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监管新规的背后，是刻不容缓的改革

文化 2024-11-23 21:01 中国

11月12日，召开了地方国企改革和监管工作视频会议，分管副总出席并讲话，提到一个全新的概念“强化覆盖全级次子企业的穿透式监管”。

这是一个不同于过去几十年国企改革的新要求，从一般常理而言，非常奇怪，因为过去强调的是国企市场化改革、政企分开、限制监管部门权力、尊重企业自主经营权，而现在突然要求“穿透式监管”，还要“覆盖全级次子企业”。

为什么呢？

不寻常背后，必有缘由，这也是理解改革的钥匙。

带着这个问题，小镇谈谈自己的看法，并非正确答案，仅供参考，欢迎谈论。

目前海外以及部分国内专家，特别不理解的一点是：为什么决策层如此有定力，明明有足够的政策空间，为什么还不采取断然的刺激措施？就像过去十多年做过的一样。

只能说，学者终究是学者，不是实践家。学者管理国家和经济，很容易陷入指标化的陷阱，对于经济指标的波动过于在意，而忽略了指标仅仅是根据过去经验的概括，但并不能反映复杂现实。虽然理论告诉学者们这些波动是正常的，但是总克制不住使用种种工具人为烫平波动的冲动，潜意识里觉得让经济指标在限定区间内波动，这才正常。

基于不同学派理念，对于波动范围、干预手段、用力幅度的观点各有不同，就不一一赘述了，毕竟当代的西方经济学越来越抽象，面对更加动荡复杂的世界，这种高度理论化的概括，在用于指导实践时越来越吃力。

小镇之前也分享过，过去十年特别重视经济指标的波动，关注市场动态，总是希望积极干预，让波动在期望区间进行，这种想法其实与发挥市场作用有着根本矛盾。市场本身虽然有失灵，但多数时候自有规律，出现波动后，市场会自我纠偏，虽然短期看上去波动更大、短期更痛，但长期看反而损失更小。

过度干预导致短期刺激越来越频繁，一个接着一个的短期刺激政策出台，最终导致出现短期刺激长期化。

简单理解，比如看到经济出现下行、某个行业出现危机，本来通过市场自我调节，出清之后也就恢复了，但因为不接受这种短期的波动，于是立刻采取刺激措施硬拉，但是客观规律不是能轻易逆转的，于是拉一次之后要拉第二次、第三次，每拉一次积累的问题越多，同样的政策发挥的效力越来越弱，于是刺激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

最终导致什么结果呢？

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根本不缺钱，甚至更大的问题是钱太多了，然而大量的资金还是花在不缺钱的地方，长期缺钱的地方更加缺钱，要换个花法，就需要先解决过去错误花钱带来的问题。

举个最突出的例子，现在都说地方财政紧张，但是小镇一直说地方财政紧张、债务问题，根本没有这么严重，有的是办法解决，核心是因为地方国有资产这几年迅速增长。

比如国有资产，2023年底，仅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为64.2万亿元，其中地方占57.3万亿元，负债仅为10.7万亿元，净资产为46.6万亿元，这些资产种类非常多，有很多种分类，从资产类型上包括土地、房屋、车辆、家具设备、公共设施、各种材料物资等等，这都是很不错的资产。根据11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的调查，核心问题是资产管理效益低。

注意根据2019年的专项报告，2018年底才只有37.7万亿元，短短五年接近翻倍了，2023年民企500强资产总额也才不过49.85万亿元，低于地方拥有的57.3万亿元。

真的缺钱吗？

这么多资产、如此快的增长，怎么来的？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小镇开头提到的“短期刺激长期化”，习惯了用增量刺激来延缓问题，对增量资金不珍惜，增量资金砸下去之后，就沉底了，变成了闲置的存量资产。如人大报告所说，大量资产被闲置，甚至有的闲置长达21年，而且还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图书馆、活动室等，刚刚建成投入使用，就因为缺少运行维护资金，不但无法提供预期服务，还被闲置甚至自然损毁，这带来了多大的损失？

而这些缺乏监管、闲置的资产，也成了某些“有心人”从中牟利的对象，比如最常见的违法转租、低价出租等等。

一方面是地方有海量的资产大量闲置甚至被损毁，另一方面地方又受困于财政紧张，钱袋子紧张，这就很矛盾。

为何如此？

还是短期刺激长期化，伸手就能拿到新的资金，又怎么会去想如何盘活呢？

这些资产非常值钱，比如最简单的房产，地方持有的房产基本位于城市内部，地理位置并不差，哪怕以市场价打折对外出租呢？

这些房产可绝不仅仅是办公用房，还有很多商厦、酒店。比如民盟黑龙江委员会就提出了“关于盘活国有闲置房产的建议”，建议中提到麦凯乐商厦、原伊春大厦这两个闲置房产。

小镇查了下位置，紧挨着哈尔滨中央大街，这是多么黄金的地带。然而这些房产不仅闲置，每年还要缴纳房屋取暖、维护等大量管理费用，缺乏维护也导致房产贬值，甚至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这些房产能不能盘活呢？哪怕打折租给市场化机构，不仅能获得收益，还减少了安全隐患和管理费用。

这样的问题普遍存在。小镇只用人大报告的数据，在报告提到的“资产底数有待进一步摸清”，注意前面的64.2万亿很可能低估了，因为根据报告仅中央部门存在的少记漏记资产问题就涉及13.46万平方米房产、151.54亩土地和31.88亿元设备物资或无形资产，中央部门管理终究要严格规范的多，那么地方呢？

比如报告中就提到“有地方反映，省本级行政和参公事业单位约80%的房产未办理权属登记。随着时间推移，相关当事人离岗退休，资产权属更加难以理清。”

对这个报告感兴趣的，建议看原文，小镇就不再赘述了。

所以，小镇一直说中国财政潜力在全世界可能是最高的，地方债务问题也并没有网络上很多人说的那么严重。因为债务不怕多，只怕资不抵债、掏不起利息、不能借新还旧、出现违约，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比如美债问题，只要美国新国债还能卖出去、只要美国不违约，那就能继续维持。

所以，对于财政紧张、债务问题，需要应急，那就是“化债”，把高利的信用债、企业债等隐性债置换为低利率的地方债甚至是国债，先把利息降下来，11月公布的方案在未来5年可以减少地方利息支出约6000亿元。

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想办法盘活海量的闲置、低效利用资产，自然不能再继续搞“短期刺激长期化”，要求各地不能继续期待增量政策，而是把精力用在盘活存量上。

每盘活一处闲置资产，不但可以减少支出，还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更能够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的价值。

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例子，7月三中全会提出“要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近半年有很多宣传报道，而且不仅仅是国家、地方持有的资产，社会资产也有大量闲置。

比如昨天光明网报道了天津的存量盘活改革行动，提到一个科技广场项目，包括8栋楼，2009年就开发建设了，原本计划作为酒店式公寓、写字楼等使用，但因为经营不善，2014年直接停工了，仅完成70%。但是就在距离这个广场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南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而这些高校和院所却很愁场地问题，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实际产品。

最终当地把这个原本作为公寓和写字楼的广场，改造为了具有科研和生产于一体的产业基地，改名为“天开高教科创园”，不管现在实际使用效率如何，相比停工近10年，现在无论如何也创造了更大的价值。

最后列举下原报道统计数据，报道说仅天津2024年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就实现了194.85亿元的收入，而且城市里也少了很多闲置、破烂的房产。全国呢？

办法是逼出来的，停了惯性的、容易的但是存在后遗症的办法，自然会逼出更好的法子，不能总是指望靠外部解决自身问题，还是要真正靠自己去解决，拼尽全力之后实在搞不定，那国家当然也乐于帮助。

说到这，就可以理解开头提到的很奇怪、不同寻常的新监管要求了。

全新的概念：“强化覆盖全级次子企业的穿透式监管”。

注意“穿透式监管”，而且是“覆盖全级次子企业”。过去穿透式监管主要用在金融监管上，很少用在国资监管领域，即使之前偶尔提到“穿透”，也只是强调企业内部要穿透，比如要求中储粮等大型央企，要对内部管理穿透，具体措施比如粮库信息化建设，中储粮要掌握全国的粮库情况。

借助智能工具，完成了储备粮从国家到省到粮库的穿透式监管，一切数据可以追溯、不可修改。

而上一轮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监管是“管资本”，这个改革的本意就是要限制监管部门的权力，要求监管部门只管与资产有关的比如合并重组，对于企业内部经营不要插手，当然更不可能跨越母公司去监管子公司。敏感问题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关系。

然而这次提出的“穿透式监管”，不同于企业内部穿透，也不同于“管资产”，而是要求监管部门要直插企业内部，而且不仅仅到母公司，还要直插到子企业，而且还是全覆盖。

小镇关注到，这个新提法引起了不少专家、市场派人士的担忧，认为会导致监管部门权力扩大，导致监管臃肿、越权，最终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于是经营不好。还与过去政企切割的改革方向不符，会导致出现政企不分，甚至认为监管部门插手企业内部管理，可能会导致地方跳过融资平台，通过地方国企融资填补财政缺口，最终拖垮地方国企的，等等。

的确，如此穿透式监管，肯定有副作用，专家们的担忧也很有道理。

但没有任何政策只有利没有弊，关键是取舍，要实事求是，不能刻舟求剑。

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地方财政紧张、债务风险大而且存在继续扩大隐性债务的风险，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存在大量闲置资产问题，而由闲置又延伸出很多问题，相比地方政府，地方国企的问题未必更小。

相比可能的影响效率，加强监管，先把存在的问题捋清，把腐肉烂疮切掉，更为重要，等完成净化，再推动市场化改革也不迟。更何况存在这些烂肉的情况下，效率能有多高？

加强监管，说不定效率更高。

至于专家们担心的监管部门扩权，这个担忧确实有道理。但是政策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一整个体系，相比过去，现在的吏治和对权力的监督体系更加完善，不宜再拿着多年以前的经验去指导未来改革。

更何况，未来是全球动荡的年代，也是大国之争最关键的几年，未来几年最重要的就是尽最大限度集中力量，先赢得关键胜利，再说其他。

退一万步讲，什么影响效率、权力扩大、政企不分，只要赢下最关键的胜利，这都不是问题，如果输了，其实也不算问题了。

这就是学者与政治家的区别，学者总是想要找到最完美的解法，又或者只是盯着自己最熟悉的一小块。但政治家最关键的就是决断。

事无万全，求万全者无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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