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已通过20周年，这项国际文化治理行动持续影响着全球文化实践近20年。“非遗”不是凭空诞生的，在此之前，有保护“传统文化”“民间创作”“口头遗产”“无形文化财”等相关领域的国际或国家行动；“非遗”又是新的，它意味着在遗产治理领域，“人”的维度被重新考量，这是与此前不同的遗产保护范式。《非遗公约》与“非遗”是在复杂的学术思辨与政治辩论中逐步发展形成的；它们也是过程性的，面临全球遗产实践的不同挑战。对《非遗公约》及其保护范式的学术反思，是《非遗公约》保持“活态性”的重要动力；这将有利于建立包容性的遗产对话机制，进而产生新的思考和行动方案。
——专栏主持人：唐璐璐副教授
主持人简介
唐璐璐，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2016），剑桥大学考古系文化遗产方向联合培养博士（2015），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2014）、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项目“批判遗产研究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访问学者。2016-2022年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遗产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遗产旅游等。著有《朝向未来的遗产共同体：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协调机制研究》（2020），译有《文化遗产的观念》（2018），发表中外文学术论文、译文多篇。
作者简介
张多，出生于昆明市，现任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UB）民俗学与民族音乐学系访问学者。入选云南省高层次人才。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云南省民俗学会理事等。出版专著《神话观的民俗实践——稻作哈尼人神话世界的民族志》等多部，曾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俗学、民间文学、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通往大遗产观之路——多类型遗产统筹保护的
红河哈尼梯田经验及其启示
摘要：在相继开展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等的保护工作以来，中国的很多社区同时承担了多项不同类型遗产的保护责任。多类型遗产地社区如何在公约间、机构间开展多类型遗产协同保护，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云南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地是多类型、多层级遗产保护集于一身的典型社区。在这里，多重遗产化进程不可逆地改变了社区面貌，涌入梯田的多元行动方组成新的社区主体，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以大遗产观统摄多类型遗产保护，成为像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地这样的中国遗产地社区开展活态遗产保护的重要经验。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遗产观；多类型遗产；再在地化；红河哈尼梯田
自1985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下文简称为《世遗公约》），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文简称为《非遗公约》）以来，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事业快速进步，已成为遗产保护强国。截至2023年9月，中国已有世界文化遗产39项、世界自然遗产14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世界地质公园41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35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项、《非遗公约》“优秀保护实践名册”项目1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9项、世界记忆遗产15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30项。
这些名目繁多的遗产项目，分属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下文简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下文简称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等不同机构的若干个国际公约，各个公约保护文化遗产的理念、出发点、宗旨不尽相同。在具体实践中，上述若干遗产项目常常在同一个小社区中交叠，这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中国的多重遗产交叠现象尤为突出。各个遗产地社区都面临保护理念如何兼容、保护措施如何统筹、交叠项目如何可持续的难题。
2023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公约》通过20周年，本年的《非遗公约》缔约国大会倡议国家一级的庆祝活动以三点为目标：将社区的声音带到最前沿；巩固网络和伙伴关系；激发创造力。以此为指针，全面回顾中国加入《非遗公约》20年来的遗产保护实践，毫无疑问会涉及很多遗产地社区多类型遗产交叠的问题，这也正涉及上述三个目标的旨归。笔者长期研究的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活态遗产地，其十年遗产保护实践就体现了将社区的声音带到最前沿的旨归，在以大遗产观为指引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方面作出了宝贵探索。
在遗产系统性保护研究领域，罗微曾谈及与茶有关的多种类型文化遗产，认为我国关于茶的文化遗产保护，是深化“大文化遗产”观的典范。笔者也曾就红河哈尼梯田多重遗产化问题撰文，将红河哈尼梯田的保护实践与菲律宾伊富高梯田的保护实践进行对比。2023年是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成功十周年，本文以此为契机，仍将以红河哈尼梯田为典型案例，阐述大遗产观在遗产地社区多元主体身上的生动实践。
一、遗产保护新问题：
多类型遗产的在地交叠
推动对“人类共有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当前国际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体现，也是当代中国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积极加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大力推进国家层面的文化复兴，深化各地方的文化观念变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这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持续推动文化复兴的历史经验在新发展阶段的体现，也是过去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的升阶表述。
在这幅人类最大规模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蓝图中，有不少遗产地社区同时承担多类型、多层级、多项文化遗产的保护责任，怎样在这些不同类型、不同层级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取得协同效果成为难题。遗产项目从国际、国家层面向具体社区落地的过程，是一种遗产理念的在地化（localization）过程，也就是遗产理念被社区居民逐步接受，并成为社区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
例如丽江古城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世界记忆遗产“纳西东巴古籍文献”的核心文化记忆传承地，同时毗邻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区；泉州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溪铁观音制作技艺”之传承地，还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遗产地，更是《非遗公约》“优秀保护实践名册”之“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的在地社区。这些“多类型遗产社区”一方面都被打上“遗产地”的烙印，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遗产理念对社区文化整体性、系统性发展的增益效应。
图1（左） 纳西东巴古籍文献
图2（右） 安溪铁观音茶
在众多“多类型遗产社区”中，红河哈尼梯田社区的情况更为典型。在国际层面，红河哈尼梯田稻作山区既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核心区，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的核心区，毗邻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中的代表性项目“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的传承社区。在国家层面，这里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湿地公园、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家4A级旅游景区、29个中国传统村落（红河县20个、元阳县8个、绿春县1个）、2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么多遗产保护的责任，最终落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南部的三个县（尤其是元阳县、红河县、绿春县交界的这一带山区）。
笔者自2012年开始对红河哈尼梯田开展跟踪研究，经历了几乎所有上述遗产项目的落地过程，也目睹了梯田旅游的成败、哈尼族村落的巨变与新生。梯田类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国际性话题，早有学者指出：“梯田旅游最终还需依赖他们的农事活动和其他文化表现。”自从遗产“头衔”逐渐增多，哈尼梯田社区就不断涌入多元行动方，最典型的是学者、商人、游客和新农人。各种新机构也纷纷落地，比如州级的世界遗产管理局、梯田协会、农产品企业、旅游企业、哈尼文化协会、美术创作基地、摄影基地等。这些多元主体不可能都在理解各种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媒体上获知各种“遗产”的知识，加入自身的理解和诉求后形成一套认知。对于地方政府机构而言，其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逻辑是，各种遗产项目无法割裂看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推动梯田社区文化的整体保护。而这恰好为各种遗产公约的“通约”开辟了试验场。
总体上来说，多类型遗产交叠在一个社区的现状，并不是各类型遗产“无序”落地的结果，而是中国从整体上谋划大遗产保护的结果。在很多社区中，国际层面的公约精神、国家层面的文化治理、地方层面的文化诉求都能找到平衡点。
图3 红河哈尼梯田
二、再在地化：
打破遗产项目区隔，开展统筹保护
多类型遗产交叠，为遗产保护、遗产管理带来难度，这首先体现在不同公约的诉求不同上。例如，《世遗公约》强调遗产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而《非遗公约》则恰恰反对“本真性”的提法，强调遗产的活态性、流动性，那么两种遗产交叠的社区，在遗产理念在地化实践的进程中势必面临二种理念相悖的问题，哈尼梯田社区面临的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梯田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宗典型的活态遗产。不同于历史遗迹、历史建筑，梯田每年都要耕耘扰动，每年都要局部改变田亩、水系、山林、村落的性状。如果按照保护古迹的思路，那么遗产“能不动则不动”，尽量保持原貌。当然，作为文化景观，哈尼梯田强调的是人类罕见的、无法替代的文化景观，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自然和人类的共同作品”。在梯田社区，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保证梯田存续的关键，诸如“祭寨神林”“哈尼哈巴”“四季生产调”“苦扎扎节”“开秧门”“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等与稻作农耕是表里关系。如果丧失了哈尼族稻农的一整套口头传统、民俗节庆、手工艺、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表演艺术，那么如此大规模且精密的梯田稻作系统就丧失其作为“自然和人类的共同作品”的特性。
图4 苦扎扎节
而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则强调可持续发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GIAHS）的理念比起传统文化遗产地或受保护地区／景观有所不同”，更强调农业活动的动态性、可持续性和农民的主体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是指与其所在地域、文化或农业景观或生物物理及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处于复杂关系之中的现存且持续发展中的人类社区系统。”因此，对哈尼梯田的保护实践来说，必须同时吸纳《世遗公约》《非遗公约》以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理念。
打破遗产项目之间的理念区隔、保护措施差异势在必行。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在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的一个阶段，也走过重景观、轻文化，重展演、轻内化的弯路。菲律宾伊富高梯田的前车之鉴为哈尼梯田提供了警示。近年来，社区也已经意识到，必须将诸多遗产项目整合起来，打破公约间、机构间、部门间的区隔，将“活态遗产系统性保护”的新理念再在地化（relocalization）。也即，要让各种遗产光环不再“夺目”，而要让遗产地的社区、群体及个人走到发展的台前，“将社区的声音带到最前沿”，通过遗产保护激发他们的文化自信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图5 菲律宾伊富高梯田
需要指出，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注意到不同公约、不同国际组织遗产项目的协同问题。中国在遗产协同保护领域日益发挥重要作用。2018年6月26日，以“创意联结竹子与世界遗产”为主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竹藤组织联合平行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意在加强遗产地之间的横向联系，也探索了拓展世界遗产伙伴关系的可能性。例如，中国的红河哈尼梯田、大熊猫栖息地、武夷山、苏州园林即为以竹子为纽带的四类不同遗产地项目。2021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发布《福州宣言》，宣言指出：“要求进一步加强与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之间的协同，采用综合性方法保护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地；并呼吁缔约国加强国际团结，通过促进形成人与自然新型关系来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这些情况都表明，来自中国实践的大遗产观，正逐步成为国际层面遗产保护视野中的共识。
若将视线移至基层社区，就还有地方政府的多部门多头管理常常导致多类型遗产保护碎片化的问题。一个地方政府必然由多个职能部门组成，这些部门各司其职，农业、林业、生态环境、文化和旅游、民族和宗教事务的行政管理通常难以在大遗产保护问题上形成统筹和协作。唯有在行政架构层面践行大遗产观，方能将不同类型的遗产项目加以整合，对遗产地进行整体性、综合性保护，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探索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即是一种系统性保护的尝试。但这种公园式思维如果仍旧将保护活态遗产视为一种标本式的“保存”的话，就难以奏效。就《非遗公约》关于活态文化的保护理念而言，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应该是“保障”，以激发文化传承的内生动力。打破公约间、机构间、部门间壁垒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这是一种以系统性观念统合多类型遗产及其活态实践的再在地化行动。
三、社区重组
与多元行动方的保护行动
在《非遗公约》的保护理念中，多元行动方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非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直接拥有者发挥作用，还有全社区、全社会的行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振兴”，也即从社区内部采取行动。这一理念，对同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农业文化遗产的哈尼梯田的保护颇有启示。而事实上，哈尼梯田遗产地十年来的保护行动也基本与此理念吻合。
对红河州地方政府而言，仅有对口行政管理机构“世界遗产管理局”远远不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被强调的多元行动方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破解多类型遗产交叠社区保护难题的有效途径。除了基层政府机构积极行动，学术机构（如云南大学、红河学院），文化机构（如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基金会（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旅游机构（如华侨城集团），农业机构（如元阳县哈尼梯田红米协会），村落团体都纷纷加入梯田遗产保护行动，实现了“后遗产时代”的梯田社区重组。
基金会可为多类型遗产保护提供多样化的非财政资金来源。例如在红河县撒马坝梯田片区，中国扶贫基金会于2020—2022年在这里支援建设了哈尼梯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学校，致力于通过哈尼梯田生态中心数字化建设规划、梯田守望者计划等项目进一步提升活态遗产的存续力。此外，上海市从1996年开始对口帮扶云南省的贫困地区，元阳县、红河县、绿春县等地是被帮扶的重点县域，上海对梯田核心区的持续性对口支援是这些县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今，遗产地“稻鱼鸭复合梯田系统”产出的红米、鸭蛋等高文化附加值农产品在上海市民的餐桌文化中备受重视。
学术机构则在宏观研究和细分领域专业研究方面具有优势。例如元阳县近年来与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红河学院等高校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等，有关项目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调查、分类、清理、识别，编辑出版哈尼族民间文艺的纸质、有声和数字出版物，酝酿针对元阳县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科研项目等。这类行动有效提升了梯田作为一种人类文化产物的可见度、辨识度。
社区的自建团体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元阳县在多个村落建立了哈尼梯田文化传习馆、哈尼哈巴非遗传习馆，很多村落也建立了民族文化传承文艺队。这些团体近年来围绕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有机融入非遗保护，创作了《哈尼古歌》舞台剧《开秧歌》实景农耕展演，同时在线下表演和在自媒体中传播，有效提升了梯田多类型遗产的可见度。这些团体还组织农耕技能风采大赛、文化遗产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展演、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播等活动。
图6、7 《哈尼古歌》舞台剧
基层政府机构的统合作用是整个哈尼梯田大遗产社区保护的关键。对县一级政府而言，经过申遗之后十年的磨合，现在也能够很好地统筹多类型遗产。例如在2022年的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元阳县举办了主题为“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元阳县文旅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的工作人员来到街头，向社区居民发放《元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等宣传资料2000份、宣传手提袋500个。类似这样的专门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度而设计的活动，现在已经成为元阳县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新常态。基层政府机构明确意识到，梯田稻作经过文化赋能，已经蜕变为高附加值复合农业文化系统。
企业也是梯田遗产发展不可或缺的利益攸关方和多元行动方之一。梯田多类型遗产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种植梯田稻米的收益过低，而粮食属性始终是维系哈尼梯田稻作系统的基本点。企业的行动成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决定力量。例如红河县2017年引进企业，启动大规模的梯田红米加工厂“电商扶贫项目”。红米加工厂不仅使当地稻农的在地就业增加了，并且截至2019年底红米的加工量突破400吨。电商线上销售，不仅盘活了旧有红米加工厂的闲置资产，还拓宽了红米的销路，从根本上促进了遗产地农业的良性循环，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
当然，不论新的社区主体如何增加，传统的稻农依旧是梯田社区的第一主体。他们作为社区原住民和众多遗产项目的核心关切对象，是梯田存续的关键群体。有旅游管理学学者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对原住民的遗产观展开研究，指出哈尼梯田社区原住民的“遗产话语”是多元的、现实的，这与权威遗产话语的单一性、“科学性”形成鲜明对比。这与笔者的田野调查感受一致，稻农普遍认为“遗产”仅仅是旅游开发这一类的事物，或较为看重通过遗产旅游来提升收入。当然，经过十年来遗产概念的“在地化”，又经过近年来活态遗产理念的“再在地化”，现今越来越多的稻农逐步认识到活态遗产对传统稻作农业的高附加值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一批背景各异的青年新农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新农人：
梯田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主体
哈尼梯田社区的多元行动方，最初阶段也面临各自为政、不成体系的困境。但随着政府机构日益厘清梯田保护的本土路径，以大遗产观作为保护框架，各方力量逐渐聚集，形成今日渐入佳境的梯田社区多类型遗产协同保护局面。这也是中国多类型遗产协同保护实践的一个缩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农人是梯田社区重组的重要力量。2018年以来，笔者跟踪观察了几位梯田青年的农人轨迹。ZH是一位红河县的哈尼族大学生，他非常热衷于民族文化保护，并且具备一定的文化研究能力。他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创作了大量有关梯田农耕、哈尼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品。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红河县，致力于新型“文化+农业+旅游”的创业。在这一过程中，ZH结识了另一位来自湖南的青年XM。XM也是一位大学毕业后扎根于红河县尼美村的新农人。他原本就是农学专业出身的，来到红河县尼美村后，他跟随哈尼族稻农系统学习梯田红米种植技术，用一年周期独立耕种了一块田。后来他在尼美村开设客栈，开通抖音直播，逐渐从一个“外省人”成为“梯田通”。ZH和XM，由于追求相同，理念相投，成为耕耘梯田、建设乡村的好伙伴。
MJC是大学毕业后回到红河县基层当公务员的哈尼族青年，他也是一位哈尼族文化的痴迷者，从哈尼族民间文学、音乐舞蹈到民族历史，无一不通。在工作之余，MJC通过新媒体广泛团结新农人们，探讨梯田发展的现实问题。他向笔者介绍，红河县、元阳县的十几位新农人在2023年6月聚在一起，开了一次梯田创业和自媒体传播经验的分享会。他们背景各不相同，但是都意识到哈尼梯田是他们可以各显身手的大舞台。这批共同憧憬梯田山乡未来的青年新农人已经开始形成合力，在梯田遗产社区重组的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当然，不光是青年人，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经过这些年的“再学习”，拓宽了眼界，也是新农人群体中的典型。著名哈尼族史诗歌手、大摩批朱小和是哈尼族“四季生产调”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十多年来，耄耋之年的他不仅频频亮相于各种媒体，也去过很多地方。他往往能够以自身高超的口头演述技巧，在不同场合讲述哈尼族的故事。在他的带动下，新一代传承人如李有亮、马建昌等纷纷走出梯田，将哈尼族的史诗、习俗、农耕、历史带到国家和国际舞台上。同时，他们又将走出梯田的新经验融入在地传承实践中，形成活态遗产的“再在地化”传承模式，例如参与史诗剧《哈尼哈巴》的演出，建立面向本地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等。值得注意的是，传承人的传承实践并不局限于个别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有更加“整体性”的认知和使命感。他们往往能够打破区隔，还原哈尼族梯田稻作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他们对梯田遗产地的综合引领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农业文化遗产尤其重视农民。卢成仁指出，农业文化遗产“是现代农业生态转型的基础”，传统农耕要与现代农业形成“古今相融、择善而用”的双向度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粮食上游生产者，应转型为“从籽种到餐桌到文化”的粮食生命链条的核心主体。红河哈尼梯田社区的新农人们所作的探索，已经显示通过主体转型破解梯田存续难题的可能性。
图8 “四季生产调”演唱
五、以村落为支点：
从“箐口模式”到“阿者科计划”
红河哈尼梯田十年来的多类型遗产协同保护实践，有一条经验值得注意，即以村落为支点撬动大遗产的系统性、协同性保护。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地是一个地跨四县、集中于哀牢山中海拔山区的分散社区，在核心区内规模较大的几个梯田片区（包括坝达梯田、多依树梯田、老虎嘴梯田、撒马坝梯田等），村落围绕在梯田周边。这些村落大多数是哈尼族的，也有少数彝族、瑶族村落和多民族杂居村落。
如果说连片的水稻梯田构成一种“文化景观”，那么村落一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耕耘梯田的农人栖居于村落，整个哀牢山区生态系统的平衡取决于村落如何更合理地分布。红河州政府机构很早就意识到保护梯田多类型遗产的关键在于村落，陆续在箐口村、大鱼塘村、阿者科村、大寨村、龙玛村、格伍村、普高老寨等村落开展不同类型的乡村振兴实践。在梯田遗产地数百个村落中，有两个村落最有典型性，即元阳县的箐口村和阿者科村，在这两个村能够一窥遗产保护十年来的探索之路。
箐口村是著名的“学术村”和民俗旅游村，也是学者参与遗产保护的缩影。箐口村在元阳县新街镇梯田核心区，位于坝达梯田片区，规模不大，但正好处于新街镇公路进入坝达梯田片区的关口上。2004年，云南大学在箐口村设立“云南大学哈尼族文化调查基地”。20年来，箐口村产出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数百篇。马翀炜教授作为长期跟踪箐口村的学者，带领团队产出《云海梯田里的寨子——云南省元阳县箐口村调查》《风口箐口：一个哈尼村寨的主客二重奏》等田野研究专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箐口村村民张明华是马翀炜团队的重要合作者，他和其他几位村民记录了20年的“村民日记”《最后的蘑菇房：元阳县新街镇箐口村哈尼族村民日记》《清泉转弯的地方：元阳县新街镇箐口村哈尼族村民日志》出版。这不仅是民族学研究的新探索，更是梯田村民参与村落保护的“学术在地化实践”。
图9 箐口村
2013年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名录后，箐口村凭借前期研究的基础和交通位置，一跃成为梯田早期旅游开发中的重点民俗旅游村。村内新建了哈尼族民俗文化展览馆，原本的钢筋水泥新楼房也通过“穿衣戴帽”的手段还原了哈尼族蘑菇房传统民居的样子。这里一度单独收门票，和梯田景区的门票分开。其实箐口村并不是观赏梯田景观的最佳地方，但这里的哈尼族文化已被学者研究透，这里能够讲出“好的故事”。后来箐口村附近的大鱼塘村也建成民俗旅游村，这些民俗村落为坝达梯田片区的梯田旅游提供了重要的吸引物。
如今，箐口村的张明华和几位“村民日记”的记录者成了梯田文化保护的“本村专家”，能够更好地将社区的声音带到最前沿。他们把所受的民族学、民俗学熏陶，转化为重新看待遗产化之后的家乡的新视角。这也是一种以村民为主体的文化遗产理念“再在地化”实践，张明华和马翀炜的对话性著作《风口箐口》便是其体现。像张明华这样在地成长的农民，也可以称为“新农人”。
箐口村早期凭借在学术界的名气，尝试开展民俗旅游，不过由于未能协调好村民、学者、游客、基层政府、企业的诉求差异，该村的“民俗村”景区建设出现不少问题；但箐口村的实践也为探索梯田社区发展的良性循环提供了一块早期试金石。现在的箐口村虽然对游客的吸引力有所衰减，但已经成为遗产地早期探索旅游业发展的“另一笔遗产”。其经验主要有三点：一是梯田稻农是遗产地良性发展的核心主体，二是村落建设应与整个梯田山区形成整体规划，三是旅游业必须与梯田农业相适应。“箐口模式”也是学者通过长期驻村研究来带动村落发展的典型。
阿者科村隶属于新街镇西部的爱春村委会，地处山崖边缘。这里的梯田并不如多依树梯田、坝达梯田那样壮观，但正因为交通不便，这里保留较为完整的哈尼族蘑菇房民居，这在整个梯田遗产地也堪称典型。2016年，笔者到阿者科村调查时，村落“空心化”严重，青年大多外出务工。这一时期元阳县已经计划将阿者科村作为重点村落进行保护和开发，邀请昆明理工大学的团队做了一些前期工作。
2018年，元阳县邀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保继刚教授团队来阿者科村开展工作，随后编制了“阿者科计划”，开始探索65户村民以传统民居、梯田、户籍等入股的方式参与分红，以分红鼓励村民保护传统民居、耕耘梯田、保留村籍的做法。2019年，阿者科村相继进入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国传统村落等方面的国家级名录。2021年，笔者再次前往阿者科村调查，看到村貌焕然一新，蘑菇房得到修缮，村民被组织起来在村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如乐作舞、哈尼哈巴等的展演。
“阿者科计划”还连续派遣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驻村，他们在开展研究的同时帮扶村民融入旅游业。借助自媒体比如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的传播，阿者科村在2021年前后已经具有相当的网络热度。“阿者科计划”2019年2月正式实施，到2022年底已举行6次分红大会，共计分红78.51万元，户均累计分红12，078元。
“阿者科计划”在借鉴“箐口模式”的基础上，使传统民居修缮保护、梯田耕耘、村籍分红联动，有效促进了青年稻农回到梯田，也将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村落等多类型遗产统筹起来。阿者科村的经验表明，传统村落是多类型遗产保护的纽带。“阿者科计划”以梯田遗产为底蕴，意图推行“农人获益+非遗赋能+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但是，“阿者科计划”也暴露一些问题：首先是阿者科村规模小、人口少，其模式难以复制到其他村落；其次是现有的分红模式和旅游营销模式比较依赖“网红效应”，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再次是阿者科村目前的发展难以辐射、带动整个遗产地大社区，小村落和大遗产的关系尚未理顺。正如有学者已经注意到的，让“城乡发展进程中极易被忽视”的非典型传统村实现振兴，才是梯田遗产整体保护的要义。
箐口村和阿者科村的遗产保护实践，还充分说明专业学术团队的在地研究十分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鼓励“缔约国培育科学的研究和调查方法，包括社区和群体自行开展的和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旨在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1972年通过的《世遗公约》谈及保护措施，也倡导缔约国“发展科学和技术研究，并制订出能够抵抗威胁本国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危险的实际方法”。在哈尼梯田社区，学术机构派驻村落的长期研究团队，为多类型遗产系统性保护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数据。
图10 阿者科村
六、结论：
着眼未来的大遗产观
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地的十年探索之路，昭示着一种基于大遗产观的多类型遗产系统性保护的可能性。该遗产地不仅实现了多类型遗产的协同，还兼顾生态文明、生物多样性的发展目标。2021年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就将红河哈尼梯田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宣介。这次大会通过的《昆明宣言》指出：“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哈尼梯田便是通过吸纳社区原住民广泛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从而促进遗产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的典范。哈尼族和梯田社区各族的居民“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梯田文化，成为具有全球典范意义的复合稻作系统”。
文化遗产保护绝不仅是保持遗迹、传承古歌那么简单，还是系统工程，因此对社区而言，树立大遗产观尤为重要。在景观、古迹、自然地的保护方面，《世遗公约》为我们提供了成熟方案；而在人造物背后的人类活动、文化智慧、精神价值层面，《非遗公约》则提供了不一样的视野，使我们体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从红河哈尼梯田保护实践的案例中，可以总结一些多类型遗产统筹保护的经验：一是大遗产观以多类型、多层级遗产的统筹为基础，必须建立在深刻认识区域文化、生态、历史和未来的基础上；二是大遗产观要着眼于未来，立足于“让遗产活起来”，为后人留下一笔笔生机勃勃的文化遗产；三是大遗产地的建设，要处理好小村落、小遗址、小片区、小项目与区域文化生态整体的关系，要杜绝在实际工作中片面追求“短平快”和“网红效应”。这些经验，在徽州古村落—黄山、大熊猫栖息地、泉州、南方喀斯特、丝绸之路、大运河等遗产地的保护实践中都有体现。
总的来看，中国对各类型文化遗产协同保护的探索，秉承大遗产观，并不孤立地看待某一国际公约的遗产项目，而是将国际层级、国家层级、地方层级的文化遗产保护整合起来，构建了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多类型文化遗产+多类型自然遗产”的大遗产系统性保护体系。文化遗产保护绝不是给那些“失活的往昔记忆”做标本，而是激发传统文化内蕴的活力和智慧，为当前乃至未来人类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因此，中国的大遗产观是基于一种文明永续的理念来思考人与文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关系，进而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大遗产观的指引下，多类型、多层级，公约间、机构间的遗产保护事业方能“化零为整”，最大限度地激活文化遗产的永续生命力。
本文原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23 年第 6 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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