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1学界观察|新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趋势蠡测

摘 要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性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新中国档案学将何去何从？其发展前景如何？这是当代档案学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根据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结合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特点，笔者认为中国档案学将呈现以下主要发展趋势。

      2.1 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的特征将更加突出。科学原本是一个整体，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人们才将其划分成不同的学科。德国科学家普朗克指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从物理到化学，从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打断的链条。”[1]这说明不同学科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一个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任何一门学科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以其他学科为基础的，与其他学科没有任何联系的学科是不存在的。这在当代横断学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信息科学就是综合运用数学、热力学、仿生学、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与人工智能等学科互相结合、互相渗透而形成的。

      我国档案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展档案学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收获，开阔了学者们的眼界，拓宽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创建了档案法学、档案社会学、档案事业管理学等一批分支学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档案学者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档案学问题，被引入的学科也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少数几门邻近学科发展为包括哲学、史学、数学、生态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建筑学、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新闻传播学等多门学科。例如，一些学者采用新闻传播学的有关理论对档案文化产品的传播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档案文化产品传播的源头、渠道与反馈机制，影响档案文化产品传播的主要因素，以及提高档案文化产品传播力的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一些学者利用经济学中的长尾理论对“冷门”档案、潜在用户、资源配置等档案管理中的“长尾”现象进行了探讨，建议档案部门建立信息过滤系统，对档案信息产品进行分类并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通过智能系统向用户推送其所需要的“冷门”档案；对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整合，并通过举办档案展览等方式开展档案宣传工作，吸引公众对档案的关注，将潜在用户转化为现实用户；加快档案工作标准化建设，提高档案工作效率，降低档案工作成本。同时，加强馆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构建长尾档案信息共享平台。一些学者借用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档案用户的急迫心理、求助心理、求全心理、不信任心理及不轨心理等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应对之策。一些学者借助建筑学的有关理论对档案馆的建筑设计理念与定位、绿色档案馆建筑设计、档案馆的建筑原则、档案馆的建筑文化、档案馆建筑技术应用、档案馆的社会形象等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一些学者运用计算机科学的有关原理与技术对档案文本挖掘的定义、作用、步骤，馆藏档案资源的深度聚合与可视化展示，档案语义转换等进行了分析。

      综上所述，跨学科研究法已成为现今我国档案者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相信已经从跨学科研究中获得收益的当代中国档案学者未来一定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展档案学研究，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趋势将更为明显。

      2.2 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将更加完备。是否拥有一批结构合理、相互关联、相互协作的分支学科是衡量一门科学或学科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由几十门分支学科构成的比较完备、比较成熟的档案学学科体系。从创建的方式来看，早期的分支学科大多是以原有的档案学二级分支学科和档案工作环节为依托而建立的三级分支学科，如科技档案文献编纂学、机关档案管理学、档案利用学、而近期的分支学科则大多是在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部通过学科交叉、融合而建立起来的，如档案法学、档案社会学等。可见，利用当代科学发展的整合性趋势建立新的分支学科是当前和今后档案学分支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式。

      虽然近几十年来我国档案学分支学科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最严密的档案学学科体系，但对照吴宝康教授20世纪80年代设计的档案学分支学科建设目标，[2]我国现有的档案学分支学科数量还相对较少，档案学学科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例如，目前除了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国档案事业史分支学科和宋代、明清等少数几个朝代的断代史分支学科已经建成外，绝大多数断代档案史和区域档案史分支学科都处于空白状态。再如，尽管不少学者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中外在档案概念、档案（文件）运动规律、个人档案管理、档案事业管理体制、档案机构、档案法规、档案教育培训、档案网站、档案学术组织、档案鉴定、档案利用开放、档案管理现代化、档案文创产品等诸多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方面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但鲜少有人关注比较档案学自身的理论建构，比较档案学分支学科建设长期停滞不前。此外，档案术语学、档案学史等重要基础分支学科或不够完善或没有建立。

      针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新特点、新变化和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存在的不足，国家教育部于2018年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新文科建设开始启动。2020年11月3日，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省威海市召开。会议通过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新文科建设要求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方式，强调学科发展中的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更新升级。新文科建设的实质就是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对传统文科进行改造升级，这对于档案学分支学科建设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如果说以前档案学者利用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档案学问题并据此建立相应的分支学科是一种自发行为，那么在新文科背景下开展跨学科研究、建设相关分支学科则属于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是档案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使命与担当，其对档案学分支建设的推动作用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新文科建设强调文科与文科、理科、医科、农科的全学科交融，特别是文科与理科的交融，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工程等新技术有机融入人文社科的学科体系构建，使新文科始终处于“新”的状态。因此，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与新技术相关的计算档案学、档案数据管理、档案人工智能管理、档案生态学等分支学科将会陆续问世。同时，体现档案学专业特色的中国档案学史、档案术语学、历朝断代档案史、区域档案史、比较档案学等分支学科也将先后建立起来。届时，中国现代档案学将真正成为一门体系完备的成熟学科。

      2.3 档案学的“思想库”功能将逐步凸显。从理论上讲，任何学科都应发挥“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即每个学科都应关注社会现实，直面社会矛盾，解决实际问题，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3]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将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库”功能写进党代会的报告，充分反映了执政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和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殷切希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国际体系加速演变，国际政治不确定性上升，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面对这种形势，每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应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刻苦钻研科学理论，对专业问题和社会问题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实践创新为理论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理论创新为实践创新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只有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密切关注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前瞻性和战略性课题，聚焦重大现实问题，努力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才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才能充分彰显人文社会科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才能不断提高、增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新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界既要成为理论殿堂，更要成为智囊团和思想库。

      事实上，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思想库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为我国档案学界的思想库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法学专家参与了包括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内的1000多部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规体系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0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每年都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同时发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中国创新指数”“中国发展指数”等三大指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服务，成为闻名遐迩的学术品牌。[4]

      较之于法学、经济学等显示度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档案学在匡世济民方面相对逊色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档案学在为党和国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方面一定就无所作为，恰恰相反，由于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凭证价值，档案学在思想库建设中有着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档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伴生物，是真实的历史记录，是“未掺过水的史料”，在印证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纠正史籍讹误、解决历史争端等方面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性。近些年来，日本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屡次挑起事端，企图通过改名将钓鱼岛据为己有，但无论是我国还是日本的历史档案都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顺风相送》《更路簿》等中国古籍显示，中国最早发现、开发钓鱼岛，并通过先占取得主权，日本声称钓鱼岛属于该国的所谓“证据”不堪一击。此外，档案在解决中菲南海主权争端、中印领土争端中也发挥了关键的证据作用。

      近年来，档案学在本专业领域的思想库功能也逐步显现。冯惠玲教授等人关于确立中国电子文件管理的国家战略、制定“国家数字档案馆建设计划”、将电子文件管理评估纳入政府信息化评估体系的倡议促成了国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一些学者关于奥运档案、新冠疫情防控、脱贫攻坚档案的收集归档、管理与利用，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国家信息资源产业发展，企业境外档案管理等方面的资政报告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此外，《档案法》的修订和《“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编制也广泛征求了档案学界的意见和建议。

      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任何科学劳动都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它们一方面大量产生档案，另一方面又需要大量利用档案。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档案工作与社会各项工作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上至国家大政方针，下至百姓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无一能离开档案，档案学的资政作用一定会更加突出。

      2.4 档案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将更加频繁。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理应由人类共同分享，而开展合作与交流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基本保障，是实现知识共享、优化国际科研资源配置、促进各国科学共同进步的重要途径。现代科技将世界各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地球小得如同一个村落，开展科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更加必要和便捷。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政治形势的影响，我国档案学界不适当地夸大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档案工作实践及档案学理论方面的差异性和不同点，甚至认为二者冰炭不同器、日月不并明，忽视或看不到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和相同点。这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世界分成两大阵营，从而导致中西方档案学处于隔绝状态不无关系，是国际政治在档案学中的映射。诚然，档案学是一门研究档案工作及其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中外在档案学的一些问题上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关于档案的概念，各国档案学者的理解都不尽相同，有的认为只有移交到档案馆永久保存的文件才能称为档案，有的认为文件一经形成就是档案，还有的认为文件立卷归档后即成为档案，等等。再如，各国档案学者提出的档案鉴定理论也有不小的差异，有的认为应根据档案形成机关的社会地位来判定档案的价值，有的认为应根据文件的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综合评判其价值。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各国档案学理论的分歧，消减中外档案学界在不少档案学理论问题上已经形成的共识。如果中外档案学理论只有分歧、没有共识，那么档案学的科学性就值得怀疑了。只要我们承认档案学是一门科学，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中外档案学存在诸多可以融通之处。

      事实上，世界各国在档案学研究中面临着许多共性的课题，既有基础理论课题，如档案价值、文件（档案）运动规律、档案馆的地位与作用、档案工作实践与档案学理论的关系等，也有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问题，如档案整理与分类、档案鉴定、档案利用、数字（智慧）档案馆建设、档案信息化、档案保护技术等。同时，在不少档案学问题上，中外档案学界的认识和理解基本相同或相似。如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来源原则是档案管理的基本原则，并自觉按来源原则管理档案；认为档案馆工作是档案事业的主体，并将重点放在档案馆工作上。再如，中国档案学者提出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文件运动规律理论）和西方档案学者提出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比较科学地揭示了文件（档案）的运行特点和规律，二者各有千秋、难分高下。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档案学界通过参加国际或国外学术会议、参与国际课题研究和标准制定等方式积极开展国际档案学术交流与合作，收获良多。通过这些年的中外档案业务与学术交流和合作，我国档案学界对国际档案界和其他国家的档案学研究情况及档案学理论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档情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中外档案学的趋同现象日渐明显。

      习近平强调，在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过程中要融通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做到为我所用。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高水平开放的不断推进，档案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将日益增多，我国档案学最终将汇入国际档案学的洪流之中。

      2.5 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与技术相互交错、相互转化的趋势将更为明显。根据理论的内容、性质和深度，我们可以将档案学理论划分为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与技术两大部分。所谓档案学基础理论，是指在档案学理论体系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且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特征的理论或原理，对档案工作实践、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所谓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是指在档案学理论体系中对档案工作实践各环节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理论与技术。档案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与技术是档案学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一段时间以来，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蒙受“不白之冤”，被认为是没有直接应用背景的纯理论研究，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因此没有必要花费过多的人财物开展档案学基础理论。其实，这是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及其研究的误解。科学发展史证明，任何应用理论研究都是在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的，没有高水平的基础理论，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应用理论。基础理论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或引起人们思想的飞跃，或带动管理方法和技术的变革。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科学顾问范内瓦·布什认为：“从统计学上看，那些重要的有用的发现都是从基础研究的某一部分而来。”[5]这说明，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都是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齐头并进，科学理论与学科体系才能完整。我们之所以说中国近代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不完整，就是因为中国近代档案学者极少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其理论和学科体系是跛脚的、单一的。

      档案学是以研究和解决档案工作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的应用学科，其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相互交织、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纯粹的档案学基础理论和绝对的档案学应用理论都是不存在的，任何档案学基础理论都包含着应用的成分，任何档案学应用理论都是以档案学基础理论为背景的。例如，档案工作发展规律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人们研究它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揭示档案工作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建构档案学理论体系，同时也是为了帮助档案实际工作者正确地（正确的）认识影响档案工作发展的各种因素，趋利避害，扬长避短，使档案工作在正确的轨道上不断向前发展。再如，从一般意义上讲，档案利用理论属于档案学应用理论范畴，但其中的档案价值实现规律理论、文件双重价值论、档案开放理论、档案社会化服务理论等都带有比较浓厚的基础理论色彩。

      档案学基础理论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不仅相互包含，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档案学基础理论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之间的界限本来就不甚清晰，一旦条件具备，彼此就会朝着对方转化。来源原则最初是为了解决档案整理和分类问题而提出的一项档案工作政策规定，后经多国档案学者的不断抽象、提炼而发展成为一项支撑整个档案学大厦的基础理论。档案法学理论原本属于档案学基础理论，如果其中的一些观点被吸收为档案工作法规政策，那么它就完成了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的转化。即使是档案学应用技术也有可能转化为基础理论，对档案保护技术和档案现代化管理技术进行学理性探讨而形成的理论就属于（应用）基础理论。

      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推动档案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融合发展，促进档案学基础理论向应用对策转化和应用对策向档案学基础理论升华同样重要和迫切。相信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下，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与技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趋势一定会更加突出。

      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档案学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国际交流等社会各项工作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彼此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水平及走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直接相关。新时代的档案学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并正确处理档案学与社会各项工作之间的关系，紧紧抓住急剧变革的当代社会为我们提供的发展机遇，积极投身于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社会发展潮流，顺势而为，扬长避短，为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档案学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