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已一个多世纪了，翻检这些著述，能够过滤出诸多有学术价值的概念。这些概念被制造出来以后，大多数的境遇是被悬置，没有得到有意识地言说和阐释，便无以演绎成学说和思潮。本土概念的空虚是中国民间文学理论难以深化的病灶。概念需要不断地阐释，以构建概念之间的关系图式，这是建立中国特色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必由路径。而如何增加概念出现的频度并丰富其内涵又是最值得诉诸于学术实践的关键问题。
——专栏主持人：万建中教授
主持人简介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届全委会委员等职。2001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百人工程"，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近年研究方向为口头叙事文学、中国民俗史、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理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专门史》首席专家，著有《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民间文学引论》等。发表学术论文《民间文艺认定的三个维度》《“民间文学志”概念的提出及其学术意义》等。
作者简介
乐黛云，著名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1931年出生于贵州贵阳，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留校任教，系中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教授，并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会长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副主席。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与中国 — 乐黛云海外讲演录》（英文版）等。2024年7月27日晨，乐黛云教授在京逝世，享年93岁。
文学人类学构建新的文学观
中国文学人类学正是以颠覆“文本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中原中心主义”三大流弊，作为重新进入历史的入口，为文学研究展开广阔的前景。
20世纪有两次重大的理论与方法转型，一次是语言学转型，另一次是人类学转型。这两次转型都对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在人类学转型的基础上，中国的文学人类学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立足于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阈，从族群、民俗、神话、宗教信仰等多重角度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式和发展空间，深入阐释和反思了本土文学与文化现象，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而且也为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构建了新的平台。
《跨文化之桥》，作者：乐黛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学院式文学专业教育实际上遮蔽和压抑了本土知识的发展。叶舒宪教授认为其有“文本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和“中原中心主义”三大流弊。中国文学人类学学者提出应更加重视活态文学、多元族群互动文学和口传文学，充分发挥其融合故事、讲唱、表演、信仰、仪式、道具、图像、医疗、出神、狂欢、礼俗等的文化整合功能，逐步完成从仅仅局限于文学性和文学内部研究的范式，走向文学的文化语境还原性研究范式，重建文学人类学的本土文学观。这种文学观的更新，将大大扩展我们对本土遗产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独特性的认识。中国文化内部本来就具有多样性和多源性的构成特征，中原汉民族的建构过程离不开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迁移、传播与融合运动。文学人类学力求突破划分多数和少数、主流和支流、正统和附属、主导和补充的二元对立窠臼，提出重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观，倡导从族群关系的互动及其相互作用的建构过程入手，在中原王朝叙事的历史观之外，寻找重新进入历史和文学史的新途径和新材料。正如罗兰·巴特所强调的：“历史文本是一个‘能指’的星云，而不是一个‘所指’的结构；它调动的代码无止境地显现，不可确定；各种意义系统都有可能控制这个绝对多元的文本，我们可以通过好几个入口进入到其中，但任何一个入口都不能被确认为是主要入口，更不是唯一入口。”中国文学人类学正是以颠覆“文本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中原中心主义”三大流弊，作为重新进入历史的入口，为文学研究展开广阔的前景。
中国文学人类学已经发展了20多年。记得1987年，笔者随杨周翰、王佐良教授赴美参加第二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当时萧兵教授“在世界神话语境中探讨中国太阳神”的报告，在普林斯顿、印第安纳、洛杉矶各大学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笔者当时即感到这就是中国文学研究面向世界的重要前景。此后20年来，文学人类学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版了大量无愧于世界前列的开创性的优秀著作，培养了大批青年才俊。四川大学率先确认文学人类学为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向，在这个方向下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单位则有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湖南科技大学和兰州大学等；在这一学科领域内选作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的学生更是遍及全国。经过20多年的锤炼打磨，从国内来看，应该说现在正是全面总结“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最好时机。
从国际学术发展形势来看，“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现在也正是急需总结的时机。2010年10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欧中高层文化论坛”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在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过程中，如何让不同文化不至于像合金那样熔为一体，而是处于普遍和谐之中，各自保留自己的文化基因，体现传统特点，以保存数千年形成的多样文化生态。会上，恩伯特·埃柯认为“肤浅的伪全球化”不应遮蔽更深层的文化差异。我们的基本目标应是理解和尊重“在他者的自身文化多样性”中的他者。因此，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对多元文化理解能力的培养应当在国家的政治议程上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教育应该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多样性的“对视”之上。文化多样性显然必须建立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之上。中国学者黄平博士进一步强调，“跨文化”不只是地理或空间意义上跨越各种阻隔的交流和对话，而是对现有文化的超越，跨越出自己文化的屏障，看到文化的多样性，并从中看到未来的开放性。各地区和族群的人们在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情境下自己创造历史，共同走向和谐、正义的可能性和正当性。这也正是文学人类学的目标。赵汀阳博士指出，中国的“关系理性”与西方以个人为出发点的个人理性不同，它优先考虑的是最优的相互关系，是互相伤害的最小化，是优先确保关系安全和关系利益，以便更好地保证各自利益，并开拓更大的可能利益和幸福。他以此为例说明，任何文化都可以超越自己，并为其他文化提供新的思考和可能性。他们的发言引起了到会者的热议。从这次会议也可以看出，这种跨文化、跨学科的人类学转向决不是一个民族和地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跨文化对话》，作者：乐黛云、「法」李比雄
商务印书馆出版2022年版
在中国蓬勃发展并走在世界前沿的文学人类学，正是中国思想面向世界的一条重要途径，它将保护人类文化生态，并为全球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丰富的理论、方法和事实依据。
文章来源：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第182期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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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问：万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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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唐璐璐
本期编辑：沈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