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丨“农民”刘锡诚——《我与中国当代民间文学：刘锡诚先生口述》读后感

近十年前，2014年的3月，我有幸参加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六十年研讨会。在会上，我做了题为“‘农民’刘锡诚”的发言。发言借鉴锡诚先生本人文章中的自喻，也采用“农民”这个比拟，来表达自己对于先生为学为人的体会。记得当时这个发言在现场引起了不错的反响，但会后，有位与我一道参会的学者却告诉我，她有些担心我这样讲会显得不够尊敬。尽管我并不认可她的担忧，甚至还为自己能找到一个特殊的发言角度而得意，然而，在正式发表发言稿的时候，却忍不住为“‘农民’刘锡诚”的说法加了一句修饰语，强调这是“一个看似不恭的特殊句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内心深处，我其实也怀着和她相似的顾虑。

这种顾虑，就是觉得把老师比作农民，可能会引起他本人的不快，也会引发他人的误解。而之所以有这样的顾虑，归根到底，又是因为“农民”这个概念当中，向来包含太多负面的意义。一提到“农民”，特别是在把它用作比拟的语境中，比如说某某人“像农民”或“是农民”，人们大概率会联想到贬抑的意义，联想到“保守”“落后”“蒙昧”“野蛮”“粗鄙”等一连串的标签。正因为这样，一个非农职业者在被人比作农民时倘能坦然面对，往往需要具有宽广的襟怀和不凡的判断力。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作为一个从天水乡村来到北京的学生，很长一段时间，最敏感的事情之一，就是怕别人说自己是农村人，是农民。这种心态，一直到我读完博士学位，乃至获得高级职称之后，才逐渐得到改变，慢慢变得不那么在乎了。

我把刘老师比作农民的时候，他已经年近耄耋。经历过无数的世态炎凉和人间沧桑，他早已超越了在意被人究其出身的状态，完全能够以从容不迫的心情来理解各种评价。因此，他不仅在现场肯定了我的发言，还鼓励我把发言稿发表在《中国艺术报》上。文章发表后的一天，他又对我说，他在文艺评论界的一些同行在打听我的情况，因为他们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也让我对他的品行和胸襟有了更深的认识。

最近，有机会拜读由丁红美女士编纂的多位年轻同人协助锡诚先生完成的个人口述史《我与中国当代民间文学》。通过书中先生自己娓娓道来的叙述，我对先生的个人成长历程，他在民间文艺学学科、民间文学学术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艺术人类学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等当代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标志性学术活动的组织开展等方面的全面参与、真实经验和独特贡献，有了更加感同身受的认识和理解。其中除一如既往地体现出坚忍不拔、孜孜以求、勤劬不懈的精神之外，还尤其蕴含着对于苦难的深刻体验与豁达超脱。这再一次坚定了我的念头：对于锡诚老师，在我看来，除了用“‘农民’刘锡诚”这个组合，再找不出其他更合适的表达来概括和评价！

因此，我愿意把过去的那篇短文做简单修订后，放在这篇读后感的中心位置，以表达自己阅读这部“如同野老话家常”（钟敬文先生评价季羡林先生文章的诗句）的履迹心痕后的心得，以及对锡诚老师多年不变的敬意。

有幸结识锡诚老师三十多年来，我在学业、工作和生活各个方面，得到了他的许多教导和帮助。长期的交往，让我对他在民间文化研究、文学评论、散文写作等多领域的卓著成就，以及他作为学科领导者的独特视野与胸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他无私关心和提携后辈的师长风范，尤有切身的体会。在这些方面，我可以随手举出很多平凡具体又令人感动的事例。

不过，这并非本文的目的。在这篇小文中，我只想谈一谈自己对先生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缘于我最近再次拜读他的散文集《黄昏的眷恋》。在又一次为书中一段段流淌着真情的文字而感动的同时，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非得用一个看似不恭的特殊句式来加以表达不可，那就是：“‘农民’刘锡诚”。

收入《黄昏的眷恋》的《岁月风铃》一文，是锡诚先生回忆自己青年时代在北大求学经历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早年生活的艰辛，但更多的却是奋发向上的追求与进取精神。而最打动人心弦的，是文中不止一处所表达的同样的意思：“我”是一个一直在地里弓着腰干活的农民，在活儿还没有干完时，从来不会直起腰来喘一口气。

1956年的刘锡诚先生

先生这样自喻，自然有不少自谦的成分，但我却从中感受到了饱经沧桑之后真实的个人心绪表达，其中既有对个人艰难经历的深刻记忆，更有超越苦难之后的高度自信。因此，我更愿意认真地把它理解为对锡诚老师准确、深刻的精神写照。

这首先体现在他的为人上。无论是阅读他的随笔、散文，听同事友人对他的评述，还是结合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刘先生都是一位质朴、真诚而且重情义的人。对于朋友，他始终持有一种朴实醇厚的情感；对于晚辈和学生，他总是会给予关心和提携；对于老师，他一直怀着感恩之心。而对于曹靖华先生等诸多在北大时期给过他帮助的老师和朋友，数十年来他更是念念不忘，深怀感激。“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是传统乡土社会最简单不过的人生道理，但也是日常生活中最难以达到的交往原则，刘先生却以自己平平常常的行动，真实地遵行着这一原则。从他与人交往的态度和方式看来，他实在就像是一位饱经风霜、朴实无华的老农，尽管满脸沧桑，但即使是每一道皱纹，看上去也会让人感到自然和踏实！

俗话说：“人勤地不懒。”作为“农民”的刘先生，永远在勤勤恳恳地工作着、耕耘着，就像米勒画中拾穗的农妇——她是那样勤苦地干着活，只是在偶然的间隙会稍微伸一伸腰；但是在伸腰的过程中，眼睛还是紧盯着脚下的土地，以及田间散落的麦穗。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在田间“不敢抬头”的执着与勤奋，刘先生才能够在这么长的岁月里，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劳作，并不断获得丰硕的成果。

从刘先生的文章著作要目可以看到，他自1957年参加工作之后，一直到现在的2014年，除去“文革”十年，每一年都有文章、著作发表，他的著作目录，构成了除特殊历史阶段之外的一份不间断的成果编年史。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农民”特征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农民，年复一年，每一年他都必须做好当年的计划，必须按时劳作，必须要有所收获，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而这，是他注定的命运，也是他存在的基本方式，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遭遇怎样的坎坷，都不能改变这种宿命。

我与刘先生的交往，主要是围绕自己所从事的民间文化研究专业。但实际上，尽管刘先生在民间文化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卓著成就，他本人却是一位跨学科、多领域的学者。这一点，常常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民间文化研究界的同行颇为叹服。我想，回到“农民”的比喻，锡诚先生可以说是非常杰出的农民。在我们许多人仅仅局限于在一块土地上种植一种作物——也许有的是精耕细作——的时候，他却能够很好地规划自己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多种多收，并生产出多种多样的优良果实。他实在称得上是一位多面的“庄稼把式”了！

当然，刘先生并不是固守传统的老农，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仅就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而言，他不仅对国内资料有熟悉的把握和深入的研究，还一直注重国际学术动态与国际交流。对于新技术，他也始终保持着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到了七八十岁，还能够不断学习和运用新的技术，比如熟练使用QQ、微博、微信一类的交流手段，等等。而对于这些，许多比他年轻几十岁的人，也不见得会更熟悉。

锡诚先生的许多朋友和学生，曾对他的成就和为人做过多方面的评价。我也完全赞成这些评价：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学科领导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是学生和朋友们的良师益友……但是，这一切的评价，结合我自己最深切的体会来说，都回避不了“‘农民’刘锡诚”这个表述——正是因为他对这片土地有这么深厚的感情，他才能够在各个方面取得如此之多的杰出成就；也正因为他对农民及其文化实践深入骨髓的亲近感，他才在所热爱的多个领域当中尤其执着于民间文艺研究事业、一生“与民间文学为伴”并为它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本口述著作开篇第一节的标题，便是“小小农民”。我感觉到，采用这样的标题，既是对先生少年时期身份与生活状态的实录，又是对个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标签的确认。十分巧合的是，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我有缘看到鹿忆鹿教授为刘先生这部口述所作的封底推荐语，其中也强调了先生从小农民到民间文学学者的历程，以及先生作为“农民的儿子”的身份认同，这也算得上是不谋而合的共同感受了。由此，再结合对本书平实自然、坦白真诚的叙说的品味和领悟，我进一步增强了以“农民”来比拟锡诚老师的信心。当然，与本文开始部分提到的对“农民”的消极理解不同，在“‘农民’刘锡诚”这个句式中，“农民”包含了被各种话语系统赋予这个概念的一切优秀品质，诸如纯朴、真诚、智慧、虔敬、执着、勤劳，等等。凭借这些品质，他立于天地之间，既专注于脚下的土地，又时刻仰观俯察，以力求整体的目光来看待和处理自己的土地，因而保证了这方土地能够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最后，请让我用一句最强烈的体会来结束这篇读后感：“农民”在为“刘锡诚”加冕，“刘锡诚”在为“农民”正名。

安德明  谨记

2023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