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红枫，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梁子敏，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这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等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全方位、多层次、中长期的金融支持能够强有力地培育和形成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新质生产力，助推强国建设，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应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就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核进行分析，并论述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机理，最后为金融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6月在《求是》发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间，我国实行传统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即“投资—生产—简单再生产投资、扩大再生产投资—再生产”的发展方式，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的制度优势（张占斌，2015），GDP实现年均9.8%的增长速度，成就斐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产出规模报酬边际递减的经济规律指引下，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制定“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一方面，我国劳动力有效供给接近饱和，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2018年至2022年间，城镇调查失业率从4.9%逐年提升至5.5%，就业压力有所增加；另一方面，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由正转负的趋势愈加明显，自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制造业PMI从35.7%波动攀升至51.9%，多次出现向下偏离荣枯线（PMI=50%）的情形，投资不确定性风险有所增加。为彻底解决我国劳动力与资本要素潜在的风险，包括劳动力面临的结构性失业、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资本投资的非乐观预期等，亟需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此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驱动型逐步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韩文龙等，2024）。
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产出Y是由综合技术水平A(t)、劳动力供给L以及资本投入K共同影响决定的。其中，式（1）表示传统生产模式，式（2）表示新型生产模式，α1、α2、β1、β2分别表示L与K不同生产模式下的边际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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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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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式（1）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传统生产力发展时期，通过投入资本Ktra、劳动力供给Ltra的持续增加而不断促进产出Ytra的提升。此时Ktra、Ltra与Ytra之间存在正向激励机制，然而当Ktra与Ltra达到一定门槛值时，产出Ytra的边际效用逐步减弱，通过增加投资与劳动力供给来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思路受阻。当我们引入式（2）新的生产函数时，新质生产力A(t)new的产生与发展由两条路径构成，路径一是通过式（1）全要素生产率A(t)tra的大幅度提升实现，建立“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路径二则是通过将式（1）中用于Ktra与Ltra的投资转移至式（2）中的A(t)new，随后可得到Lnew与Knew，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从旧到新”生产要素的转折，改善劳动力供给L与资本投入K对产出Y的边际效应，达到了“由负转正”的边际效用政策目标，实现了传统产业的结构性转型升级，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新业态转变。综上所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解决劳动供给失衡、投资预期风险等问题的现实需要，亦是对经典生产函数理论在经济发展现实表现基础上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延伸，是推动全社会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一般而言，新思想新发现孵化为生产力的阶段往往最需要资金支持（洪银兴，2011），也即完成“0—1”跳跃过程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因此，亟需金融通过创新财政科技投入的方式对“重点企业—关键领域—核心技术”进行资金支持，引导和促进银行业等各类金融机构及风险投资的各类资本加强对科创型企业的关注度，特别是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加强金融对科创型企业的孵化作用，真正实现科技创新发展链条与金融资本链条的有机有序结合，为新产品新产业的发展注入资金活力。此外，应当持续关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在产品越过早期研发阶段后，金融要持续关注产品项目的后续进展，不断投入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推动新质生产力成果的转化速率。在应用科技要素、重视科创型企业自身发展的资金需求的同时，也应关注传统型企业的转型升级。我国在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方面已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为全球拥有最全产业链体系的超级工业大国。我国通过“长链、补链、强链、扩链”等措施卓有成效，但在突破链条顶端时仍面临“卡脖子”、被低端锁定、“大而不强”等艰巨挑战。为此，应依靠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优势。多年来，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弱点在于过分关注产业链条中的头部尖端企业，而忽视“上—中—下”游中实力均衡的企业，其与我国产业链的完整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为长期保持我国全产业链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发挥产业链的高度韧性，要求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通过科技金融对传统产业搭建服务平台、构建产品载体，解决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提高传统企业转型后的集聚效应，加强产业融合创新的能力，从而不断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质增效。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既有研究表明，绿色金融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及提高投资效率，配合社会层面环境法规的落实，增强了绿色创新的作用，进而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和社会绩效，并在一定滞后期后最终提升了企业的财务绩效（王馨和王营，2021）。而从社会层面观察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在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金融有效配合国家绿色政策，推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在做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等理论的指导下，金融业应将新的经济发展理念落实到资源配置工作中，为绿色产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精准支持。同时应当把金融创新的落脚点放在其他新兴产业上，助力更多新兴产业更快完善，进一步丰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当新技术新发现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也即步入“1—∞”时期，投资回报收益较高，所面临的投资风险较小，此时银行是最为有效的融资渠道（龚强等，2014）。在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西方发达经济体注重金融市场的发展，以银行信贷为主，其他融资方式为辅。而在新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要注意围绕新质生产力进行金融体制机制的改革，做到金融市场多种融资方式的平衡。一方面，更有效果、更有活力、更有层次的金融市场是技术尖端产业发展的土壤。另一方面，传统的银行体系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也应注意到银行基于风险厌恶投资视角出发，过分强调贷款担保抵押的价值，这种风险偏好更多体现在贷款结构上，从而导致资源的系统性错配，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鉴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我国银行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要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金融通过耐心资本发挥关键性作用，长期有序通过资金融通扎实推进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发展新质生产 力，资本市场与商业信贷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资本市场中股权市场与债券市场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以及信贷市场的低息贷款等政策性优惠方式，皆为新质 生产力要素的发展提升留足资金空间。 新兴经济体通过发达经济体引进先进技术并获得比发达经济体更快速的技术“跃迁”加速度（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实现“弯道超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先进技术不是一成不变，往往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改进变化的，因此直接引入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当前的国际形势诡谲多变，西方发达经济体对我国实行长期技术封锁。在此背景下，我国的金融力量需要发挥桥梁作用，搭建人才沟通的纽带，积极利用发达经济体的智力资源，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需要健全合理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所有生产要素充分涌流，突出发挥金融资本对于锻造人才、激发人才创造活力的“催化剂”作用。当前，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的状态下，我国仍然坚持持续走低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长期保持低利率，有利于刺激投资，释放股票、债券等各类资本的活力，为人才的流入提供更多的薪酬吸引力，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金融手段实现劳动力供给后，如何进一步确保劳动力的长期有效供给呢？为此，应当实施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例如，健康权益的可及性对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存在正向影响（邓睿，2019）。越全面完善的保险等金融机构的保障越有利于吸引人才的同时留住人才。为此，要不断完善人口生育政策，优化企业用工的政策环境，做好失业风险保障、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创建养老金融服务体系。（一）培育长期资本进入重点领域，加速科技金融培育新质生产力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金融服务体系，完善长期资本供给机制，为“专精特新”产业发展提供长期精准规范的资金扶持。通过构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鼓励、支持、引导居民储蓄通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方式转化为资本市场的优质“耐心”资金进入到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等重点领域，培育投资者的长期投资理念，避免“热钱”大进大出，减轻因跨境资本异常波动所扰乱的金融市场平衡。围绕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机构回归本源，因地制宜提供差异化、专业化、多样化、综合化的金融服务。此外，要牢牢把握国际社会科技与产业尖端发展动向，深入了解科创企业的经营状况，倾听成长期新兴企业的发展诉求，有针对性解决重点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孵化关键核心技术形成新质生产力。不断加大对科创型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通过金融科技等新型金融模式促进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程悦等，2024），与时俱进开发实用新型保险险种，设计科技保险、网络安全保险、产品研发保险等丰富保险产品品类，分散企业的研发风险。（二）推动提升科技金融的服务效能，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添砖增瓦在持续关注科创型企业发展的同时切勿忽视传统行业的转型优化升级，提升新锐企业的数智一体化水平，建设智慧供应链，在重点领域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集约化应用。打通科创型企业与传统型企业的交流合作“最后一公里”，定期召开贸易博览会、企业供需对接交流会等，吸引长期资本风险投资、分享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推介企业的新技术新方案新业态，不断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动能。就信贷市场而言，由于对接夕阳企业融资需求时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透明度较低等问题，银行面临“惜贷”“畏贷”等困局。为此，应加大对传统转型企业的融 资担保机制，同时加大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普惠小微再贷款、再贴现等支持力度，加快建立“省—市—县—镇”四级互联互通的供应链金融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担保补偿机制，推出诚信企业奖励性税收优惠政策，打破银行与经济效益较差的传统企业间融资壁垒，进一步提升投融资效率，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三）加快绿色金融的发展步伐，畅通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传导渠道新质生产力本身是绿色生产力，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实现资源配置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助推器（彭红枫和梁子敏，2021）。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绿色金融的支持。通过加快绿色信贷发展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监管部门应及时准确对科技型企业与传统型企业进行综合评估打分，公布绿色专利清单，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打分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绿色信贷评估，提升企业绿色项目融资的效率，加速新质生产力的成果转化。加快出台绿色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努力提升企业绿色发展积极性。同时，还应围绕绿色金融产业链条，打造生态绿色产业集群，辐射带动周边相关产业生产力的提升，从而丰富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传导渠道。（四）充分发挥金融催化剂作用，促进劳动供给向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正向溢出在科研维护方面，充分培养高新技术科研专才，因势利导打造“短—中—长”科研产出全生命周期。深化科研团队地区间、国际间合作，畅联“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等领域共享共建，通过设立合理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促进科研团队创新专利技术、发明发现的应用转化效率，实现科研与产业实践的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在人才培养方面，政策需向原始创新策源能力与原始创新策源地倾斜，通过深挖“脑科学”“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加强数学等基础学科的课程开设门类。与此同时，在职业技术学校实行“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在校内推行“职业导师制”，为企业提供高素质技工人才供应保障。在用工保障方面，完善职工生育、养老、失业、伤残、医疗等保险互助机制，不断完善和健全收入分配机制，增强职工的劳动信心与劳动热情，使劳动力有效持续稳定的供给企业。最后，在人口提升方面，积极引导育龄妇女灵活自主就业，构建普惠托管托育平台，倡导夫妻共担家庭责任，消除性别歧视，通过实施减税、补贴、低息贷款等政策优惠，形成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逐步增强女性生育意愿，为新质生产力的后续发展筑牢“人口关”。（五）优化金融市场融资结构，助力金融资本下沉新质生产力首先，应规范资本市场发行上市及退市制度安排，合理优化股权融资占总融资比重，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加快创新资本生产要素充分涌流。其次，稳慎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本市场的力量，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逐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力度，从而提升产业发展新动能。在实际操作过程还需要加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警惕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泡沫化。一方面，避免金融机构与风险投资者“脱实向虚”，将大量资金过度投资于流动性良好的大中型企业，造成投资资本的浪费。此时真正需要寻求资金支持的小微初创型企业则由于金融机构对其投资信心不足、流动性资质评估较差而丧失融资机会，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企业为赢得机构投资者的青睐，会通过涉房投资渠道来加强企业的“账面”经营实力，过度的不动产投资占用生产研发资金，降低生产资金的利用效率，造成产业空心化，损害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为此，需要加大信贷投放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担负社会责任，综合评估投资风险，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最后，加大对企业的经营监管审批强度，加强企业内部监管与风险控制，遵守商业道德。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用心用力为企业新质生产力赋能。
参考文献略。全文刊发于《金融监管研究》2024年第7期，10-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