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刘锡诚先生
昨日惊闻刘锡诚先生遽然仙逝的消息，不胜悲痛。迅速赶去先生家里吊唁，见到鲜花丛中的先生遗像，音容宛在，一如以往那般亲切、诚挚、豁达、超然。
我有幸与刘先生相熟大约是在1990年代初期，当时为了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遵照导师钟敬文先生的吩咐，时常前去请教马昌仪先生，就此也常得锡诚先生教诲。从那时起，他们位于安外东河沿十三层的家便成了我们夫妇在京最常拜访的学者之家之一。在那间不大的客厅里，我们一起热烈地讨论神话、民间文学学科重建、民俗学最新动态、学人往事，也谈论事业与生活、子女的抚养与教育……在这里我们能无话不谈，也总能得到两位先生充满学术和人生智慧的指点。锡诚先生为人诚恳，与我们这些晚辈学子交往从不摆长者和领导的架子，总令我们如沐春风；他的指导总是带着学界领袖的高远格局和开阔视野，常令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学识渊博，博闻强记，每次总是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偶尔一时顿住，他总拍拍脑门，然后就能准确地说出何时、何地、何人说过何种观点，令我不胜钦服；他每天早上五点钟即开始在电脑前工作，离休后不仅不“休”，反而取得更加丰硕的学术成果，也令我常自愧弗如，更添前进动力。
2024年1月，在刘先生和马先生家的客厅中
1999年，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一书出版，当时亲自送了一册请两位先生指教。不想过了几天，马先生告诉我，刘先生已经写好了一篇书评，要发给我看看。我兴奋又忐忑，完全没料到刘先生这样的学界大腕会为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写书评，期待着拜读，却迟迟未见到书评寄来。后来才收到刘先生的邮件，说为了保持学术上的客观公正，他已经直接把书评交给杂志去发表了。他的公正、谨严愈加令我敬佩，后来看到他在书评中对一个后辈学子不成熟成果的奖掖和鞭策，心中更是感动万分。
2023年末，锡诚先生的《我与中国当代民间文学——刘锡诚口述》被列入我们北京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主编的“民间文化新探书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今年1月8日，我与该书编者丁红美以及博士后刘亚惟，亲往先生家中送书。先生翻看着那本书，高兴、激动得像个孩子，对书中几乎每一张老照片，都能清晰地说出当时发生的人和事。我想：一定是对学术的不懈追求和挚爱，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他的生命里、灵魂中，所以往事才不会如烟而逝吧。
从先生朴实无华的灵堂里出来，已是正午时分。走在文联大楼的院子里，我想，从今以后，先生不能再在十三层的窗前目送我们了。
说来惭愧，尽管我在著述中时常征引先生的研究成果，但是专门撰写的评论文章很少。2014年3月8日，我曾在“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上有一个发言，论及锡诚先生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贡献，后来这个发言经过修改，被锡诚先生推荐发表在《中华文艺家》2014年第6期上。现再次呈上，以示对锡诚先生的由衷敬意和无尽追思！先生一路走好！
——杨利慧
刘锡诚先生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贡献
杨利慧
刘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学术上，我是个两栖或多栖人物。有两个头衔值得自豪或骄傲：文学评论家和民间文学研究者。”其实，刘先生还有另一个重要头衔值得自豪与骄傲：他是改革开放之后较长一段时期之内（1983-1989），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这个身份与其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和成就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刚才已经有前辈提到了三套集成。的确，三套集成工程的正式启动恰是在刘锡诚先生开始主持民研会日常工作不久，这个工程随后的开展同他的努力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他的一些思考以及工作方式也给三套集成留下了特殊的烙印。关于刘先生和三套集成之间的关系，以后还需要学术史的更多梳理。此外，我还想提到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对这个考察在整个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中的位置，学界迄今缺乏应有的清理和总结。1986年在广西开展的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显然与国内已经开始的三套集成工作有关系，目的是借机培养一些年轻人，推进国内已经开始的民间文学收集整理工作，引导并塑造中国民间文学界进行田野调查的氛围。从结果看，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当时全国各地共有37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联合考察，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来考察和记录活形态的民间文学，关注活态的讲述语境中歌手的演唱。这次考察对于推动田野作业方法在中国民间文学领域内的运用、中青年学术队伍的培养以及“整体研究”思想的形成和普及，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6年4月5日，参加中芬广西
三江调查，右一为刘锡诚先生
上面我讲到，刘先生作为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及其成就，与其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及成就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作为民间文学研究者，刘先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求真务实，实事求是，不受学院派条条框框的限制，因此思想新颖，多有理论建树。我想在这里谈他两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整体研究”观点对于当代中国民俗学方法论转型的作用。我曾在拙文《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中国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中对此做过梳理。1988年，从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中深受启迪的刘锡诚先生，提出了要对民俗进行“整体研究”的倡议。他认为：“任何一件原始艺术作品、民间口头创作和民间艺术作品，作为文化的一个小小组成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一定的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当我们研究这些作品时，只有把所要研究的作品放到它原初的生存环境中去，才能真正了解它、阐明它。”他还引用马林诺夫斯基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阐述的主要观点：“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每个故事怎样一套一套地说，乃是社会的关系。说法本身自然十分要紧，但若没有社会关系作上下文，作布景，便是死的东西。”他提倡不能只注重故事文本，而要注意将故事讲述的场合、时刻、听众、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等一并加以整体考虑，这与表演理论所主张的在语境中细察文本的观念十分契合。尽管这一提法没有做进一步的理论阐发，也未结合大量的研究实践做更系统的深化，但是这一倡导以及许多同类主张（例如段宝林的“立体描写”主张）在中国民俗学界逐渐催生了一种共识：应当注重文本之外的讲述场合及多种相关文化要素对文本的影响。这一观念逐渐普及开来，为后来表演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内在的本土基础，并最终促成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民俗学向语境研究的转型。
第二、《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诸多贡献。这本书在很多方面带有拓荒性质，对民间文艺学史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为写这本书，刘先生付出了很多心血！记得有一次我和安德明去中国国家图书馆查资料，正好碰见刘先生，他当时似乎是骑自行车去的，手里拎着一个朴实的蓝布小包，他说不能使用别人的二手资料来做民间文学的学术史研究，一定要亲自到图书馆去查那些过去的文字。看着刘先生花白的头发，我觉得非常感动，也非常惭愧。后来看到出版的非常厚重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真的无比钦佩！该书中充满着无数细小的新发现，这些发现无不浸润着先生的心血，更重要的是，它们对人云亦云、乃至于以讹传讹的学术史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比如他发现，并非是蒋观云在1903年首次使用了“神话”一词，而是梁启超在1902年撰写的《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第一次使用了“神话”一词。这一发现看似细小，却更新了整个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史的第一页，也更新了我们对学术史的认识。此外，书中也有很多独到的、富有启发性的见解。譬如，他对学术史的勾陈，并不受学院派对于理论流派进行梳理时的条条框框的限制，而是从史料和事实出发，不囿于已有的说法，常常做出自己的判断。比如他对于1927——1937年中研院史语所民间文艺组的再发现，对于1937-1949年战火烽烟中的学科建设史的梳理，对于很多做出重要贡献但是长期被学术界忽略的人（例如程憬、薛汕等）的评介……，无不显示出他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正义感。他在该书中的一个重要发现——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不是只有一个流派，而是多流派的多元构成格局，以流派的存在与消长来统领百年学术史——也是建立在他对于百年民间文艺学史的史实的梳理和尊重的基础之上。
刘锡诚著《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12.
刘先生近年来常以“边缘人”自况，意思是说自己“远离中心，事事作壁上观。在民间文学研究上亦然”，而我的感受却是他从来不曾“边缘”，他以自己的勤勉、努力和丰富的成就，不仅成为同行们倚重的智囊，也成为建构中国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民间文艺学的核心人物之一。
文章来源：《中华文艺家》2014年12月，总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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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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