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已一个多世纪了，翻检这些著述，能够过滤出诸多有学术价值的概念。这些概念被制造出来以后，大多数的境遇是被悬置，没有得到有意识地言说和阐释，便无以演绎成学说和思潮。本土概念的空虚是中国民间文学理论难以深化的病灶。概念需要不断地阐释，以构建概念之间的关系图式，这是建立中国特色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必由路径。而如何增加概念出现的频度并丰富其内涵又是最值得诉诸于学术实践的关键问题。
——专栏主持人：万建中教授
主持人简介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届全委会委员等职。2001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百人工程"，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近年研究方向为口头叙事文学、中国民俗史、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理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专门史》首席专家，著有《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民间文学引论》等。发表学术论文《民间文艺认定的三个维度》《“民间文学志”概念的提出及其学术意义》等。
作者简介
王尧，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社会兼职有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民族文学学会理事等。研究领域为中国民间文学、民族文学、民俗学。
民间故事的情节链：三个隐喻
摘要
情节链由情节单元连缀，是故事在情节层的组合单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被反复移用。一则故事文本可能含有多条情节链，每一条都可发生名词性或动词性成分的变异，从而使故事生成异文。以树林、蚂蚁和彩灯为喻：借助情节单元和情节链，口头传统中的全部故事可以无限关联，生成茂密壮观的故事生命树林。一只蚂蚁可以不断变换选择标准，从第一株故事生命树一路爬行至于最后一株，而不必回到地面。若将情节单元想象为挂在树上的彩色灯泡，情节链就是连缀多个灯泡的长短不一的灯线。将各类情节链分色标示并按需开关，可以观察同一情节链在故事原始丛林中的分布。
关键词
情节单元；情节链；生命树；母题；序列
引言
小说叙事学与民间文学的故事学在很多概念和问题上可以通约，尤其是二者都很像语法学。如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言：“关于叙事的本质每个人都有一种直觉——或者是有某种内在化了的规则。叙事语法就是描述这些规则或能够产生同样结果的一系列的表达与公式。”小说研究者从作品中归纳“叙事语法”，民间文学研究者则以共时研究为基本方法，归纳“故事语法”。两种“语法”系统所涉的叙事时间、空间、视角、速度等问题均可衔接，并由此扩充各自的论域。这两类研究分别在文艺理论界和民间文学界生成了一些成熟稳定的范式，然而学界对二者的互通之处尚乏讨论。如何推进民间文学的共时研究，进而使被视为文学“原型”的民间故事的研究向小说叙事学及其他文学叙事研究辐射影响，这需要拓展故事学界长期以来以母题、类型、功能项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故事的形态像树。汪曾祺说：“戏剧的结构像建筑，小说的结构像树。”“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到怎样长一个枝子，一片叶子，再长的。它就是这样长出来了。然而这一个枝子，这一片叶子，这样长，又都是有道理的。”在民间文学界，刘魁立将故事比作“生命树”，“是因为故事和生物体一样，拥有自足、完整的价值系统，能够自我生长、自我运行”。本文立足于共时视角下民间文学的故事学研究，希望以树林、蚂蚁、彩灯三个隐喻，尝试沟通民间文学的“故事语法”与小说的“叙事语法”。
一、情节单元与情节链
民间故事的研究方法可概分为共时与历时两大类。共时研究指的是将文本从语境中抽离，关注情节、角色等因素的动力与阻力；历时研究通常从文化、地域、历史、民族或国别等角度，探讨文本的生长与传统的互动关联。换言之，共时研究关心的是文本自在生长的最丰富可能性（母集），历时研究则考察语境如何从该母集的各种可能性中做选择，从而在现实中形塑文本的最终样态（子集）。母题、类型、功能项等概念是共时研究的常用工具。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是本文的理论起点之一，刘氏在此文中提出以母题链为情节的组合单位。
笔者借鉴前人研究，不过以“情节单元”“情节链”代替“母题”“母题链”。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将母题定义为“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意味着母题有两项必要因素：“最小的”和“持续的”。何为“最小”实难界定，但它一定是较为具体的。至于“持续的”或曰“重复的”，可以说，民间叙事中没有任何元素不曾被重复，故“重复”并非母题的典型特征。基于各种目标对情节做主观切分所得的结果，笔者更倾向于使用“情节单元”。它与母题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符合“重复律”，是使我们感到世界各地民间叙事高度相似的那部分元素，我们能辨识出一则故事中的母题或情节单元，是基于对其他文本的听讲和阅读经验。区别在于，情节单元无“最小单位”的要求，它可以具体、细微，也可以抽象、凝练而具有高度涵括力。比如，一则典型的牛郎织女传说，既可以大而略之地分为“成婚前”“成婚后”“分离后”三个情节单元，亦可详尽地划分为数十个微小甚至琐碎的情节单元，端看研究者的目标需求。
多个情节单元连缀构成情节链。情节链经常以整体形式在各类文本中重复出现，说明其上各项情节单元的组合并非偶然，而是由内在的逻辑关联和外部的叙事传统所形塑。与情节单元类似，如果我们称某一段情节为情节链，就意味着它是被放置在故事讲述传统中，与其他大量文本进行比较的结果。情节链是动词性的情节单元的连缀，其上的名词都可用概括性称谓以包容其变化。
情节单元与情节链皆为构成叙事情节的单位。系统的要素及其关系是共时研究的重要维度。本文从共时研究的立场出发，旨在解析情节单元作为基本单位、情节链作为组合单位与故事整体系统之间的关系。
材料以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为主。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由同一名词性或动词性成分发散出去的情节走向十分多样，例如同以“蛇郎”“龙女”“继母”为主人公，或同以“兄弟分家”为叙事起点的故事，文本的情节反差鲜明可见。笔者在考察情节单元时，可以基于某一定点进行择取。
二、提取方法
为了直观呈现情节链之分布状况，笔者也采用绘制生命树的方法。不过，本文希望呈现的是一片“生命树林”。操作步骤如下：
（一）文本1—5：五条直线
经过大量比对之后，笔者选择了五种传播广、影响大、异文丰富的常见故事类型。然后，从每种类型各选一则典型文本。所谓典型，是说该文本被归入这一类型，不会引发争议。这些故事无论复杂还是简单，其情节脉络都是单线的，由一个端点向另一个端点发展。分别绘制这五则文本的情节脉络，得到五条独立的向上直线。这五条直线均以动词性情节单元为生长节点，名词性的人物是可以变化、替换的。
文本1：牛郎织女。选择文本1汉族秦地女讲述的《天牛郎配夫妻》作为典型文本：兄嫂虐待弟弟，兄弟分家，弟仅得老牛；弟在老牛指点下窥浴、窃衣，与织女成婚；织女生子后得衣飞回；老牛助弟上天，夫妻重聚；岳父天帝出难题，弟未通过考验，夫妻分离，即七夕节来历。
文本2：狗耕田故事。选取的文本2是广西《两兄弟》。大意是，兄嫂虐待弟弟，兄弟分家，兄占财产，弟弟仅得一条狗。狗会耕田，弟弟因而获利；兄仿效失败，杀狗报复。狗坟生植物，弟弟获利；兄仿效失败受惩，砍伐植物。植物制成的器物有神异，弟弟获利；兄仿效失败受惩。兄毁坏器物，弟弟获利；兄失火受惩。弟弟遇猴获宝，兄受惩。
文本3：灰姑娘故事，以格林童话《灰姑娘》和唐代《酉阳杂俎·叶限》最为著名，在许多国家和民族均有流布。笔者选择朝鲜族《孔姬和葩姬》：受继母虐待的女孩得到仙女（神奇助手）帮助，仙女赠送衣履；女孩遗失的鞋子被王子拾得，女孩通过试穿考验，终与王子成婚。同类型故事中神奇助手也可能是女孩过世的生母所变的动物。
文本4：凡人娶动物妻的故事，以珞巴族《放牛娃与鸡姑娘》为例。凡人男子救助动物，动物报恩，使男子获得神秘礼物；礼物变为女子，二人成婚；一位恶霸（反角）要霸占他的妻子，出了三道难题刁难男主人公；在神奇妻子帮助下，男主人公取胜；反角死，二人幸福生活。
文本5：蛇郎娶妻故事在各民族都有广泛传播，如布依族《美孃与厄绍》。一位老父亲许愿，蛇郎帮助其实现愿望，然而姐姐们不愿意为履行父亲的承诺嫁给蛇郎，只有七妹同意。婚后，蛇郎变为人。七妹省亲，遭姐姐嫉妒，姐姐将七妹推入水中淹死，伪装为七妹与蛇郎生活。七妹变鸟骂姐姐，蛇郎爱鸟，姐姐杀鸟；鸟落处生竹，蛇郎在竹下乘凉，姐姐被竹子勾住头发；姐姐砍竹，蛇郎以竹制琴，琴筒中飞出七妹与蛇郎团聚，姐姐自尽。
（二）多则叠加的生命树1—5
以上五种故事呈现为五条向上的直线。选择这五则文本，是希望取其形式上的纯粹，以求分析的便利。在故事自然生长的原始丛林中，多数文本都未必恰好符合AT类型的情节模式，不具备情节类型的典型性，因此难以归类。它们与这五种故事显示出模糊的关联，部分内容重合，又不完全相符，但是它们的数量远超形态单纯的类型化文本。这些非典型、不标准的故事大量活跃在口头演述中，是民间叙事的常态。
例如，笔者选出与文本1相关的三则，分别为1a满族《天鹅仙女》、1b苗族《花葫芦》、1c毛南族《朗追和朗锤》，它们都与文本1中的某些情节相似。笔者将以上三则也绘制在文本1的直线上面，使相同的情节叠加，不同情节则单独延伸出去，得到生命树1。图1标明了生命树1中4则文本各自的起讫点。
图1 生命树1
如此这般，文本2—5也分别择取若干则情节相关但不相同的故事文本，同样将它们分别重叠绘制在2—5上，得到五株枝杈纷呈、旁逸斜出的“野生树”2—5。
生命树2的叠加文本为：2广西《两兄弟》、2a瑶族《两兄弟》、2b黎族《弟弟的奇遇》、2c布依族《天马吃庄稼——关于“六月六”的传说》、2d普米族《得义和忘恩的故事》、2e纳西族《两兄弟分家》。生命树3的叠加文本为：3朝鲜族《孔姬和葩姬》、3a京族《米碎姐和糠妹》、3b《达嫁与达倪》、3c普米族《复仇的青母牛》。生命树4的叠加文本为：4珞巴族《放牛娃与鸡姑娘》、4a畲族《“吁哩哥”与三公主》、4b普米族《黑猫姑娘》。生命树5的叠加文本为：5布依族《美孃与厄绍》、5a毛南族《拉提和蟒蛇》、5b瑶族《盘王的传说·龙犬》、5c朝鲜族《人为什么有头发》。
（三）生命树林与蚂蚁
我们将生命树1—5置于同一平面中，得到一片丰茂的“生命树林”。值得注意的是，生命树1、2、3虽涉及不同情节类型，但均由一项动作出发：反方虐待正方主人公。如下：
生命树1：兄嫂虐弟——兄弟分家——兄占家产——弟得牛——牛提示仙女信息……
生命树2：兄嫂虐弟——兄弟分家——兄占家产——弟得狗——狗耕田……
生命树3：（继母虐待女主人公的生母——生母变动物——）继母虐待女主人公——动物帮助女主人公……
因此，生命树1、2、3以情节单元“反方虐待正方”为共享的“树根”，各自生发不同方向的树干、树枝。与生命树1、2、3的起点不同，生命树4、5分别以“男子缺失妻子／救助动物”和“女方（父亲）许愿／遇难”为逻辑起点。虽不具备“反角虐待正方主人公”的逻辑起点，但是它们依然与生命树1、2、3共享一些情节单元和情节链。
笔者绘制了一幅详尽的图表，因篇幅过长不便印制。请读者施展想象，步入这片故事生命树林，可以看到来自不同树干的许多树枝彼此重叠，它们共享一些情节链。这些情节链长短不一，若将这许多树连接起来，就得到了一片茂密的原始丛林。不同于城市公路边修剪整齐、相距甚远而枝叶无交的人工培植，在这片原始丛林里，几乎所有的树都可以借由某些环节与其他树木连接。一只蠢蠢欲动的小蚂蚁可以不断变换选择标准，从第一株树一路爬行至于最后一株而不必回到地面。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在这片林中天然生长的树，没有一株可以脱离与其他树的联系而保持孤立。
（四）彩灯
重复出现于不同树上的基本单位是情节单元，多个情节单元连缀构成情节链。二者均可通过生命树林得到直观呈现。我们可以将情节单元想象成挂在树上的小灯泡，情节链就是连缀了多个小灯泡的长短不一的灯线。将各类情节链分色标示并设置开关，按需开关，可以看到同一种颜色的情节链亮起，从而观察它们如何分布于故事的原始丛林中，进而分析其长度、特点和衔接的规律，以及与情节单元和故事整体的关系。
我们尝试打开“某得异物——有人做家务——窥看现身——（藏皮／巫术复人形）——确立关系”一线的开关，红灯亮起，该情节链依次见于生命树2、3、4、5之上：2b黎族《弟弟的奇遇》、3a京族《米碎姐和糠妹》、3b《达嫁与达倪》、3c普米族《复仇的青母牛》、4珞巴族《放牛娃与鸡姑娘》、4b普米族《黑猫姑娘》、5a毛南族《拉提和蟒蛇》。如果打开情节链“（男子救动物）——进入异空间——礼物索取提示——得神异之物——（获利／娶妻）”的开关，紫色灯线亮起，见于3株生命树1、2、4：1b苗族《花葫芦》、2d普米族《得义和忘恩的故事》、4珞巴族《放牛娃与鸡姑娘》、4b普米族《黑猫姑娘》。
可以确信，情节链的灵活应用在民间叙事中相当普遍。一则典型的传统口头故事，可以全部由若干情节链连缀组合，几无冗余成分，整棵树的主干和枝桠全部被灯线覆盖。类似这样布满了情节链的文本占据故事生命树林中的大多数。
三、情节链的特性
（一）情节链的类型
显然，单个情节单元的重复率最高，多个情节单元组合而成的情节链相对重复率低。接下来的问题是，一条情节链的长度在何种范围内变化？它必然大于一个情节单元，但最短者包含多少情节单元？将所有情节链进行简化可知，它有两种结构方式：
一种为“过渡型”，结构为：1缺失／紧张——2针对性行动——3缺失／紧张消除。因要衔接其他情节，首尾两环的情节单元或许不易辨识，但其状态一定暗含在前后叙事之中。此类情节链如：
男子缺失妻子——动物脱皮变人——窥浴窃衣——成婚——（生子）
男子寻妻／反角欲占其妻——难题——解答失误／成功——（反角死）——夫妻分离／重聚
男子救动物——进入异空间——礼物索取提示——得神异之物——（获利／娶妻）
另一种为“对立型”，常设甲乙两个主人公或一个人物行为的先后对比，表现为：1初始状态——2甲正乙反——3初始状态被颠覆。如图2（正反用＋、−表示）：
图2 对立型情节链
由1到3是初始状态被颠覆的过程。很多时候3是不必明确揭示的，它暗含于2以同样动作造成相反结果的对比中。2的双方行为没有固定顺序，可以从任意一方开始叙说，“正方获利——反方失利”和“反方失利——正方获利”两种顺序都很常见。此类情节链如：
陌生人请求——（强势的）一方嫌弃他——（弱势的）一方善待他——善待者获利（婚后幸福）——（嫌弃者受惩）
兄毁器物——弟猴洞获宝／偷听话／卖香屁／得山魈帽获利——兄仿效失败受惩
此类情节链中常有一双对比性角色，如强者欺凌弱者，经过一番行动，最终强者失败、受惩、损失财富，弱者获利、幸福、出奇制胜。这种对立总是“二元”的——无论是出现两个以上的角色，还是发生了两次以上的重复行动，传统故事中罕有中立的第三方对两极式的矛盾进行调和的举动。
如果我们将“对立型”的正反对比过程（2+、2−）视为“行动”过程的一体两面，那么“对立型”也就从属于“过渡型”；而对立的两个环节（2+、2−）亦可再分别套用“过渡型”细化、拓展情节。由此可见，“过渡型”和“对立型”的情节链实际可以互相吸纳。
无论何种类型，情节链至少包含表示事件进程不同阶段的三个情节单元，多者不限。含有的情节单元数量越多，该情节链就越难整体移用，重复率就越低。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将以AT分类系统为代表的情节类型理解为大型的情节链。
（二）中心情节单元
刘魁立在《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一文中提出“中心母题”。针对33则“狗耕田”故事的生命树，他说：“最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构成本类型主体的情节基干。这一基干包含着两个母题链（情节段）。这两个母题链分别以‘狗耕田’‘狗坟上长出有神异能力的植物’作为内核，它们同时也构成这个故事类型的两个中心母题。”
本文以“中心情节单元”取代“中心母题”。在“过渡型”和“对立型”这两种情节链内，中心情节单元的位置不同。过渡型情节链中最重要的是“2针对性行动”。它未必总处于文本的中心位置，但一定是扭转事态的关键，是表示过渡、转换阶段的动词性情节单元。以三条情节链为例：
例1：某得异物——有人做家务——窥看现身——（藏皮／巫术复人形）——确立关系
例2：男子救动物——进入异空间——礼物索取提示——得神异之物——（获利／娶妻）
例3：男子寻妻／反角欲占其妻——难题——解答失误／成功——（反角死）——夫妻分离／重聚
它们的中心情节单元分别是：窥看现身、得神异之物和对难题的解答。如果我们将每条情节链都视为一个从静态到动态再复归静态的波动过程，中心情节单元正是波峰。
在对立型情节链中，中心情节单元往往位于同一角色或两个角色的两种行为展开之前。如“妹变鸟——男获利（鸟与之亲近）——姐受惩（鸟骂姐）”，“姐杀鸟——鸟坟生植物——男获利（乘凉）——姐受惩（勾头发）”，中心情节单元分别是“妹变鸟”和“鸟坟生植物”。它提示将要发生两种行为的结果对比。或可这样理解：中心情节单元在过渡型中提示主人公的状态即将颠覆，在对立型中标示其后的两种行为对比。
以上意在指出辨识中心情节单元的方法。正因每一条情节链都有以中心情节单元标示对比状态的稳定结构，情节链才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被不断移用。那些将若干情节单元随机连结而成的段落仅是临时性组合，不具备稳定性，也就不会得到重复性地整体搬移，在口头传播中容易失落或变异，更无所谓中心情节单元。中心情节单元与情节链都是民间叙事的基本构件。
（三）情节链与序列等情节链
由情节单元组合而成，它与普罗普（Vladimir Propp）的功能项、回合，布雷蒙（Claude Bremond）的序列之间是何关系？在笔者看来，故事的基本单位与组合单位的关系如下表：
表1 故事的情节层和功能层
第一，这些概念位于文本的不同层级，它们的抽象程度有别，笔者将相关的两个层级分别命名为情节层和功能层。一则文本从具体到抽象是不间断的动态过程，同一则文本在不同层级上的呈现形式必然具有同位关系，只不过是逐级抽象的。情节层对一则叙事概括性地陈述，阐明事件的原因、动机和过程中相互关联的情节。情节单元、情节链、AT情节类型以及母题、母题链均位于情节层。功能层关注文本的结构要素如何构成有机的系统，即要素组合的逻辑可能。普罗普的功能项、回合与角色，布雷蒙的序列等均处于功能层。
第二，有些情节链未必能抽象进入功能层，可能在抽象过程中被压缩为零。
情节层与功能层之关系，如同调节焦距对树的观察：近距离观看，我们可以放大一枚叶片，观察其上具体的脉络（情节层的情节单元、情节链）。在较远的距离，可见的是树干、树枝、树叶（功能层的功能项、回合、序列），叶脉不再可见。情节链未必总能进入功能层，可能在抽象的过程中被简化、过滤。普罗普对功能项的定义是“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那么，不充分具有行动过程意义的情节链自然也无法体现在功能层中。
第三，若该情节链能被抽象进入功能层，它可能被抽象为一个功能项，也有可能被抽象为功能项的组合，即普罗普的回合或布雷蒙的序列。
普罗普在提取了神奇故事的31个功能项之后，提出以回合表示功能项的组合，故事就是一个及一个以上的回合按不同方式结合的产物。一个回合始于加害或缺失，终于对它们的消除。与普罗普一样，布雷蒙的序列也是在功能层推导故事结构，所使用的基本单位仍然是普罗普的功能项。但他对普罗普的回合进行了简化，在他那里，只要三个表示事物变化过程的功能项就可以构成序列。
因此，功能层生成的一个序列，可以在情节层派生出许多不同的情节链。相反，不同内容的情节链也可被抽象为同一个序列。如序列“（反方强正方弱——）正方得宝物——正方获利——反方仿效失败——（反方弱正方强）”在情节层有十分多样的表现，生命树2狗耕田故事中多次兄弟相争就是对该序列的循环应用，强势一方的地位被不断颠覆。生命树5蛇郎娶妻故事中，妹被姐害死以后，“姐杀妹——妹变鸟——男与鸟亲密——鸟骂姐”“姐杀鸟——鸟坟生植物——男乘凉——姐被勾头发”也是对该序列的情节表达。此外，像是“难题——神异解决——达成目的”“设禁——破禁——坏后果（——弥补）”“分离——神奇验证——确认关系”等序列，均在情节层呈现出丰富的情节链。
只要不与既有情节发生逻辑矛盾，情节链采用何种具体形式几乎不受限制，重要的是它连接前后两种情节／状态。因此，在故事情节“无矛盾”的前提下，抽象为同一功能项（或对应于同一序列）的两种情节链完全可以相互置换。无论是继母虐待女儿，天父考验娶了仙女的男子，还是欲占仙妻的恶霸给男主角出难题，都采用过“菜地里捡芝麻”或是“一天内耕种三座山”之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形式，解决方案也多由主人公的亲人或主人公曾经帮助过的动物出手相助。苛刻的岳母考验女婿，可以与另一类型中的嫂子虐待弟弟，或妖怪为害人间，采用同样的方式。情节链于各故事中随文赋形，以匹配该文本的叙事目标。有些序列能够在一则文本之内连续进行自我复制。如：
难题——解决——实现目标——难题——解决——实现目标——难题……
分离——验证——得验——分离——验证——得验——分离……
加害——逃脱——失败——加害——逃脱——失败——加害……
对立——甲获利——乙失败——对立——甲获利——乙失败——对立……
设禁——破禁——坏后果——设禁——破禁——坏后果——设禁……
伪装——试探——结果——伪装——试探——结果——伪装……
黑体部分是单一的序列，它们的连续重复形式时常可见。从故事形态的角度看，即便连续使用十次，它的功能仍然等同于使用一次，叙事进程不会因它的重复而有所推进。它自身的重复叠加只有形式上的意义。想要尽快讲完故事，只要直接演述一次过程即可。反之，那些连续复制同一序列的演述人，一定熟练掌握了故事演述传统，他懂得如何应用这些技巧来轻松地延长演述时间，延宕叙事进程，同时又不改变原有的情节。
比如，在灰姑娘型故事中，身份高贵的男主人公找到受虐的女子，最常见的方式是以试穿鞋子来验明正身，即“分离——验证——得验”序列。女孩穿进这只无人能穿的鞋子，足以证明她就是男主人公要找的人了。可是，讲述者有时并不满足，一定要再次确认不可，像哈尼族《牛丕牛尼阿妈》就先“试鞋”再“走刀子”重复进行神奇验证：
……财主儿子爱上大女儿——带着花鞋来提亲——小女儿穿不进，大女儿穿正合适——财主儿子又让她们走瓷碗刀子——小女儿割伤脚，大女儿安然走过去——大女儿嫁到财主家……
更为常见的是“难题——解决——实现目标”“加害——逃脱——失败”以及“对立——甲获利——乙失败”等等。这些序列的重复既可以在故事主干，也可以在非主体叙事的部分。只要听者不厌烦，讲述者可以无限重复下去，也不会影响故事的叙事进程。不过，在一则文本内部，每次对同一序列进行自我复制，相应的情节链内容必须变化，如继母三次虐待前妻的儿子，分别是醉酒、下井、焚屋。否则，若情节链内容连续重复不符合常理，故事逻辑会被听者质疑。
（四）情节链的位置与角色
情节链的位置并不固定，位于此一生命树“树干”之上的情节链，在其他生命树中可能位于“树梢”。以情节链“得异物——有人做家务——窥看——现身——确立关系”为例，在生命树4的4、4a、4b三则文本中，这一情节链为各则文本所共有，是它们重叠的部分，可视为生命树4的“树干”。同时，该情节链又多次见于生命树2、3、5中的2b、3a、3b、5a，位于以上几株的“树梢”。
甚至在一则文本内部，一条情节链的位置也可能出现在叙事进程的任一阶段。最常见的是难题考验情节链，在文本3b《达嫁与达倪》中就应用了5次：故事开始时继母给前妻的女儿出难题4次；故事后半段，与女主角相依为命的寡妇又给男主角出难题1次。
情节链上的角色亦非一成不变。由于情节链是动词性的，对情节链的提取并不受名词性成分的限定，同一条情节链也能够附着于同一情节类型中的不同角色。如生命树3，文本3a京族《米碎姐和糠妹》、3b《达嫁与达倪》、3c普米族《复仇的青母牛》都应用了“得异物——有人做家务——窥看——现身——确立关系”这一情节链。然而，在3a京族《米碎姐和糠妹》、3b《达嫁与达倪》中，做家务现身的行为主体是女主人公（即受虐的女儿），她婚后生活幸福遭到继母及其女儿的嫉妒，被她们杀害，变成一个神异物体（果子、断竹），被好心人（虾婆、寡妇）拾得，女主人公帮助好心人做饭做家务，被窥看后现身恢复人形；而在文本3c普米族《复仇的青母牛》中，这一情节链的行为主体却是女主人公（受虐的女儿）的生母，生母被继母害死后变成炭头，被邻居阿奶捡走后现身，后又与继母变身斗法。
可知，同一情节单元、情节链可与不同角色搭配，在一则文本内部或同类型的文本之间重复应用。这一规律在民间传说、通俗小说、戏曲和曲艺作品中也很常见，极易给受众造成干扰，使受众混淆人物行为，以致不少研究者试图考证人物矛盾行为的合理性。
四、以“劈山救母”故事为例
笔者以二郎信仰为题写作博士论文时，曾被室友提问：为什么二郎自己曾劈山救母，之后却将与母亲有类似经历的妹妹三圣母压在山下，还与前来营救母亲的沉香一番鏖战？即，“劈山救母”故事的主人公究竟是二郎还是沉香？二者在民间传说和通俗文学作品中均为常见。仅从故事逻辑的角度，这种同一情节链（动词性成分）附着于不同角色（名词性成分）的叙事是普遍成立的，正与上述3c普米族《复仇的青母牛》相似。
《西游记》第六回说二郎“斧劈桃山曾救母”，借大圣之口道：“我记得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么？”二郎借斧、劈山救母故事中，二郎是正方主人公。而在通行的沉香宝莲灯故事中，劈山救母事发生在二郎的外甥沉香身上，二郎之妹与刘姓凡人结合生子，二郎将妹妹压在华山之下，外甥沉香长大后学成武艺，打败二郎，借来劈山斧，救出母亲。二郎变成了阻碍妹妹姻缘、为难沉香行孝的反角。
在不同故事文本中，二郎忽而是劈山救母的施事者，忽而是阻碍沉香劈山的反派。看似矛盾的两种行为，如何在同名人物身上获得统一性？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既有阐释，多以考证文本的影响传播关系或论证角色的文化含义为主。笔者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叙事形态——“仙女私配凡人——被压山下——儿劈山救母”是一条情节链，既可应用于二郎，也可用于外甥沉香。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新编说唱宝莲灯华山救母全传》，开篇道：
话说西汉明帝年间，湖广荆州府有一书生杨天佑，在桃山洞中修炼；斗牛宫张仙姑下凡，与他配合姻婚，生下一男一女：男名二郎，女名三娘。事被玉皇闻知，大怒，降旨将仙姑压在桃山受苦。后来二郎劈山救母，玉帝见喜，二郎封为西川灌口妙道真君，三娘封为西岳华山三仙圣母，两处享受香火。
先略叙二郎劈山救母，后文的主体叙事就是沉香劈山救母，相当于在同一文本中对该情节链使用了两次，只不过前略后详。篇末有诗：
昔年二郎劈华山，搭救娘亲□□□；三仙生下沉香子，劈山救母忠孝全。常言“外甥多像舅”，这句话儿从此传。新编一部《神灯传》，唱与明公福寿绵。
由于舅甥之间有太多行动混淆造成情节矛盾，演述者只好用“外甥多像舅”予以解释。这种现象与生命树3十分相似，相当于文本3a、3b、3c都应用了“得异物——有人做家务——窥看——现身——确立关系”同一条情节链，却加诸母亲（文本3c）和女儿（文本3a、3b）两个不同角色之上。相似情形还有斗法。二郎在《西游记》中与孙悟空赌斗变化：
二郎圆睁凤目观看，见大圣变了麻雀儿，钉在树上，就收了法象，撇了神锋，卸下弹弓，摇身一变，变作个饿鹰儿，抖开翅，飞将去扑打。大圣见了，搜的一翅飞起去，变作一只大鹚老，冲天而去。二郎见了，急抖翎毛，摇身一变，变作一只大海鹤，钻上云霄来嗛。大圣又将身按下，入涧中，变作一个鱼儿，淬入水内。
以上反复应用了“斗法”情节链“反方欲加害——正方变形——正方逃脱”，属于对立型“1初始状态——2甲正乙反——3初始状态被颠覆”。在沉香救母为叙事主干的文本中，二郎与外甥沉香的变化斗争也应用了此条情节链。如《新编说唱沉香救母全传》宝卷：
二郎神变化神通广，沉香变化更无边。二郎神变了石一块，沉香变了石匠人；二郎神变了猿猴子，沉香变了扬州婆；二郎神变了蛟龙出，沉香变了降龙人；二郎神变了虎出林，沉香变了伏虎人；二郎神变了火童子，沉香变了水童子；二郎神变了三十六，沉香七十二变多。
至于《西游记》第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七个女妖在池中沐浴，被孙行者“窥浴窃衣”，正是对常见于牛郎织女叙事的“缺失／紧张——窥浴窃衣——确认关系”这一情节链的化用。不过，此处“确认”的是“敌对关系”而非“亲密关系”，故有行者和八戒大显身手的斗法行动。
五、结语
本文呈现的情节链及其应用方式仅限定在这五株生命树之内。如果放开对边界的限定，这五株树还可以不断伸出触角与更多文本和情节类型发生关联。以上仅是动词方面的连缀。当名词也被纳入考量时，文本之间的联系就更加复杂绵密了。动词关联情节，名词关联人、物，任意一条情节链都有名词性、动词性成分这两种变异的可能，故事的异文由此生成。所有叙事都可以通过少数几则文本的中间传递（过渡）作用无限关联，形成蔚为壮观的民间叙事生命树林。
这些情节链以其“可移动性”，常被搬演于各类故事，使得各情节类型之间存在广袤的模糊地带。几乎所有传统故事均会不同程度地采用情节链。情节链是故事在情节层的组合单位，长久浸淫于民间传统的演述人，必定对各种情节链熟稔于心，才能随心所欲、信手拈来，不仅扩充情节、敷衍赓续，而且可用以改造故事主题，使情节重心不断发生偏移，由一株树逐渐迁延至另一株，故事的主题也就在潜移默化中随之转变了。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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