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标题袭自元代济南名士张养浩《登汇波楼》中“城楼高倚半天风”一语。张养浩归隐家乡济南后,多次登临济南北城墙汇波门上的这座高楼,“盖济南形胜,惟登兹楼可得其全焉。”巍巍城郭之上,再登峨然城楼,穷千里之目,岂能不令人生出“排嚣宣郁,使人蜕凡心,近高明”之感慨(张养浩《重修汇波楼记》)?元初才修建的历下北城汇波楼,暂且按下不表,还是从有着更为久远的济南之城说起吧。
冷兵器时代,讲究建城郭、筑高墙。所以,古代城邑都修有或土或砖垒筑而成的高大城墙进行防御,所谓“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城郭自禹始也”(见《吴越春秋》)。为便于出城入城,一般城墙都修有数个阔大的城门。在古代,城墙一般称作“城”,城墙外修建的护城河(壕沟),称为“池”或“隍”,所谓“有水曰池,无水曰隍”。成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池”指的就是护城河。
那么,济南古城的城墙究竟建于何时呢?说太久远了,怕被人笑为“妄说”,但春秋战国时代,历下就建有坚固的城防,是基本可以断定的。因为大量古代典籍也多是将历下古城的建成时间认定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如:唐《元和郡县图志》卷十《河南道六·齐州》:“历城县(上;郭下),古齐历下,城对历山之下。汉为历城县,属济南国……州理城,古历下城也。《左传》晋平公伐齐,战于历……。”北宋《太平寰宇记》卷十九《河南道十九·齐州》:“历城县(旧一乡,今二乡),古齐历下,城对历山之下。……州理,古历下城。《史记》:晋平公伐齐,战于历下。”元于钦《齐乘》卷三《郡邑》:“历城县(中),倚郭。古齐历下城,在历山之阴。《史记》晋平公伐齐,战于历下。”康熙《济南府志》卷十一《建置志一》:“济南府城,即战国之历下。”乾隆《历城县志》卷一《总纪一》:“县城肇于周汉……县界之中,得古城十有一,曰鲍,曰谭,曰平陵,曰台,曰历下,周城也……。”乾隆《历城县志》卷一《总纪一》:“(周)灵王十五年,晋伐齐,齐灵公与战历下。齐师败,晋遂追至临淄而归。见司马迁《史记·晋世家》。”《山东通志》卷三《建置》:“历城县,附郭县,在历山之阴,春秋战国谓之历下。”明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指出:“(济南)府南阻泰山,北襟渤海,擅鱼盐之利,界河淮之中,成肘腋重地也。春秋时,诸侯争齐,多在历下。自战国以迄秦楚之际,历下多事,则齐境必危。秦兵次历下,而王建由以亡。”王建是齐国的末代国君,公元前221年,秦兵攻克历下城,齐国被秦灭,六国归一。以上文献典籍,都将济南古城的建城史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历下城。综上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历下城,应该毋庸置疑了。至于,当时这座历下古城规模有多大,由于资料阙如,不得其详。
到了汉代,汉高帝六年(前201)冬十月,汉太祖高皇帝又“令天下县邑城”(《汉书·高帝纪》),也就是说,命令天下所有县邑都要大修大筑城池。作为“肘腋重地”的历下古城自然不会例外。据明刘敕《历乘·建置》载:“历下城,建自汉,历晋永嘉年间移平陵城于此,而城始大。”也就是说,重建自春秋战国时的历下古城,在汉代得以再次重建,而晋永嘉年间(307—311)将济南郡治所移至历下后,济南古城才又得以进一步扩大。到了北魏时期,历下之城已历经近二百年风雨侵蚀,故被北魏郦道元(约470—527)称之为“历城县故城”,他在《水经注》中写道:“泺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觱(bì,古代一种管乐器)涌三窟。”唐代济南之城,已被杜甫先生称之为“历下古城”了。公元745年,时称大唐天宝四载,那年夏天,34岁的杜甫匆匆赶往济南,会见济南郡太守李之芳及其族祖、北海太守70老翁李邕,在历下亭内的欢宴上杜甫吟出“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名句后,还和李邕、李之芳登临济南北城上刚刚“结构罢”的“新亭”。在历下北城上,杜甫欣然命笔写下《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亭对鹊湖》一诗。站在城墙新亭下北望,映入李邕和杜甫眼帘的,是满眼连荡稻谷长势喜人的江南景色:“负郭喜粳稻,安时歌吉祥”(李邕《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
“大亭孤起压城巅,屋角峨峨插紫烟。”(曾巩《鹊山亭》)到北宋年间,高大巍峨的济南古城墙更是多被文人墨客屡屡付诸笔端。北宋齐州太守曾巩在对济南泉水源流进行验证之后,曾巩又依据古代典籍,特意对历山的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进行了一番缜密的考证。经过辨析,他认为,《史记·五帝记》中“舜耕历山”的之山,就是“齐之南山为历山,舜所耕处,故其城名历城,为信然也”。由于济南古城地势南高北低,城内外泉水众多,难免水患也容易多。尤其是众水“汇而为渠,环城之西北”,每到夏秋季节,逢上滂沱大雨,城内排涝不及,家家进水,户户积水,百姓苦不堪言。如遇洪涝久滞不退,北城的外积水又会通过原有的北城门倒灌入城,所以,人们不得不“常取荆苇为蔽,纳土于门,以防外水入之”,故而,“既弗坚完,又劳且费”。曾巩决心消除多年的水患,“故北城之下疏为门以泄之”,让老百姓过上无虞的日子。分析水成患之因后,曾巩制定了详尽的改造规划。公元1073年(熙宁六年)二月,一场轰轰烈烈的北水门改造工程的硬仗打响了。曾巩“以库钱买石,僦(jiù,雇佣)民为工”,利用原有城门,在两侧垒砌石崖,中间放置石质水闸,安上了两扇木门,“视水之高下而闭纵之”,根据水位高低和水量大小决定水闸的开闭。如果城内积水,则开闸放水,水向北流进城北的沼泽地;若城外积水有倒灌入城之势,则关闭闸门,御水于城外。工程紧张干了一个月零几天,一座“累石为两崖,其深八十尺,广三十尺”的北水门就宣告竣工。于是,济南城“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人无后虞,劳费以熄”,彻底解决了城北的水患问题(《南丰类稿·齐州北水门记》)。在济南期间,曾巩还多次登上城墙,眺望四野景象,写下了大量诗篇。曾巩离任后第二年,另一位文学家苏辙来济南登上北城墙上的北渚亭,他在《北渚亭》诗中描绘了月夜于北渚亭宴饮游乐的情形:“西湖已过百花汀,未厌相携上古城。云放连山瞻岳麓,雪消平野看春耕。临风举酒千钟尽,步月吹笳十里声。犹恨雨中人不到,风云飘荡恐神惊。”苏辙登“古城”上的北渚亭正是春季一个月夜,是白天游玩百花洲和西湖(今大明湖)以后,游兴未尽,遂相约三五好友来北城登亭宴饮。在诗中他摭拾旧典,把济南的北渚亭想象为楚辞《九歌》中的“北渚”,由此生发出美丽的联想,并据以立意,使人读后浮想联翩。
元明以前的济南城墙多为土筑而成,到了明代洪武四年(1371)开始将城墙“内外甃以砖石”,加固原有古城,即“以石为趾,砖为肤,土为骨”(崇祯《历城县志》),以墙基为石包土,墙基以上为砖包土。城墙的内墙体,近水区域包土的砖墙有三尺厚,目的是防止水潦浸灌墙体内部。该古城“周围十二里四十八丈,高三丈二尺,阔五丈。四门:东曰齐川,西曰泺源,南曰历山,北曰会波”,城墙上建有“城楼十一座,敌台一十三座,垛口三千三百五十个,旗台五十五座,四门官厅各二座,惠民药局各二座,炮楼各四座”(《历乘·建置·城池》)。洪武四年(1371)修建的府城墙,在明朝期间共重修五次。据《山东通志》卷四《城池志》记载:城墙下部约8尺垒以青方石,以上砌大青砖,每块砖重约7.5千克。东、西、南3城门旁设登城马道,四角突出,建有矩形角楼,每百米左右设一炮台。并沿城挖护城河。4座城门因地势和防御需要并不左右对称,称“四门不对”,东门偏北,西门偏南,北门偏东,南门正中。明末清初,在齐川、泺源、舜田(后改为历山门)三门外增设瓮城,且在齐川和舜田的瓮城内各设子门两个,又称放军门,瓮城上设有箭楼。
清光绪三十年(1904),济南开埠,商业迅速发展,为方便交通,济南古城又新开四门:东北为艮吉门、东为巽利门、西南为坤顺门、西为乾健门。经历代修葺,到清末,济南内城墙高达12—14米,厚10—12米。每隔70—100米有一个向外突出4米的炮台(俗称马面),护城河宽五六米至二三十米。济南外城墙(俗称圩子墙)是在清咸丰十年(1861)捻军北上时,清廷耗银7000 两,紧急在济南城外挑壕修筑的土圩城。同治四至六年(1865—1867),又将土墙改筑为石圩子墙。重修后的石圩周长二十余里,高一丈二尺,阔一丈,开七门(岱安、永固、永靖、永绥、永镇、济安、海晏门)并筑炮台14座,因城北多水,缺其一面,整个圩子墙计长3670丈,高1.2丈,基厚1.5丈,上有垛口3309个。从而使济南成为兵书上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古代城防体系最发达的坚城。随着济南不断发展,至济南战役前,圩子城共有11道城门,各城门依次为东北海晏门(俗称菜市圩子门)、东永靖门、东南永固门(俗称东舍坊门)、东南中山门、南岱安门(俗称南圩子门)、新建门、西南永绥门、正西麟祥门(后改称林祥门)、普利门、永镇门、西北济安门(俗称北小门)。至此,老济南共有原王宫城(后为巡抚院署)、府城、圩子城“三重城”的建置已全部形成。
清光绪七年(1881)夏天,西方传教士威廉臣夫妇从烟台到北京顺访济南,想起几年前他们到达济南时,首先映入眼帘得到就是高峻巍峨的济南城墙,威廉臣夫人在《中国古道——1881年威廉臣夫人从烟台到北京行记》一书中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清楚地记得,上次我们抵达济南府的时候,太阳正好即将落入西山,高峻巍峨的城门和雉堞状的城墙就在我们的眼前,落山之前太阳的余晖从城门和城墙的背后照射过来,而我们是迎着落日的方向,折让城门和城墙笼罩在一片紫色于金色的光芒之中。”(中华书局2019年1月版)
(当年的济南城墙马路)
1935年7月26日,著名报人王芸生路过济南时,一下车寄存好行李就租了一辆人力车赶到西门,并由此登上济南城墙观光,那时济南城墙上已被辟为城墙马路:他记道:“我以为一个陌生人到济南,最好是到城墙马路上走走,在那里可以眺望千佛山,俯瞰大明湖,真所谓‘湖光山色一望收’……城墙马路宽大平坦,汽车可以驰骋往来,每个垛口上栽种着花草,自然形成一道风景线,是济南特有之胜。我立在城墙上,葱茏的山色,潋滟的湖光,都在目前。在碧油油的自然的景色中,错落落地安排着街巷人家,不啻一幅锦绣画图。济南之美,当无过于此了。流连凭眺,不忍即去”(1937年《芸生文存(二)·济南半日》)。王芸生游览过的城墙马路,在20世纪30年出版的《济南》(倪锡英著)有详细记载:“济南城区里,还有一件足以称述的事情,便是城上汽车道,这是各省各地没有的,而独济南有之。在济南内城十二里周围的城头上,辟着一条广阔的汽车道,这车道的起点,是在靠西的泺源门口,从平地建着斜坡通到城头上,仿佛一座桥面的坡度一般。到了上面,可以绕城一周,仍旧在泺源门的另一个斜坡上下来,那城上的交通非常有趣,路的阔度可以交行过两部汽车,两旁还留有人行的余地。假使你坐了汽车到济南城头上去溜一趟,那是再开心也没有的事,你可以望见那大明湖,那内城外城的屋脊,都在车轮下面流过,你仿佛是坐了飞机一般,在济南的城上兜了一个圈子。”1934年春天,著名文人柳亚子偕夫人奉老母北游后转道济南,陪老母亲游览了趵突泉、龙洞、大明湖等名胜,并登上济南“可通汽车”的城墙马路。他写诗赞道:“城头驰道莽纵横,城下明湖万顷萦。输与胡酋夸眼福,会波楼上闭门羹。”所谓“会波楼上闭门羹”,柳亚子有注:曰“城墙上有马路可通汽车,其上有楼曰‘会波’,门扃(jiōng,门闩)不得入,见觉罗·弘历所建诗碑而已。”(《鲁游杂诗一百首》)
济南解放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全面开展,1950年开始济南府城墙被逐步拆除。1965年,为纪念济南解放,在济南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攻城突破口处的预留东南城角建成解放阁台基。1966年,将拆除后的东西南面城墙,修建成环城马路,即今黑虎泉北路、黑虎泉西路和趵突泉北路。北城墙在大明湖风景区内,仍有残存的部分土芯。至此,高大巍峨的济南古城城墙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2003年,济南市考古工作者在西城根街发现了一段明代城墙,墙体仅残存城内侧的砖石部分,长约45米,残高约3.6—5.5米,残厚约0.4米。地表以上部分由下部的基石和上部的灰砖组成,下部1.4米为大块条石砌筑,上部3米由青灰色砖垒成。尽管这段残破的城墙被紧紧夹在两侧违章建筑之间,难窥其全貌,但它仍是济南最后一处保存较好、原汁原味的明代城墙。2007年3月,由这段残存的明城墙组成的济南西城墙遗址被公布为济南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于2007年3月、2018年4月至5月两次对其进行了考古勘探,以期获得济南古城墙遗址的建筑结构、修建、修补方法等基础资料,为遗址保护和展示方案的编制提供科学依据。这两次对西城墙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段城墙基址,为西城墙遗址在地下部分的延续,整体东北—西南走向,最长处达80米。还发现8块残破的墓碑。其中可见年号的有3块,纪年分别是“至正十二年”“至正十六年”和“至元四年”,这几块石碑均出自外墙的底部,显然是明洪武四年大修城墙是用前朝所遗墓碑条石垒砌上的。至元应为元朝末代皇帝顺帝的年号,元顺帝自1333年至1367年曾先后使用至顺、元统、至元、至正等年号。至正十六年为1356年。这段城墙遗址是目前有关济南古城城墙修建的最早实物资料,对研究济南古城的历史沿革和建筑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考古探沟也表明,明代城墙建成之后,由于地下水位的上升,老城区内为防止室内受潮内涝而不断抬升地面,城墙根附近的地面也随之不断抬升,导致原本在地表之上的墙体变为地表之下。自明城墙建成到现在约六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地面至少抬升约1.5米,这一现象对于研究济南明清时期的水文、环境方面均有非凡的借鉴意义。
《管子》曰:“凡立国都,非大山之下,必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济南古城的选址,则是巧居广川之上、大山之下,两利皆得,城南的四里山、马鞍山、千佛山、佛慧山等,是整个城市的绿色屏障;古城建筑轮廓线低缓,透过几条风景视廊自然地将山、河、湖、泉与城维系成一个有机整体。凭借山水之胜,巧妙安排城市格局,这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很难得的。千百年来逐步发展形成的济南城市格局和独特风貌,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由于历代的不断修建,济南古城布局合理,加上山河湖泉的自然景观,济南更加显得古朴、雄伟、壮丽。老舍先生更是把济南老城称赞得无以复加:“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下很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儿。你的幻想中要有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
如今,仍保留的一小段西城墙内墙遗址,依稀能看到当年城墙的模样,成了人们游览、凭吊的网红打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