之一。在类型和母题成为故事学的基础术语后，故事学者不断吸纳形态学、语言学、口头—程式理论等理论来深化和完善故事学术语体系。

邓迪斯意识到了汤普森在母题界定上的逻辑混淆问题，从形态学和语言学的视角出发独创母题位（motifeme）术语来替代功能，用母题和母题位（功能）把民间故事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勾连起来。这是很出色的创新。但他用母题位变体（al-lomotif）来替代斯蒂·汤普森的母题并没有解决母题概念混淆问题。刘魁立、吕微、丁晓辉、康丽、陈泳超等学人均对这些问题有过深入讨论。笔者在吸纳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母题位、母题之间的两层关系拓展为母题位—母题—母题变体的三重层级关系，故事的深层结构转换成为表层结构的路径更为清晰。这样的层级关系在康丽的巧女故事形态结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

母题变体是母题在具体故事文本中的呈现，是一个更为精细的术语工具。它有利于我们探究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的变化规律，考察民间故事（传说）在故事圈或传说圈内产生的变化，判定跨国、跨民族比较中某一故事类型互相影响的关系。例如，考察中国和琉球天鹅处女故事的关系时，我们认为琉球天鹅处女故事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一个依据就是羽衣的藏处。《搜神记》中是“藏衣积稻下”，琉球文献记载的是“藏于柜中，以稻草蔽之”，都是在稻谷下面。这是藏衣母题变体的相同。我们再从母题链和中琉文化交流考察，两者的渊源关系是可以坐实的。

母题是故事学最常用的学术工具。如果再细分的话，按日本学者的分法就是要素了。比如在“孟姜女哭倒八百里长城”的母题中，孟姜女、哭、长城都是要素。要素和普罗普的“成分”是差不多的意思。普罗普在《神奇故事的衍化》中举了个例子，“‘老妖婆给了伊万一匹马’这样的母题由4个成分构成，其中只有一个是功能项，而其余3个成分带有静态的性质”。这样以母题为基点，故事学的层级单位可以是：要素—母题变体—母题—母题位。

我们如果以母题为基础，还可以这样构建故事类型学的术语体系：母题—中心母题链（情节基干）—类型（类型变体）—类型丛。此外，中国故事学人还提出了故事群、故事带、节点、功能性母题、故事类型核等新术语。最近，王尧从形态学出发对故事学的结构体系提出了“语言层、文学层和逻辑层”的三分法，将“核心序列”确立为民间故事计量单位，认为在深层结构上具备了“核心缺失发生—针对性行动—结果”的逻辑顺序，在口头讲述中就能成为一个故事。这体现出新一代故事学人对民间故事本体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本土化研究中一大难题是如何将一些碎片化的概念和术语体系化。就故事学的术语体系建设来看，本土化成绩是显著的。

2.深化叙事法则研究

施爱东的《故事法则》是从形态学视角讨论民间叙事法则的标志性成果。他把形态学方法与叙事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理论相融合，围绕故事的封闭特征、故事的结局、故事的最简结构、情节的设置、打破常规等方面，对故事的叙事法则展开分析，提出了“驱动设置”“障碍”“解铃方案”“系铃方案”“最简结构”“节点”“回到原点”“附着性母题”等新概念，总结出了民间故事情节推进的“通则”和“特则”等普适性规律。作者用自设的术语体系来讨论民间故事的生长机制及原则，并解释了史诗、武侠小说等其他文类的叙事规则问题，得到作家文学、古代文学等其他学科学人的认可，成为故事学的“出圈之作”。

3.相关文类的形态结构研究

生命树范式运用到其他文类中，成果最突出的是传说学。普罗普认为：“对于故事研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至于是谁做的以及怎样做的，则不过是要附带研究一下的问题而已。”在普罗普看来，人物在民间故事中虽不重要，但我们把生命树方法用到传说形态学里，就面临如何处理文本中的人物和情节基干问题。在传说分类里，同样的情节基干发生在赵匡胤身上就归入赵匡胤的传说，发生在朱元璋身上就归入朱元璋的传说，出现人物大于情节基干的情况。可见，人名在传说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像我们熟悉的四大传说都是以人物来命名的。所以在传说研究中，用形态学方法必须加以适当改造才行。

近年来，陈泳超及其团队对传说形态学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建立独立的“传说形态学”。传说中的人名、地名、物名常常是讲述的核心内容，有的还是“传说核”，故名词性元素在传说中尤为重要。他的《地方传说的生命树——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身世传说为例》将当地各村的“接姑姑迎娘娘”身世传说从尧王的家庭情况、羊獬村的来历、舜的家庭情况、尧王历山访舜、二女嫁舜争大小、结局、流传至今的仪式等方面来展开分析。这七个情节单元相当于故事形态学的“功能”，在此类传说中是稳定不变的，名词性的和动词性的成分都有。传说中的人物名称及其属性是不能随意更改的，但发生的变化是五花八门的，如尧王的女儿就有“尧王有两个女儿”和“尧王有三个女儿”两种异文。两个女儿类别下又分都是亲生女、都是义女、一个亲生一个义女、一个亲生另一个是下凡的仙女被收作义女等变体。他将生命树研究从关注“枝干”转向聚焦“枝干”上“树叶花果”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是记忆错误或遗忘所致，而是与情感、信仰和认同相关联。这实际上体现了故事形态学两个层面的推进，一个是将生命树的“枝干”研究推进到“枝叶”研究，另一个是将故事形态学推进到传说形态学。后来，朱佳艺在《传说形态学的“双核结构”——以无支祁传说为例》中更加明确了传说形态学应该关注的两个维度：核心名词和情节基干。前者确定解释对象，后者划定传说叙事边界。张志娟也提出了“离散”情节来概括传说在形态学上的特性。传说形态学的构建面临的问题会比故事形态学多：如何提取传说文本中的共有的功能或母题位；传说大多没有大团圆结局；形态结构长短不一；等等。所以传说形态学挑战更大。但传说是和特定地域的人物及信仰关联紧密，贴近现实生活，更适合勾连形态结构和文化意蕴。

三、从本土到世界：

类型研究和形态结构研究的走向

（一）本体研究的强化与推进

形态学研究是故事研究的必备技能，但形态学研究也不是万能的。普罗普说：“研究所有种类故事的结构，是故事的历史研究最必要的前提条件。形式规律性的研究是历史规律性研究的先决条件。”他强调形态学优先的原则，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形态研究并不能解决历史起源问题。

现在国内形态学研究面临如何拓展研究空间、提升形态学研究阐释力问题。就类型研究的形态学而言，为更深入了解民间故事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内在关联，提升形态学方法的适用性，有必要进一步缩减31个功能。除了基本的缺乏、消除缺乏、设禁、违禁、宝物的提供或获得、考验、通过考验、空间的移动、交锋、战胜、追捕、获救、难题、解答、举行婚礼等功能，其他完全可以根据故事文本来加以删减。我们再借助母题位—母题—母题变体的结构分析，更容易看到故事的变异特点、找出母题的组合及转化规律。对于角色系统的类别，我们也可以根据研究对象来适当调整。

民间故事的形态研究和文化研究（观念研究）的结合是难点。关于这点，学界的分歧不是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能否共存的问题，而是形态结构研究和文化研究能否有效连接的问题。康丽立足角色体系，从形态结构切入巧女故事的文化观念研究就是新路径。笔者尝试从叙事伦理视角把形态研究和文化研究勾连起来。叙事伦理是指故事中蕴含的道德观念及伦理旨向，涉及道德、阶层、性别和信仰等层面。故事中的惩恶扬善、忠孝仁义、大团圆、财富观、婚姻观、因果报应观等均与叙事伦理关联紧密。可见，叙事伦理潜在操控着民间故事的进程和结局。在民间故事的叙事伦理中，涉及不同族群、性别、阶层、信众的伦理差异及冲突。譬如在二元对立的法则下，男性主角的对立面可以是男性和女性，但故事中多半是男性。同性成为对立面是通行规则，那么父亲、兄弟、朋友、岳父、官员等都有可能。但在以男性为主角的民间故事里，很少看到父亲成为反角，多是兄弟、朋友、岳父和官员。这说明角色在故事中并非随意而设，选择什么样的人成为反角受社会伦理意识的影响。因此面对文本中潜藏的伦理观，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故事文本的叙事进程（母题位的排列、母题链的连接、母题变体的差异）来探究内嵌的文化观念是如何“由里入表”的。

故事诗学是近几年民间故事学人讨论的焦点话题之一。刘守华的《走向故事诗学》反思民间故事研究中侧重从民俗学、人类学视角解读故事价值，忽视了其作为口头艺术的“诗意与哲理”的文学本体特点。新近也出现了《故事诗学的学科语境及其理论建构》《故事诗学：人民生活的叙事实践》等讨论。“走向故事诗学”是对民间故事研究聚焦外部研究偏离口头文学本体的纠偏。万建中指出，当前故事学存在“本体论意识薄弱”，“一直是技术之学和分析之学，而不是感受之学和生活之学”的不足。文艺学有认知诗学、文化诗学、历史诗学等分支，民间文学领域也有口头诗学、神话诗学。故事诗学作为一种口头文类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文学属性和生活属性兼备，有很多讨论的空间。除了文学性和审美性外，还可以对形态结构、体裁论、起源论、功能论、价值论和讲述实践等方面展开讨论。应该说，故事诗学是回归民间故事本体、提升故事学阐释力的有效路径。

（二）提升故事学的学科影响力

故事学要发展，除了强化故事学知识生产的创新力和解释力以外，还要提升故事学在民间文学、民俗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阐释力和影响力。李福清的《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就是将形态学方法运用到古典文学研究的范例，扩大了民间文学学科的影响。李福清总结自己研究方法特点时说：“从作品最小的情节单元入手，作系统性的研究。如研究故事，不仅研究情节、母题，还探讨故事的艺术世界（包括人物描写、艺术时空、色彩、数量等等）为一般文学研究没有注意的，或很少注意的方面。”他在分析《三国志平话》的史诗母题和人物描写就用了形态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其实在《故事形态学》中就提到了。普罗普认为“编制图表”是最好的分析方法，如“对故事人物标志的研究只创制出下面三个基本栏目：外貌和名称表，出场特点，居住处。再增补一系列其他更为琐细的辅助成分于其中”。

故事学的母题、母题变体等术语在古代文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研究中有独特作用，如陈寅恪认为《西游记》中唐三藏车迟国斗法故事与舍利弗降伏六师的故事相同，就是只区分了斗法主题，没有细分出变形斗法母题，导致误判。从变形斗法母题来看，《贤愚经》中劳度差与舍利弗斗法应该和《西游记》中孙悟空与杨戬斗法更为接近，或者说孙悟空与杨戬斗法可能源自《贤愚经》中劳度差与舍利弗斗法。《贤愚经》中劳度差变大树、变水池、变大山，舍利弗则碎树木、变大象吸干水池，变金刚力士以金刚杵毁大山。《西游记》是孙悟空变麻雀，二郎神变老鹰；孙悟空变大鹚老，二郎神变海鹤；孙悟空变鱼，二郎神变鱼鹰；等等。两者都是变形式斗法，虽然具体的变形母题变体不一样，但彼此的渊源关系是很有可能的。

故事学还要眼光向外，吸纳最新叙事学、比较文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成果来提升解释力。叙事学研究多是比较文学、文艺学和符号学者的讨论，民间文学学者很少参与。当我们看到《比较文学变异学》这样的著作时，应该反思故事学界为何没写出《民间故事变异学》。

中国故事学的本土化进程已经从早期的“描红格子”进入“接着讲”阶段。中国故事学人对本土资料的特质（如文献记述的丰富、族群文化的多元一体）、西方故事学理论的适用性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学术自觉”意识不断增强。钟敬文1933年在《谈中国的神话——寄爱伯哈特博士的信》中虽认识到中国民俗学处于落后阶段，但依然喊出“学术自觉”的口号。他说：“中国人，今日已临到了学术的自觉的时期了！是的，我们是在这自觉的当中，睁开眼睛来了。好像我们在政治方面的自觉了一样，我们也要在前进的世界的学术的广场上，竖起一枝鲜明的旗帜。我们的民俗学——否，我们的神话学的建设的工程，已在搬运木石乃至奠定基础的程途中了。”如果说当时钟敬文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学术热忱，喊出了“学术自觉”口号，那么今天故事学人应该从学术创新力出发，生产出“以中国民间故事为研究方法”的成果。

当下故事学面临诸多挑战。从国际上看，民俗学学科发展和理论呈衰微之势，邓迪斯在《21世纪的民俗学》中说“大学中民俗学科衰落的首要理由是，被我们称为‘宏大理论’创新的持续缺乏”。这对中国故事学人而言，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机遇，中国故事学有机会更快走向世界。我们应利用好本土的文本资料和学术传统，坚守“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术理念，不断创新，拓展故事学影响力，将资源和研究队伍优势转化成学术创新力，构建中国故事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恰是故事学本土化的旨归，因为本土化的最终目标是走出本土，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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