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唐代历下秀美风光的文章可谓不少，但写唐代历下经济生活的文章似乎还较为鲜见。那么，唐代历下古城的经济活动是一种什么状况呢？这可以从2002年济南高都司巷遗址的考古发掘中略见一斑。“开元通宝”是唐代的一种货币，它的铸造标志着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次在济南老城区发现的开元通宝钱币，不仅证明了唐代时期济南地区的繁荣程度，也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
唐朝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日趋活跃。在这一背景下，历下古城由工而商、由农转商的商贾群体也得到迅速发展。当时齐州（济南古称）有个名叫刘十郎的市民，“以鬻（yù，卖）醋油为业”“壮年时，穷贱至极，与妻佣舂（chōng，把东西放在石臼或乳钵里捣掉皮壳或捣碎）以自给。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声，视之，已中折矣。夫妇相顾愁叹，久之方寐”。第二天他意外得到一根舂米用的新杵，在地下挖出了一些“隐伏之货”。自此，他专门“习商估，数年之内，其息百倍，家累千金”（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一三八《齐州民》）。清代诗人毛大瀛在《续齐音一百首》中也转述了这段故事，云：“齐州富家翁刘十郎，穷贱，与妻佣舂自给。忽一宵，舂杵中折。凌旦，新杵在旁。自是穿地得隐伏之货，遂致富。以为鬼神所赐，乃宝而藏之。”毛大瀛还为此事专门写诗咏之，诗云：“一样茅檐野碓舂，十郎忽作富家翁。须知新杵宵来换，鬼亦嫌人彻骨穷。”
“千金”一词中的“金”指的是钱，也就是货币。古人以铜为金，所谓“金钱”原本指的就是铜铸钱币。“千金”自然说的是钱多，形容富贵。高都司巷遗址考古发掘自2002年10月1日至9日，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此次发掘中大量遗迹被发现，其中包括路面、水井、灰坑、窑址、窖藏等。出土了大量的遗物，主要包括瓷碗、瓷罐、瓷杯、瓷兽等各种瓷器及残片，陶豆、陶壶、陶罐、陶模等各种陶器及陶片及其他器物。其年代从春秋战国到宋元明清时期，跨越2000多年，再次证明了济南是一个有着绵延不断历史文化的古城。这次考古发掘中较为重大的成果是，出土了数百枚铜钱，这些铜钱位于灰坑底部，原串在一起，成串堆放，从锈迹斑斑的文字隐约可以看出，是“开元通宝”。
（2002年拆迁前高都司巷汇源里一带俯瞰图，王晓明摄）
“开元通宝”是唐代铸造的一种铜质货币，也是唐代第一种货币。“开元通宝”并不是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开始铸造。“开元通宝”钱文由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形制仍沿用秦方孔圆钱。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废除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流通了700多年的五铢钱，这点在《旧唐书·食货志上》有明确记载：“武德四年七月，废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的直径通常约为2.5厘米，重量约为3.5克，铜质多为青白或淡黄色。其设计古朴，表面有清晰的月牙形状，钱文清秀俊逸，浮雕感明显。
“开元通宝”的流通在我国钱币形制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的铸行结束了钱币以重量单位为钱文的历史，自此改称“宝”，或“通宝”，或“元宝”，或“重宝”，并冠以当时的铸造年号，如宋“太平通宝”、明“永乐通宝”等。“开元通宝”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钱币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为了后世通宝、元宝钱之起源，这种货币制度流行了1300年直到清末，成为我国方孔圆钱的定形标准。清朝光绪年间，开始用机器铸币，出现了中无方孔、正面为“光绪元宝”、背有蟠龙花纹的铜元，外圆内方的铜制钱才结束了流通。“开元通宝”的名称中，“开元”意指“开国奠基”，而“通宝”则指“流通宝货”，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货币作用的进一步认知，也意味着货币为财宝观念的增强。
高都司巷遗址“开元通宝”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唐代时期济南地区与周边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这些钱币可能来源于贸易活动，即所谓“习商贾”“家累万金”，也可能与当时的某些政治事件有关，这些都为我们理解唐代以降济南地区的经济贸易地位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此次高都司巷遗址经发掘确认文化层最深处为6米，文化层高低不平，南部高北部低，距地表3米以上为明清时期的文化堆积，3米以下至4米多为宋元时期的文化堆积，4米以下为宋代以前的堆积。在立面上可以直观而清晰的看到黑色文化层、黄褐色淤泥层和红色生土层的分界线。厚厚的不同颜色的文化层的堆积，正是济南不同时期历史文明的叠压。
此次挖掘还出土了大量从战国到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罐、壶、瓮等陶器陶片，青花瓷、青瓷、白瓷、印花瓷、刻花瓷及各种带花纹的等瓷器（其中甚至有不少是名窑的瓷器），以及汉代铁釜、宋代腰刀、三爪铁锚等铁器和大量建筑构件与牛骨器。这次考古的另一大成果是，在不足1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发现了三十多座水井，其形状全为圆形，采用直接下挖的方法凿成，个别有用砖或石头砌筑的井圈，还有一眼是用陶井圈圈筑起来的。水井距离不大，大部分相距两三米，有的甚至相距不到1米。井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其年代多为战国时期，一口古井中还出土了两个带文字印戳的战国陶罐。考古人员认为，在有限地域内密集地分布着如此众多的水井是十分罕见的，这说明当时这里的居住人口非常密集。早在在两千多年前，这一地区便是一个水源旺地，后来济南古城风貌被人们描述为“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次高都司巷遗址考古成果为断定济南是一个至少拥有3000年历史的古城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也为认识和探究济南地下泉脉的内在源流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证依据。
此次发掘的原高都司巷地区，是济南古城区的一部分，历代为高官富商居住和商贸繁盛的地带。高都司巷一名出现于明代，因有一位高姓都司曾在此置有府邸而得名。明代的“都司”为都指挥使司的简称，都指挥使是管理一省军事事务的长官。这儿多费点笔墨，简单介绍一下明代的“都司”建制。明太祖朱元璋为强化中央集权，对中央和地方两级统治机构作了重大调整。地方上，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废除行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分掌一省民政、司法、军事，并称“三司”。三司互不统属，各对朝廷负责。都指挥使司负责管理所辖区内卫所，以及与军事有关的各项事务，是地方平时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分别隶属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并听命于兵部。洪武三年（1370），又升杭州、江西、燕山、青州四卫为都司，其军事司令部就是都指挥使司，听命于兵部。这样，明王朝共置有21个都司、行都司，它们是：浙江都司、辽东都司、山东都司(隶左军都督府)、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四川都司、四川行都司、广西都司、云南都司、贵州都司(隶右军都督府)、河南都司(隶中军都督府)、湖广都司、湖广行都司、福建都司、福建行都司、江西都司、广东都司(隶前军都督府)、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山西都司、山西行都司(隶后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一人 ，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四人，正三品，经历司经历，正六品，都事，正七品：断事司断事，正大品、副断事，正七品，以上二属司各有吏目一人，司狱司司狱，从九品。都司内部的分工大体是，都指挥使及同知、佥事，以其中一人统领司事，称为掌印；一人负责练兵，一人负责屯田，称为佥书，有的则分管巡捕、军器、漕运、京操、备御等事务。不担负具体职务的则称为带俸。经历和都事则典掌文书，断事处理军队的刑狱。都司下设卫指挥使司、千户所、百户所。每卫5600人，分前、后、左、右、中五个千户所；千户所又分为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112人。各卫所平时屯守，战时奉命攻守。明洪武九年（1377），山东都指挥使司迁来济南，最初设在珍珠泉大院，成化二年（1466）在珍珠泉建德王府，都指挥使司署迁至今泉城路中段路北。
明清时代，高都司巷由于位于古城西门附近，周围一带银号、钱庄非常多道光元年（1821），济南就有银号、钱局以及经营金融业务的商号163家之多。为便于银钱业的规范管理，嘉庆二十二年（1817）在该街设立了济南银钱业最早的行业公会——福德会馆。城内各银号有：三合恒、庆泰昌、协聚泰、大德通，大德恒等。每天一早人们便到福德会馆交流信息及进行交易，俗称“上关”。道光二十九年(1849)， 济南银钱业鉴于钱币“私铸丛生，搀和混真，亏遍闾阎"，有的钱号只好“买卖银项，拖延支付”，于是钱业公会公立行规约束，并勒石嵌于高都司巷的福德会馆墙壁上。
1906年7月，时为世界级跨国贸易公司的德商礼和洋行在高都司巷开设了礼和洋行济南分行，主要负责济南及山东西部的进出口贸易，收购当地所产的煤炭、花生、猪鬃、桐油、羊毛、大麻、皮货等土产销往欧洲、美洲等地，主要业务仍是向中国倾销“洋货”。后礼和洋行济南分行迁至普利门外，再后迁至经二路。原高都司巷汇源里有一处黄家大院，主人黄汇川人称“黄八万”，他创立的“吉泰号”估衣铺遍及北京、青岛等地。原高都司巷36号，是裕华文具店老板的宅院，他经营的裕华文具店一度将分店开到上海、新加坡等地。高都司巷几近的西关一带，则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就形成了以五大行（中药行、杂货行、绸布行、鞋帽行、钱行）为代表的商业集散地，按清乾隆《历城县志》对高都司巷及西关一带的描述，是“辎辆云集，贸易无虚日”。1920年代初期，任教齐鲁大学的外籍人士帕克在《Social Glimpse of Tsinan》（中文译名《济南社会一瞥》）一书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初济南古城内“集市、行会和家庭作坊”的中世纪城市特色，他说：“在这座城市中我们发现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城市交织的特点。城墙、护城河和狭窄的街道是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的特色；集市、行会和家庭作坊是中世纪城市的特色；而铁路、工厂、商埠区内宽阔的街道、学校、电灯和电话线以及没有围墙的商埠区，则是现代城市的特色。”
高都司巷1966年曾改名为“启明街”，1980年恢复原名。2002年建设万达购物广场时，该街大部被拆除。
济南古城高都司巷遗址考古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城历史的认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的方法。在未来，我们期待更多考古发现能够为我们揭示更多的济南历史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