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求真、求新、求深：刘锡诚的学术贡献与学术追求

刘锡诚先生已是老耄了，学术也步入了花甲之年，可刘先生的精力十分旺盛，学术似乎仍处于年轻阶段。大凡著述等身者，已然成为年轻人研究和评述的对象，而刘先生则热衷于对年轻人的学术品头论足，一直跻身于年轻人的学术行列。在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界，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们中有些尽管笔耕不辍，但就学术而言，基本上已退居二线了，刘先生是少有的几个不倚老卖老的学术弄潮儿。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几个说话有分量的长者，即所谓的学术台柱，惟其如此，学术发展方可平稳。每每举行重要的学术仪式，刘先生就坐前台，便起到了威震四座的作用。具有此等学术影响，主要得益于刘先生的学术能量和品质。

刘先生实际上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学者，他心无旁鹜，一心一意投在学术方面，的确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我从下面四个方面，谈谈刘先生学术的贡献和成就。

第一，刘先生的学术经历，贯穿了整个中国当代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史，其学术取向也是贯穿整个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史。诸如《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1949—1966》《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民俗学派》这类视野开阔、以时间维度见长的研究是刘先生一贯的学术偏向。刘锡诚的学术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个缩影。研究刘先生学术演进的动向，我们可以大致梳理整个中国当代民间文艺学的动态和走向。拜读了刘先生的文章、学术著作，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刘先生的学术是契合时代的、直面当下社会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与其说刘先生的研究把握了学术动向，不如说是紧跟了时代，刘先生总是能够在社会乃至政治环境中施展学术腾挪。将学术置于意识形态的前沿，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融为一体，大概是刘先生治学的突出特点。尽管刘先生是十分专一的民间文艺学家，潜心于书斋，但总是“面朝大海”，学术心胸极为辽阔。就当下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是民间文艺界和整个文化界的一个热点领域。当全社会都执迷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和政治化，到了难以自拔的时候，刘先生则冷静地从学理的层面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遭遇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方式》《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理论建设》等一系列论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升了非遗保护的学术层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民间文学学科被政治和经济所绑架的厄运。因此，研究中国当代民间文艺学史是绝对绕不开刘先生的研究。刘先生的学术道路与整个中国当代民间文艺的发展轨辙是何其吻合。他紧跟政治和时代步伐的学术气势恰恰是年轻学者所缺乏的，积极入世应该是民间文艺学研究应有的态度。

第二，就是刘先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首先，他触及的领域非常广阔。按照钟敬文先生的说法，民间文艺学包括五个方面的领域，一、民间文学理论（包括民间文学概论、民间文艺学等），二、民间文学史（包括神话史、歌谣史、谚语史、民间小戏史等分支学科），三、民间文学研究史（包括民间文学各种体裁的研究史的分支学科），四、民间文学作品选读，五、民间文学方法论及资料学。这五个方面的领域，刘先生都触及到了，只是用力不平衡而已。尤其是民间文学理论和民间文学研究史两个方面，刘先生著述颇丰，并且起到了引领和主导的作用。特别是近百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为扛鼎之作，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史学品位。其次，他把自己的学术放在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展开整体关照学术的书写方式，视野开阔又比较前沿。实际上，民间文艺学容易走上肤浅。因为民间文学是老百姓的文学，也是浅显的文学。我们听完一个故事，就知道什么意思，不需要做任何解释。民间文艺之所以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就是它不需要我们用思考来理解，我们完全是在享受故事，沉浸于说和唱的审美情境当中。还有，研究民间文艺需要采风，采风就是把你所见到的、听到的东西，客观地记录下来，那么这种客观记录作为一种学术诉求，就会影响我们的学术思辨，导向我们学术研究也是一种再现，或者是重现。这两个方面大大影响了我们民间文艺理论的深度和书写深度。民间文艺学是把熟悉变成陌生，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而刘先生在这个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作者：刘锡诚，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

我们特别强调民间文艺学，或者民间文学的独特性，认为和作家文学有很大的区别，通过与作家文学的区别来凸显民间文学的价值和地位。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刘先生恰恰把这两者打通，而且并不过分强调民间文学的独特性。刘先生基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功底深厚，始终坚持从文学的视角对待作家和民间。一般民间文学研究都是努力把两种文学分离，强调民间文学的独特性，而刘先生恰恰是在文学的层面透视两种文学形态的共性，努力消弭两者的边界，视野更加开阔。将精英文学和民间文学一并审视，形成了上下贯通的大文学观，这使得刘先生的民间文学研究具有一种恢宏的气度。

第三，就是他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划分了整个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阶段，清理出20世纪民间文学的学术思潮和学术学派。在民间文化的象征、中国原始艺术这些领域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以《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和《中国原始艺术》两部专著为代表，很多论文的观点非常新颖而且深刻。记得有一年在东岳庙开一个研讨会，当时正是宣传“三个代表”的时候，其中有一项是“代表先进文化”。我们看问题通常都是一分为二，民间文学如果不被看成先进文化就会被归为落后的文化，既然是落后文化就要被清除，还要保护它干什么？但他却认为我们看问题不能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能绝对地看问题，应该客观全面地对待这样一种文化。这给了大家很大的启发。

《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

作者：刘锡诚，学苑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

《中国原始艺术》

作者：刘锡诚，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刘先生秉承深厚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学术功底，坚持从文学的视角把握民间文艺。他一直认为民间文学首先是文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审美特性，人们之所以要去演述民间文艺，参与民间文艺的活动，主要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美感，带来审美感受。民间文学的本质是文学，然而当下的研究将偏离文学视为一种时髦；刘先生却一贯坚守民间文学的审美立场，深化了民间文学的本体理论。所以，当很多民间文学的学者转向民俗学的时候，他还在坚持民间文学这一阵地，甚至仍走着传统的民间文艺学的老路。

在刘先生的学术里，少有时髦的方式和所谓前沿的方法。有些学者的深刻是靠新鲜的词汇、概念或话语体现出来的，而非以论证的严谨和分析的透彻见长。刘先生用本分的语言和逻辑做出了深刻的学问，这是学术成熟的表现。尤其是考据式的研究路子。他治学强调资料的扎实和全面，这一点非常突出，细小的资料也都反复求证。刘先生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我有一篇文章不知发表在哪个刊物，他查了没有查到。这其实是一篇短文章，他也一定要知道确切的出处。这种考据式的做学问的方式，值得我们提倡。按照刘先生自己的话说，他在学术上求深、求真、求新，这的确是刘先生做学问的最大的特点。求真就是要有理有据；求新，我认为就是研究的选题、领域要紧跟时代；求深，思想意识应该是深邃的。这三个“求”显示了刘先生的学术个性和学术追求。

第四，就是老骥伏枥，勤勉的学术耕耘。从他长达70页的个人著述目录来看，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界，刘先生的著述应该是最丰硕的，刘先生称得上是最高产的一位学者。我统计了一下，仅仅2013年，他就写了35篇文章，平均10天就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刘先生的确比我们年轻人还年轻。刚才有人说到做学问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勤奋，一个是精力。这两者刘先生都很富有。而且，刘先生极少耗费时间在各种会议上，也没有所谓的学术和社会兼职，一心一意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执著于学术这一点而言，年轻人很多都做不到。刘先生的学术地位已然崇高，拥有吃不完的老本，完全可以高枕无忧，然而他依旧刻苦，实乃纯粹的学者。

刘先生心态非常平和，精神状态也非常好。他常常自谦是边缘人，但是他对学术的坚守，对民间文艺无私的投入，对学术前沿问题的思考，所有这些都表明，刘先生实际上一直处在学术的中心，甚至已成为我们民间文艺学界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