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1业务研究|大运河文化资源数字化建档保护和传承的逻辑理路与实践探索

大运河文化资源数字化建档保护和传承的逻辑理路与实践探索

     大运河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和流动的历史文脉，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价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增强文化认同、提高国家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22日，中国大运河自2014年6月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大运河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开始受到了广泛地关注。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科学规划、突出保护，古为今用、强化传承，优化布局、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1]2022年，国家又提出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作为活态遗产，是一种复杂而多元的遗产类型。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资源并结合新理念、新技术实现对大运河文化的活化利用亟需深入探究。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2]当前，数字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数字化技术深刻影响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同时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借助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对大运河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建档，从而达成有效保护、传承与利用的目的，这高度契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针。[3]这一举措必将丰富文化资源存储的介质载体，创新文化表达与展现形式，从而构建文化传播新生态，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活力和推动力。

      中国大运河在历史上绵延2500多年，全长3200多公里，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市。悠久的历史沿革、广袤的地理空间，孕育了贯穿古今的大运河文化。它囊括了中国历史上若干个朝代与地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在种类上大运河文化资源分为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生活文化三个方面，而从文化形态角度，可以分为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1.1 大运河文化资源的内容。关于文化遗产资源，我国学术界有着不同的定义，但都认为文化遗产来源于社会实践，是历史上人类通过实践所创造和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等价值的一切财富，包括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4]即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被统称为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具体内容包括：传统手工艺、表演艺术、口头传统与表现形式、民俗活动等。

      大运河的物质文化资产主要由支撑运河运作的工程遗迹、辅助设施和管理体系遗迹，以及与之文化价值紧密相关的古建筑群组成。这些物质文化资产反映了运河历经千年的演变历程、河道航行的风貌、水利管理技术设施，以及运河周边的城市景观、历史遗迹和文化习俗。[5]最具代表性的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65个遗产点，其中包括河道、河堤、码头、桥梁、仓窖、运河城镇、文化自然景观和水工设施等遗产资源类型。如隋唐时期设立在洛阳市的含嘉仓与回洛仓，于2014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们不仅展示了当时的建筑工艺和储粮方法，同时还反映了社会管理、经济交流以及军事战略等多个方面的历史信息。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旺枢纽是大运河上极具科技含量的水利工程之一，实现了对汶河水的合理分配，其技术和方法至今仍对水利工程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

      据国务院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大运河流域8省市总计有1100余项，约占总数的32%。[6]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那些在大运河沿岸地区发现的、与运河紧密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这些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因为运河而形成，还因运河的直接或间接作用而发展和传承下来。首先，它们主要分布在大运河周边地区。其次，这些文化遗产的产生和演变与运河的历史和功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是由运河活动所催生，并与沿运河地区的独特生产和生活方式、地域文化生态系统紧密相连。如河南省朱仙镇的木版年画，以其多样的主题、丰富的构图和鲜明的色彩，反映了中原地区的独有历史与文化，展现了质朴的民族特色。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继承了大运河文化的遗传密码和内在精神，还与大运河的文化传承有着密切的互动和共生关系。

      1.2 大运河文化资源的价值。大运河不仅是文化资源的宝库，更是中国悠久发展历史的见证。刘枫先生曾评价，运河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见证者，是中国最为重要的自然和人文景象，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最佳的第一手资料。[7]大运河遗留的文化资源，可以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部分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对现代社会的多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因此，大运河的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文化传承的重要抓手。

      大运河文化资源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强国力量的源泉。大运河见证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其遗留的文化资源正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和勇气的象征。它印证了南北文化和经济的交流与融合，加深了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为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大运河沿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的体现。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不仅有助于保持民族文化的连续性，也为现代文化创新提供了灵感和资源。

      大运河的文化资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大运河及其遗产的价值源自其历史、文化和生态价值。最初，运河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漕粮运输，但随着城市化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旅游业已成为运河的新功能。国内对运河及其文化资源的开发投入增加，以旅游业为主，推动了运河沿线地区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大运河文化资源为依托的运河城市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潜力，也将拥有更广袤的发展空间。

      1.3 大运河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的困境。在大运河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过程中，面临着多重困境，制约了档案的有效保护与利用。大运河文化资源包括大量文献、建筑结构资料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述历史和技艺传承，然而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早期存储介质如磁带、光盘等难以被现代技术识别和读取，数据迁移和设备老化带来的风险也使得档案的长期保存面临挑战。

      其次，资金和资源的匮乏同样制约了大运河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档进程。保护大运河文化是一项长期工程，涉及技术开发、设备维护和专业人才的培养，但由于无法带来短期经济效益，资金支持不足，进而影响了设备更新、技术培训和公众宣传工作的开展，形成了资金短缺与社会关注度低的恶性循环。[8]

      档案管理规范的缺失也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大运河文化资源涵盖多个领域，地方机构在记录和存储时往往使用不同的标准，导致档案格式和分类不统一，这不仅增加了后续查找和研究的难度，也可能导致信息遗漏，影响档案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社会公众对大运河文化的认知度也是运河文化传播的一大障碍，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并未得到广泛传播，与当今更加贴近现代生活的文化娱乐相比，大运河文化的传播显得边缘化，公众对之缺乏深入的了解和认知。面对这些挑战，需要在政策支持、资金投入、技术应用以及社会教育等多个层面投入更加全面和深入的努力，以实现大运河文化资源的持续保护与有效利用。

     档案作为大运河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真实记录了大运河流域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文学艺术成就以及科学技术遗产。但大运河文化遗产属于线性文化遗产，呈现带状分布，尺度较大，具有区域大、范围广、种类多的特点，而传统档案多为历史文物、遗迹、纸质、石刻等，由于历史久远，保护难度高，受档案种类、地理空间等限制，[9]这些文化资源与整个大运河文化整体进行系统联系的成本较高，这也导致对运河文化系统化传承的难度较大，亟须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数字化建档，破解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瓶颈。[10]

      2.1 构建多元合作主体框架。大运河超大规模的空间尺度与时间尺度，决定了其数字化档案建设工作难以由单方主体来承担，而是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建设，形成政府主导、群体参与、“收放”自如、协同互补的多元主体结构。[11]

      国家文物局作为大运河遗产保护的牵头机构，负责指导和协调沿线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应作为大运河文化资源数字化档案建设的领导主体，对大运河档案资源建设进行宏观把控，主导、规划官方运河遗产普查、建档、建库等工作，协调统筹下辖文物主管部门的各项工作，是整个大运河文化资源数字化档案建设的主要负责者；档案机构作为大运河文化资源数字化建档的主要参与者，依托其专业化的技术与丰富的档案建设人才、设施储备，对大运河文化资源开展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等工作，运用数字化与新媒体技术建立大运河文化档案数据库，是主要实施者；高校、科研机构、组织团体则作为辅助性主体出现，输送大量数字化人才，提供前沿数字化信息技术，主动或参与运河文化档案的研究；作为大运河文化的见证者、继承者的社会公众与非遗传承人，则是在档案建设内部人才短缺、运河文化资源排查遗漏时，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12]

      2.2 深化内容与创新形式。将大运河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建档，并不是将原本的大运河文化档案一比一的复刻，再进行数字化传输这样的新坛装旧酒，而是对表达形式与表现形式的综合性改造。这种综合性改造要求首先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资源的内在价值和历史意义。通过对沿岸城市的历史文献、民间传说、艺术作品等进行细致研究，可以构建一个全面而立体的文化档案，其中不仅包含事实的记录，还融入了对这些事实背后深层次文化意义的解读。在进行遗产保护的同时，对大运河文化做出符合现代社会语境的解读。这样的档案能够让用户在浏览时，不仅了解到大运河的历史事件，更能感受到这些事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和在当代价值。

      其次，创新的表现形式意味着我们需要利用当代科技工具，包括虚拟现实技术（VR）、增强现实技术（AR）、互动多媒体等，为用户提供沉浸式体验。例如，通过AR技术，用户可以在现实世界中与大运河的历史场景进行互动，感受古代船只穿梭的繁忙景象，而VR技术则可以让用户“穿越”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亲历大运河的变迁。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增强了档案的互动性和趣味性，也使得文化遗产的教育和传播更加生动有效。

      2.3 搭建全民共创共享数字化服务平台。数智时代，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对档案资源的“智慧建设”成为趋势，数字化转型、知识化应用已成为一种常态，以新兴技术、现代传媒和共享理念提供大运河档案资源的便利化、扁平化、个性化服务与活态化传播正是传统文化数字化建档的应有之义。[13]

      为了全面展现大运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个统一的大运河文化档案平台势在必行。平台可以整合各地区、各部门收集的文化资源，并将这些资源统一上传至中央数据库。这些资源经过细致分类和地理标注，共同构成一幅覆盖全国的大运河文化数字地图。

      平台向所有实际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公开其数字档案信息，使之成为指导和规范保护活动的关键资源。同时，这些信息也将向研究单位、个人学者以及应用产品开发企业开放，旨在激发社会各界对大运河文化的关注，并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从而不断丰富大运河文化的内涵，实现其价值。

      平台适宜采用开放性的架构设计，确保来自不同背景的用户都能轻松访问和参与。用户将能够在一个直观且全面的界面上，轻松追溯大运河这一线性文化遗产的历史脉络，更深入地学习和理解大运河文化。通过这种方式，平台不仅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传播提供一个现代化的媒介，也为其持续的世代传承建立牢固的基础。

      同时平台将开放用户生成内容（UGC）的上传功能。这可以通过设置简易的内容上传和管理工具来实现，使民间力量能够无障碍地将个人收藏的历史图像、文献资料、测绘成果及个人学术研究等资料上传至平台的信息库中。优化学术成果的即时检索与归档流程，同时激励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积极参与。

      此外，平台可鼓励广大用户上传个人摄影、视频记录以及个人体验和感悟，以增强平台内容的多样性和深度。通过用户间的互动机制，如点赞、分享及内容推荐，优质用户生成内容得以迅速传播，从而实现大运河文化的动态传承与社会化扩散。构建一个开放、参与式的文化遗产存档系统，通过用户互动促进文化资源的共享与传播，进而推动大运河文化在数字时代的活化与创新。平台不仅作为一个静态的档案库，更转变为一个动态的文化遗产生态系统，其中用户的贡献和互动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键驱动力。

      2.4 实现数字档案建用结合良性发展。大运河文化资源数字档案的搭建，为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平台基础，通过数字化档案的建立，实现对大运河沿线丰富文化遗产的有效记录、存储和分类，确保这些珍贵文化资源的长期保存和安全。同时，也为大运河文化的活化利用提供更多可能性，使得大运河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被保护的对象，还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

      通过深度挖掘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将大运河文化与当地特色文化结合，并与文化创意、旅游、传媒、会展等产业进行深入互动和融合，借助大运河文化资源数字平台提供大运河资源数字信息，开发包含运河元素的产品与设计，[14]让大运河档案资源成为推动各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础性支撑材料。这种融合不仅赋能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提供、质量保证和水平提升，而且推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认定，为传媒和会展等产业提供丰富的资源。

      借助数字档案打造大运河文化IP，从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中提取核心元素，构建具有独特性和识别度的品牌形象。通过故事化的方式，将大运河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传说转化为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内容，如创作以运河为背景的图书、漫画和动画，设计具有运河特色的游戏，以及开发相关的影视剧作品。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的运营，传播并强化大运河IP的辨识度与影响，并寻求与其他品牌的合作与授权，让运河文化IP形象出现在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中，扩大品牌影响力。通过这些策略实施，大运河的文化标识（IP）有望转化为文化遗产维护与推广的关键驱动力，同时还能刺激相关产业增长，达成文化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效果。

      数字化技术为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可能性，尽管当前大运河文化数字化建档工作尚未形成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全面体制机制和管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运河文化资源的整合，影响了其数字化进程的深度与广度，但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已经逐渐意识到数字化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重要性，伴随着各地积极开展实践与探索，大运河文化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工作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和优化。

      3.1 数字化建档助力大运河文化资源保护。数字化技术作为一种现代科技手段，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它通过高精度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存储，为文化遗产的修复、研究和展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大运河这样的线性文化遗产，数字化建档不仅能够全面记录其历史信息和现状，还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和智慧管理，进而推动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活化利用。例如，杭州市拱宸桥的三维数字化项目，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为大运河文化遗产提供了更加科学系统的保护方式。

      杭州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中心秉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事业的指导思想，“致力于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5]”在此精神的指引下，该中心联合浙江大学，针对大运河杭州段的拱宸桥展开了一项建筑考古研究与复原性展示项目。拱宸桥是浙江省的一处重要文化遗产，并且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不言而喻。

      该项目通过先进的三维数字化技术，实施了对拱宸桥的全面数据搜集与分析工作，为考古研究、教育项目开发、公众展览等方面提供精确的三维模型和科学数据支持。这一举措不仅让世界文化遗产“活”起来，而且为杭州市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方面提供了“杭州样板”。[16]

      在数字化建设方面，拱宸桥的数字化保护项目展示了如何将高科技与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项目组运用无人机和摄影设备，搜集了超过一万张图片，并通过专业软件处理，制作出全方位的全景图像。这一过程虽然充满挑战，但最终为拱宸桥的现状信息提供了全面调查，并形成了桥梁结构调查报告。此外，该计划还包括创建拱宸桥的CAD绘图和三维结构模型，这不仅为大运河沿线其他遗址的数字化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也是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促进信息技术与文化遗产融合”目标的直接落实。

      通过这样的数字化实践，杭州的京杭运河综合保护中心不仅在保护和传承大运河文化资源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也同样为其他运河城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全新的实践策略和实践路径。这一案例充分展示了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大运河这样的活态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数字化建档，从而实践有效保护和传承的逻辑理路。

      3.2 数字化展示活化大运河文化传承传播。大运河文化的传承同样依托于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化存储与展示的双重功能，不仅延续了文化遗产在时间维度上的生命力，也极大拓宽了其在空间维度上的传播范围。大运河文化的传播在传统上往往依赖于宏大叙事，这种叙事方式虽然能够展现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却因其与现代受众生活的实际距离感而难以产生共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洛运博”）采用了“博物馆+数字化”的策略，通过创新数字化手段，将大运河文化的复杂信息转化为易于理解和互动的形式。

      例如，洛运博在展示古代粮仓时，利用投影技术将粮仓结构的数字动画直观地展现在参观者面前，将原本晦涩难懂的营造原理变得生动易懂。此外，展馆三楼“一粒米的漕运”互动大厅，融合了智能语音、雷达感应投影、三维数字剧场等技术，为游客提供了一种沉浸式的体验。通过这种多层次的互动，游客不仅能够了解大运河的历史和文化，还能亲身体验到古代纤夫的辛劳，以及为皇帝选择菜品的乐趣，从而在互动中加深对大运河文化的认知。

      数字化传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VR、AR、3D等技术重现大运河的历史场景和沿岸人民的生活，这种场景再现和身份代入的传播方式，不仅增强了人们对大运河文化认同感，也唤醒了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基因。洛运博的“城与运”沉浸式环幕影片，通过360度的荧幕和裸眼3D技术，游客仿佛穿越时空身临其境体验隋唐大运河的繁华与变迁。

      这种数字化的传播方式，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被动接收文化信息的模式，还通过提供丰富的感官体验，使人们在自由探索中逐渐深入文化的核心。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的实践表明，数字化技术在文化传承和保护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拉近人们与文化遗产的距离，还能够激发人们对文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无形中塑造和增强文化认同，让大运河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3.3 合理利用数字资源推动大运河文化可持续发展。开发文化档案信息资源是根本，而有效利用则是目标，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在大运河文化资源的档案化进程和应用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这种互补性。大运河作为一项世界文化遗产，饱含历史记忆与文化积淀，借助档案的开发与数字化建设，丰富大运河文化使用途径与范围，能更加有效地推动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2022年世界运河城市论坛期间，江苏省文化投资集团与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共同推出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标志着大运河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工作迈入新阶段。该平台的建设不仅是江苏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重要指示，也是党中央对江苏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的重大任务。[17]

      该数字平台依照“统一保护与传承、平衡开发运营、结合线上线下、融合公益市场”的原则，打造了一个涵盖多个层次和视角的服务系统。它由基础设施、数据和应用程序三层结构组成，并配备了政府服务、民众服务、商业服务和全球传播四个接入点，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数字服务架构。在政务服务端，该平台专注于数字化管理，目的是逐步构建起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的线上指挥系统，以此提升管理效率和决策的质量。至于公众服务端，则被划分为“知运河”“探运河”和“游运河”三大部分，目的是为了构建一个传播运河知识的系统和线上展示的空间，让公众更方便地获取大运河的文化信息，从而增强文化体验感。“企业服务端”则通过集合优质供应商，建立一个促进合作与共同增长的运河文化旅游产业生态网络，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创新，而“国际传播端”则通过在多个主流海外媒体平台开设“The Golden Canal（金色运河）”账号，构建国际传播矩阵，有效扩大了大运河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截至目前，“The Golden Canal（金色运河）”在Facebook平台主页的覆盖人数已超过980万，Twitter平台的曝光量超过192万，Instagram平台的曝光量超过47万，这些数据充分展示了数字化传播在提升文化影响力方面的潜力。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的推出，为保护、传承和利用大运河周边的文化遗产开辟了创新路径，同时为江苏地区大运河文化带发展、打造美好江苏增添了动力。未来，集团将继续联合省文投集团对平台进行推广和深化建设运营，以实现大运河文化的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在数字化时代，大运河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档保护与传承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创新性保护，更是对文化遗产传承方式的一种革命性探索。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大运河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工作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让这一流动的文化遗产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厚重的文化支撑。